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岳全书·杂病谟·诸风》云:“凡治风之法，宜察浅深虚实，及中经、中脏之辨。”此实乃中风病辨证论治规律的简要总结。历代医籍多以辨中经络、中脏腑为纲，以辨气、血、风、火、痰、虚诸因为目、识别轻重，权衡主次，随证立法，分而治之。
关于中风的辨证，《金匮要略》指出其特征为“半身不遂，……脉微而数。”并据病情的轻重和病变部位的浅深，细分为中络、中经、中腑、中脏四类。即“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这一分证方法被后世所宗，并有所发挥。如《丹台玉案》云:“若以脏腑言之，则又各有形症焉。中脏者多滞九窍，故有瘫痪失音，鼻塞耳聋，目瞀便秘之症。中腑者多著四肢，故有半身不遂，手足不随，左瘫右痪之形。又有中血脉者，则外无六经之形症，内无便溺之阻涩，惟口眼喁斜，或左或右而已，而手足动静，起居食息，故无恙也。其或股不能举，口不能言，更无别症，乃中经也。比中脏腑则为轻，比之中血脉犹为重耳。”《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中风总括》亦云:“盖口眼喁斜，肌肤不仁，邪在络也;左右不遂，筋骨不用，邪在经也;昏不识人，便溺阻隔，邪在府也;神昏不语,唇缓涎出，邪在脏也。”《类证治裁》又明确地将中脏腑分为闭脱二证，其认为“如牙关紧闭，两手握固，是为闭症。如口开脾绝，手撒心绝，眼合肝绝，遗尿肾绝，鼻鼾肺绝，以及吐沫、直视、摇头，面赤如妆，汗出如珠，皆为脱症。”从而丰富了“中脏腑”内容，一直沿用至今，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对真中、类中之辨，自元《医经溯集》首发其端，《万病回春·中风》进一步阐发其义，如谓:“真中风者，中时卒倒，皆国体气虚弱，荣卫失调，或怒囍忧思悲惊恐，或酒色劳力所伤，以致真气耗散，腠理不密,风邪乘虚而入,乃其中也”。'类中风者，则常有之，有中寒、中暑，中火。中风、食厥、劳伤、房劳、痰厥、血晕、中恶卒死等症，皆类中风者。甚多”。清《医略十三篇·类中风》的辨析尤为简明，颇得要领，指出:“由其不知同一击仆偏枯，神昏不语等症，有邪证邪脉可据者，真中风也。无邪症邪脉可据者，乃阴亏火盛，阳虚暴脱诸证，与真中风相似，即名类中风也。”清《医家四要·卒中风有两端治分四中》亦谓:“中风之病，其因有二:一曰真中，因风邪多从外而入，伤人四肢躯体，轻则顽麻不仁，重则瘫痪不用。一目痰火，因痰火从内而发，病入心主之官，轻则舌强难语，重则痰壅神昏。……犹有暑中湿中，寒中火中，虚中气中，食中恶中，皆类中风之症也，慎勿误为真中，当细辨之。”《医学衷中参西录》则明确指出了两者的发病概况及预后，即“真中风证极少，类中风证极多。中风证百人之中真中风不过一、二人，审证不确，即凶危立见，此又不可不慎也。'
明《证治准绳·中风》根据本病热象之有无，而有阴中、阳中之辨，认为:“阴中，颜青脸白，痰厥喘塞，昏乱眩晕，喎斜不遂，或手足厥冷，不知人，多汗。”“阳中，脸赤如醉怒，牙关紧急，上视强直，掉眩。”清《杂病源流犀烛·中风源流》指出:“治中风须分阴阳:阴中者，或青或白或黑，痰喘昏乱，眩冒多汗，甚者手足厥冷。阳中者，面赤唇焦，牙关紧闭，上视强直，掉眩，烦渴。”
上述说明，古代医家辨识中风，多沿用张仲景中经、中络、中腑、中脏之名。惟清代医家姜礼的《风劳臌膈四大证治》一书，则以中风的几种临床表现(如卒仆，不语、半身不遂、口喝目斜等)为纲，分别辨治。其辨卒仆，着重于阳气的亏虚。如谓:“卒仆，谓卒然僵仆而不省人事也。凡中气、中暑、食厥、痰厥,皆致卒然僵仆，然与中风之候自是相殊，而中风卒倒,喉多爽声，脉多沉伏，或脉随气奔，有指下洪盛者，无不本之阳虚，若阳气未至十分脱绝者，尚可救援。若真阳离绝，虽有良法无益也。若因而挟外邪或痰或火，冲犯清阳，闭塞窍道，亦致仆倒。但得真气渐复，亦可自苏。”辨不语，责诸心脾受风，他说:“盖脾络胃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心之别脉系舌本。二脏受风，则舌本强硬而不语也。”并视痰迷心窍、风涎壅塞、肾气厥等的不同而施治。辨半身不遂，从心胃二经立论，说理尤为透彻。认为:“半身不遂，即偏枯之证，左为瘫右为痪。《经》云:'男子发左，女子发右。’大率仆击偏枯证每相连而至。”又说:“《内经》论偏枯皆主心与胃二经，盖心是天真神机开发之本，胃乃谷气充大真气之标，标本相得，则胸膈间之膻中所留宗气盈溢，分布四脏三焦，上中下外，无不周遍。若标本相失，则不能致其气于气海，而宗气散矣。故分布不周于经脉则偏枯，不周于五脏则,即此言之,可为诸言偏枯者纲领也。”辨口喁目斜，虽有中经中络之别，却皆属手足三阳经，指出:“口喁目斜，有中经中络之别。《纲目》云:'目斜属足三阳经，足太阳起于目之上，足阳明起于目之下，足少阳起于目锐眦。口喝属于手足阳明，手足阳明经环于口之上下。风邪入之，则引颊移口而为喝僻也。’治法亦当先用顺气之剂。”
对中风预后的判断，明·杨继洲《针灸大成》论之较详，他说:“且夫中风者，有五不治也:开口、闭眼、撒屎、遗尿、喉中雷鸣，皆恶候也。且中风者，为百病之长，至其变化，各不同焉，或中于脏，或中于腑，或痰或气，或怒或喜，逐其隙而害成也。中于脏者，则令人不省人事，痰涎壅，喉中雷，筷，不知疼痛，语言蹇涩，故难治也。中于腑者，则令人半身不遂，口眼喝斜，知痒痛，能言语，形色不变，故易治也。'
关于中风的治疗，有文献可考最早的方药尚属《金匮要略》所载的侯氏黑散和风引汤。这些方药和《古今录验》的续命汤、《千金要方》的小续命汤，其组方之旨，悉以“外风所中”为据，故今之临床运用甚少。自从宋代许叔微创立治肝阳化风的珍珠母丸;金·刘河间发明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主以地黄饮子;明末喻嘉言提出:“池中有龟鳖，虽天地晦暝而鱼不飞跃”的见解和治法，医风为之一变，转从内伤立法遗药。熄风、泻火、涤痰、化瘀、补虚诸法，各有发挥。如《类证治裁·中风》阐发叶天士用药心法云:“叶氏谓内风乃身中阳气变化，肝为风脏，因血液衰耗，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宜滋液熄风濡养营络，以熟地、首乌、杞子、当归、牛膝、胡麻、石斛、五味子、甘菊、牡蛎;补阴潜阳，如虎潜、固本、复脉之类。阴阳并损，无阳则阴无以化，宜温柔濡润，如沙苑子、苁蓉、杞子、人参、阿胶、当归;通补,如地黄饮子、还少丹之类。”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医家何梦瑶撰著《医碥》七卷，融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诸家之长，力纠世医好仿张景岳温补之偏，于痰、火、气、血、虚之治，颇为周详，并载有擤鼻，探吐等急救之法。所运用的㗜鼻疗法为:“若痰涎壅盛，咽喉作声，证在危急，但见闭证不见脱证者，不论何中，且先与治痰有关，并可用麻油、姜汁、竹沥调苏合丸。虚寒者三生饮加人参、竹沥、姜汁，抉开口之。若抉不开，则令人含药口内以竹管吹入其鼻，自能下咽。二药必是闭非脱者方可用，若止中血脉不入藏府，亦勿轻用，恐引邪入内，且先用通关散:细辛、皂角、菖蒲为末，吹鼻得苏。”对当吐之证，则以探吐法治之，指出:“又痰壅宜吐，急救稀涎散:猪牙皂角肥实不蛀者四挺去黑皮，晋矾光明者一两，为细末。轻者五分，重者七分，温水调灌。又碧霞丹:拣好石绿研，水飞再研,取二三钱同冰片三四豆许研匀,以生薄荷汁温酒调服。二药不大呕吐,但微微令涎自口角流出即苏。”㗜鼻、探吐疗法，古代分别多用治气厥、痰厥等证,今之中风临床已很少运用。
清·张伯龙所著《类中秘旨》，对类中风的辨治多有创见，自成一家言。曾援引中风即西医所谓“血冲脑”之说，以刀针刺兔的前后脑，观察脑与运动之关系。谓类中风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所致。据其临证历验，谓北方类中多阳虚证，南方类中多阴虚证，故其治法以滋补肝肾、镇摄潜阳、益气开痰为主，忌用风药升散。张山雷服膺张伯龙之论，在《中风斟诠》里诠释而发明之。其主要从辨证与治法上评述《伤寒》、《金匮》，《甲乙》等书从外风立论的错误观点,大倡内风新说，开拓了新的诊治思路。如其对中风昏瞀的治疗，以肝火化风，“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的病理特点为据，提出了“苟能于乍病之时，急用潜阳镇逆之剂，抑降其气火之上浮，使气血不走于上，则脑不受其激动，而神经之功用可复”的观点。书中卷二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分列“治法总论”、“论闭证宜开”、“论脱证宜固”、“论肝阳宜于潜镇”、“论痰涎宜于开泄”、“论气逆宜于顺降”等十一节。第三卷为“古方评议”，先列“成方总论”，次列开关、固脱、潜阳摄纳、化痰、顺气、清热、滋养、通络、风家服食和通治中风诸方等十类，广集《伤寒》、《千金》、《局方》等书治中风方剂八十余首，逐一评议，正误纠偏。其论理清晰，立法严谨，用药精当，足资师法。
中医鼻祖扁鹊，上古时期中土人士，姓秦、名缓、字越人。扁为通假字，翩翩飞舞的意思，鹊是喜鹊，合起来就是翩翩飞舞而来的喜鹊。因为扁鹊所到之处都能够给大家带来祛除病痛的快乐，所以被世人尊称为：扁鹊。
秦氏中医，擅长治疗心脑血管病、肿瘤 、风湿类风湿、高血压、糖尿病、妇科、儿科以及皮肤疾病等急慢性疑难杂症，结合传世验方以及内病外治法、任督微针通络法，多能立竿见影获得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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