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宋仁宗，《清平乐》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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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坚勇的力作《庆历四年秋》，为读者了解宋仁宗及宋仁宗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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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宋仁宗，《清平乐》还远远不够

最近，电视剧《清平乐》让宋朝再次走入人们眼帘。该剧主角宋仁宗——这位北宋虽在位时间最长，却存在感极低的皇帝——也借此由历史背景板正式走向舞台中央。观众得以一睹仁宗盛治的一生，继而了解这段中国文化史上的高光时刻。

宋仁宗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备受褒誉。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

乾隆皇帝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由此可见宋仁宗在当时和后世，文人和帝王眼里，均是一位杰出的君主。

作为北宋第四位皇帝，时处北宋中叶，既有前几代先祖奠定的富足基业，又有积重难返的改革压力，但外有西夏和辽的虎视眈眈，内有朋党倾轧和群臣相争，处于此种境遇的仁宗却并未采取铁腕政策，反而从谏如流，以极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掌管了北宋四十余年的朝政，甚至在其在位期间，出现了一大批政治明星，范仲淹、欧阳修、晏殊、苏舜钦、梅尧臣、宋祁、韩琦、富弼、杜衍，等等；而唐宋八大家有六家活跃在仁宗时期，不仅有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更有无数流传至今的宋词如星河灿烂。

剧中的范仲淹

宋仁宗究竟有哪些特质，竟可以集结和网罗一个如此庞大又富有才华的人群，为其所用，是他仁政宽民，广纳谏言，还是严于律己，生活素俭，抑或是这种种因素的合力？

今天的我们，或许只能凭借相关著作去猜测和试图还原了。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坚勇的力作《庆历四年秋》，为读者了解宋仁宗及宋仁宗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

《庆历四年秋》，以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为背景，而这正是电视剧《清平乐》剧情时间。《庆历四年秋》展示了从宫廷到市井广阔的生活面，政治、社会、军事、外交，错综复杂；变革、权争、阴谋、人祸，惊心动魄。作为全书中心人物的宋仁宗，在夏坚勇笔下立体而丰富，与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形象并不相同。

观剧之余翻一翻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宋仁宗。

仁政宽民，广纳谏言？

但凡对北宋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仁宗四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很少看到他在朝臣面前大怒的记录。为了任命一名枢密使，御史中丞王拱辰竟然在朝堂上抓住皇帝的龙袍不放，一定要他收回成命。这就不仅无礼，而且大不敬了。但皇上发怒了吗？没有。同样在不久以前，为了他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的任用，谏官余靖在争辩时把唾沫都喷到了皇帝脸上。这个余靖也实在不像话，大热天的，他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能还有口臭加狐臭。他就这样带着一股难闻的异味站在仁宗面前，唾沫乱飞地指责皇上任人唯亲。皇上发怒了吗？也没有。他揩干净脸上的唾沫星子，一声不吭，退朝。到了后宫，才发了句牢骚：今天被一臭汉熏杀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如此记载：

时盛暑，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上优容谏臣如此。

在正史中，写一个官员进谏而连带着写出这样生动的生活细节是很少见的，当然其目的是隆重表彰“上优容谏臣”。但行文中也顺便表扬了余靖的“对上极言”。所谓“极言”，不光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还包括情绪很激动。而仁宗的反应“被一汗臭汉熏杀也”，仅仅如此而已——不是说谏官的争辩无礼，而是说他的个人卫生问题。这样度量大的皇帝，历朝历代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多乎哉，不多也。

严于律己，生活素俭？

天还没有亮，灯烛的光焰朦朦胧胧的，是那种华丽的慵懒。皇帝也和普通人一样，起床的第一个程序是穿衣服，只不过皇帝要穿的衣服有人给他准备好了，手把手地递过来。于是便有了以下这段采自宋人朱弁《曲洧旧闻》的情节：

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仁宗）闻其声，辄推去之。

我不知道这个“闻其声”是什么意思，宫女给他拿衣服，会有什么声音呢？而且这声音还会提供换了新衣服的信息。一种解释是宫女私下商量的声音，这样解释当然很省事，也说得过去。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衣服的声音，是衣服上装饰的那些带、钩、环、佩之类磕碰出来的声音。原来穿的衣服没有这些，现在“闻其声”，就知道换了新衣。不管解释得对不对，但其中的大体意思是知道的，说的是仁宗生性节俭，喜欢穿旧衣服。后面还说他好多衣服补了又补，“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这个“不恤”大概是说一点也不怜悯那些旧衣服，还要继续穿下去。在他的影响下，后宫的女人们衣着都很朴素，命妇（官员们有封号的女眷）入见，也以“盛饰为耻”。这是一个领导率先垂范，节俭蔚然成风的生动例证，很有说服力。

仁宗的节俭不仅体现在衣着上，一次吃蛤蜊，觉得很好吃，但听说一枚千钱，就不肯再吃了。半夜批阅奏章，饿了，想吃羊肉。但又怕开了这个头，御膳房从此便成为惯例，每夜都要杀羊，只好忍住。这个皇帝生活中确实不讲究，也很懂得克制。

像仁宗这种具有多重性格的领袖人物，历史上我们见过不少。有人抓住正面的功德为他们涂金绘彩，把他们塑为神圣；也有人抓住负面的阴私深揭猛批，把他们斥为魔鬼。其实神圣和魔鬼都是同一个人。说到底，穿好衣服新衣服、高档名牌的衣服，那往往是为了虚荣、摆阔、撑面子，其真实的心理动机在于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以此来提高自信心。那么，他一个做皇帝的还要撑什么面子？难道还怕有谁看不起他，不买他的账吗？对于他来说，这些都不存在。因此，他尽可以率性而为。

百事不做，只会做官家？

后人评价仁宗，有两句名言：“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有人据此认为他平庸无能，若这样说，简直是在侮辱十一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那个“不会”和“只会”我们且不去管他，只看看他对夏竦密奏事件的处理，便知道这个人的城府了。

夏竦的小报告给仁宗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小报告中揭发的内容成立，那么就应该追究石介、富弼等人的大逆谋反罪；如果揭发的内容是捏造的，那么则应该追究夏竦的诬陷罪。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而只要把夏竦的密奏交付廷议，要弄清事实真相简直易如反掌。

但仁宗谁也没有追究，他不声不响。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妨按照正常的逻辑稍作揣测。首先，他一眼就看出密奏的内容不像是真的，因为以他对这两个人的了解，石介刚正激切，富弼温良宽厚，但临大节皆正色慷慨。这样的臣子，政治上都是可以信得过的，绝不会有大逆不道的念头。再说，现在朝中的政治环境已与商周以及西汉截然不同，以石介和富弼的地位与权力，想操纵废立只能是痴人说梦。

自己已三十四岁，登基已二十二年，亲政也已十年。自亲政以来，自己一直是掌控局面的，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而且还可以这样说，在祖宗家法的庇祐下，大宋王朝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权相或权臣，更谈不到有谁可以像霍光那样，让皇帝“芒刺在背”了。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追究夏竦了？也不，归根结底，对于打小报告这种事，不管离事实远近，人主总是不会太反感的。中国帝王的特务政治至明清两代才登峰造极，与之相比，宋代的君臣关系还算得上宽松开明。但这并不是说宋代的帝王不想通过耳目刺探大臣的动向。有臣子向人主打小报告，说明他们甘当鹰犬。鹰犬总是越多越好，无论鹰击长空还是犬吠闹市，反正都是看人主脸色的。即使出击偏而无当，人主也应该袒护。

太宗皇帝当年对打小报告的王化基有过两句评语：“自结人主，诚可赏也。”“赏”什么呢？打小报告无非就是咬人，你咬对了，赏你升官发财；你若咬错了，至少也赏你个不追究。人都喜欢听效忠的话、告密的话、阿谀奉承的话。听这样的话，有一种被依靠、被爱戴、被崇拜的感觉。这种嗜好在帝王身上尤为突出，这与他们个人的品德、智商、政治志向无关，而是人性的弱点在专制体制纵容下的恣意膨胀。

作为执掌一国的帝王领袖，宋仁宗面貌自然是多重的，后世亦很难用单纯的好坏标签去评判他，但或许就是这样有些表演型甚至分裂型人格的帝王，似乎为赢得好名声可以去不断地委曲求全的时候，却开创了一个“文人的最好时代”（林语堂语），“庆历新政水过地皮湿，这场改革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的东西其实不多，但随后的那几年却成就了中国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参与支持新政而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星散四方，却以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而星光灿烂。这些人中，既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例如范仲淹），也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兼政治家（例如欧阳修）。至于可以称之为才子的，那就不胜枚举了。这些人身上可以缺少其他任何东西，唯独不缺少才华。真羡慕那个文治昌明的宋代，一个人政治上失败了，却仍然能够凭借诗文的影响力而东山再起；那个文风腾蔚的宋代，一个人可以凭借诗歌和文章写得好而登堂入室，步入权力金字塔的顶层。总之，那个时代彰显了知识精英的空前自信，让我们对政治有了更多文学性的解读。”

文字选摘自夏坚勇《庆历四年秋》

图片来自微博@电视剧清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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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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