■常江
刚刚落幕的柏林电影节将人们对中国电影的期冀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光是竞争激烈的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国产片角逐最高大奖金熊奖。最终,“蟾宫折桂”的是《白日焰火》,而同行的《无人区》和《推拿》同样引人注目。“欧洲三大节”中,数柏林电影节与中国电影渊源最深,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拿下第一座金熊,是第五代导演全面“征服”国际影坛的开端。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平心而论,就算是代表艺术电影奖最高殿堂的“三大节”,也并不具有全球性的代表。诺贝尔文学奖是政治的,各大电影奖也大抵如此。无论戛纳、柏林还是威尼斯,在评判某部中国电影的品质时,也往往更青睐那些描述个体在宏大历史、文化与工业文明框架内飘摇脆弱的命运的题材。不妨看看曾被“三大节”青睐过的著名影片:《香魂女》《霸王别姬》《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莫不如此。不过,我们还是要承认,比起相当保守(当然是美国文化谱系内的保守)的奥斯卡来,欧洲三大电影节基本上还是开放、包容、多元、靠谱的。如《白日焰火》和《图雅的婚事》这种在视觉和技巧上几乎可以用“粗糙”来形容的小成本影片,想在美国拿个主流奖项几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欧洲,他们受到了礼遇。
不过,在兴奋之余,我们还是要有些清醒的思考。电影业在当下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大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势。但中国电影“两张面孔”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合一,反而有日渐分裂之势。一方面,在国外拿奖到手软的影片在国内几乎无人知晓,遑论取得票房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国内主流院线上映的片子总是迎来骂声一片,但这并不妨碍其赚得盆满钵满。到底是中国的电影观众不懂得欣赏真正的“好电影”,还是所谓的“好电影”终究是脱离了人民大众的空中楼阁?《白日焰火》的导演刁亦男早年是作为影视编剧为人们熟知的,其编剧的作品有电影《爱情麻辣烫》和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转行做导演后拍了两部小成本影片,在国际上都拿了奖,却无缘国内公映。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电影导演们就已经摸索出了一条“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发展路径,一些导演甚至冒着被罚多年不能拍片的风险,也要违反规定将作品送至国外评奖。而这些作品,在国内要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上映,要么就是上映了也遭遇票房惨淡。
艺术电影与商业院线的矛盾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但像中国这般“冰火两重天”的境况,却也极少出现。1995年,昆汀·塔伦蒂诺的后现代色彩浓厚的小成本影片《低俗小说》拿了一系列国际奖项(包括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后成功杀入大众市场,竟赢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由口碑带动了票房,实现了品位和经济的联动效应,这是电影产业和电影文化发展更为成熟的国家的常态。但这样的事在中国并未发生过。
明知上映的影片糟糕却仍要去贡献票房,好影片闪耀着国际大奖的光芒却无人问津,折射出了当下中国电影观众的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看电影以获取娱乐为唯一动机,电影的审美与文化功能则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否定。观察一下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人们对金熊奖的讨论,不难发现几乎只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狂欢,很少有人会关注这些获奖作品本身——它的题材,它的风格,它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中国电影的两张面孔,分别来自一小撮电影人的欧洲情结和广大电影观众的好莱坞想象。优秀的(至少是相对比较优秀的)中国电影不断赢得国际主流评价体系的青睐,但这样“美好”的现状却并未转化为整个电影业的品质和全体电影观众观影品位的提升,多少有些讽刺。
从中国电影的两张面孔扩展开来,其实不难窥见当下社会结构中中国人文化消费与日常审美领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这样浮躁的时代里,真的缺少一些心平气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