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辞·卜居》中，屈原向郑詹尹发问：“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呼，将送往劳来斯无穷呼？”意思是我是宁可保持诚恳忠实的本色呢，还是在无穷的世态炎凉中疲于奔命呢？清华大学将“万悃如一矢以忠”写入校歌应和屈原之问，是为了告诫莘莘学子要坚守初心、忠诚如一。
但我们却很难做到“万悃如一”。因为，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会有“爱情”和“嫉妒”蛊惑人心，令人创造出无数虚幻的意境。但丁说，“爱情使人心的憧憬升华到至善之境”，但是“嫉妒”却不会。所以，基督教把“嫉妒”定义为七宗罪之一，《圣经》中把“嫉妒”叫做“凶眼”。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嫉妒》一文中说，“嫉妒总是来自以自我与别人的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可见，与“爱情”相比，“嫉妒”是一种强烈的负面情感。
电影《无问西东》中，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总有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从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春风化雨乐未央”，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享受着其乐无穷的知识，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让我们看到了青春与美，这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但在纯粹的“象牙塔”，除了有高尚的人格和可贵的精神，也有“爱情”的苍白和“嫉妒”的强大。
影片用了很多镜头来呈现王敏佳的美。她俊俏的脸蛋、修长的躯体和优雅的气质，散发着阳光和活力。这样美丽的女子，配得上拥有陈鹏和李想这两个优秀青年的宠爱。如果说陈鹏的木讷不解风情，那李想的活跃与优秀则让很多年轻的女子情愫萦绕。正是王敏佳看似理所当然地事情，却让周边的人心生嫉妒。
一开始我以为，这段“三角恋”的走向会是两个优秀的男青年为了成全对方，误打误撞都去了边疆。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理解太过于简单化了。如果说陈鹏一开始以“我有需要照顾的人”为由不愿去罗布泊研究原子弹，是因为看到李想握着王敏佳的手臂产生误会后才服从分配，那李想申请支边则是真实的意思表达。他写血书、作报告、学中医，都是实实在在地表达着远赴边疆的强烈愿望。他的表现，已经不仅仅是出于成全爱情的情感表达，更是一种相应国家号召的伟大情操。其实，他算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们往往存在“道德洁癖”，总觉得一个高尚的人应该做每一件事都是高尚的。但我们又都是“饮食男女”，总会有不道德的时候。比如李想，他明明参与了写信辱骂师母刘淑芬，但是他没有站出来分担错误；他明知王敏佳不可能是特务，也不是勾引许伯仁老师的“狐狸精”，但是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支边指标，他没有站出来为她伸冤。只是，他没有预料他胆怯的举动会带给王敏佳“死亡”的代价。也正是如此，他才在陈鹏“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的谴责中深深地愧疚。我相信，他在支边期间还是一如既往地表现优秀，否则在雪灾来临时，他不会把所有的食物留给队友独自去求援，并坚持到最后一刻，牺牲在暴风雪中。至于陈鹏，他是一个“好人”。相对来说，他更加真实。在毕业分配时，他以“有需要照顾的人”为由拒绝去光荣而艰巨的第九局参加核武器研发。其实，王敏佳只是他牵挂的人而已，还谈不上真正需要他照顾。直到王敏佳遭遇了“向死而生”，陈鹏才理解了何为“托举”的爱情。在云南孤儿村躲难的王敏佳，听着多声部的无伴奏合唱，涂抹着陈鹏给她寄来的“雪花膏”，她的内心肯定一次次受到冲击，然后理解了爱情的唯一性。
这算不上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情节也不甚曲折和动人，我更无意去深究人性之恶。只是电影在阐述这段爱情故事时，花了极大的笔墨穿插了另一段中年人的感情故事，让我不禁想起拜伦的一句诗歌，“爱情对于男人不过是身外之物，对于女人却是整个生命”。
有的时候，“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诗句固然美好，但当爱情落到了世俗里，却未必尽然富有诗意。当我看到许伯仁歇斯底里地与刘淑芳拉扯，咆哮地问她“难道人是不会变的吗”的时候，我惊讶地看着这个儒雅的男人，既为他可悲，又为他可怜。是的，人是会变的。在他没有读大学之前，他的追求或许只是娶妻生子。但是当他读完大学，他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应该是寻觅心灵之交的知己。显然，刘淑芳可以用劳动供养他读书，却无法给予他精神层面更多地关怀。有的时候，我们可悲就可悲在自以为很爱对方，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于是，常常让爱情陷入恶性循环的死结中，就像许伯仁越不理睬刘淑芳，刘淑芳越是用打闹的方式引起许伯仁的关注，哪怕许伯仁打她、骂她、虐待他。而像许伯仁这样追求内心高贵的人，他也是有“精神洁癖”的，他宁愿划清界限也不会理睬刘淑芳。
许伯仁和刘淑芳都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许伯仁是个好人。他对学生的关怀无微不至，对待邻居热情友善，甚至温和地对待每一个人。但是，他就是无法温情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刘淑芳。但是，好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吗？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用“好”与“坏”这么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就像“黑”与“白”之间一定有一个灰色的过度。比如许伯仁对妻子的“冷暴力”，站在刘淑芳的角度看，这无异于比实实在在抽在她身上的鞭子更痛，有如在用利刃将她的心一刀刀切割，但这种伤害却看不到痕迹。所以邻居看不到，许伯仁的学生也看不到。让外人眼里，许伯仁就是那个保守刘淑芬如“渣滓洞”酷刑般的打骂的隐忍的君子。刘淑芬就一定“坏”吗？当我们了解了真相，才能理解她是在试图打破两人泾渭分明的鸿沟。许伯仁跟他分开睡、分开吃，甚至连话都不跟她说一句，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她打破这种沉闷的僵局，就能突破许伯仁的心理防线，哪怕许伯仁用打骂回应。但这道鸿沟却牢不可破，或许她不知道此时的她野蛮起来一点都不可爱。电影中最震撼的台词，正是刘淑芳在责备丈夫许伯仁经常狠狠地抽打自己时，许伯仁说的“我什么时候碰过你”这句。刘淑芬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需要的不是一个在黑暗中可以托举爱情的男人，而是一个可以嘘寒问暖的男人。
“嫉妒”让这个既可怜又可悲的女人丧失了她原本的善良。当刘淑芬发现王敏佳在试图“破坏”她最珍惜的婚姻时，她内心的偏见与仇恨瞬间到了顶点。无论是哪个女人，在面对王敏佳这样可爱、美丽、优雅、青春、如阳光般温柔的“情敌”时，她们的内心肯定是奔溃的。后来，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很多人性邪恶的一面。那些曾经与你笑脸逢迎的人，那些你身边恭谦礼让的人，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某一瞬间集体爆发，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段来进行毁灭。但我们就以此断定人性是邪恶的吗？其实不是，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像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说的那样，个人进入群体之后容易丧失自我意识，在集体意志的压迫下成为盲目、冲动、狂热、轻信的“乌合之众”的一员。善与恶是个很主观的标准。当所有的证据都证明王敏佳是个用美貌勾引别人老公的“狐狸精”，甚至是用心险恶的台湾“特务”时，女人的嫉妒、男人的愤怒和看客的煽动集体爆发，他们对自己大打出手毫无愧疚感，甚至还会觉得是在伸张正义。就像我们古时候，出轨的女人要“浸猪笼”，参与这个仪式的族人是不会怜悯和愧疚的。即使在今天，很多穆斯林国家对出轨的女人施以“石刑”，行刑的都是女人的丈夫、父亲或兄弟，当他们用石头将自己的妻子、女儿或姐妹砸死时，他们是不会有罪恶感的，反而从内心觉得是在进行道德的救赎。我无意冒犯宗教教义的合理性，但我更推崇“天赋人权”的理念。生命权是人权的基础，而法治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尊者和保障人权，如果缺乏对人权的基本尊重，大谈其他权利毫无意义。
在刘淑芳恐惧绝望之时，她偶遇了丈夫。这个正满脸笑容与人打招呼的许伯仁老师在见到她后顿时表情僵硬，视作路人。她终于明白，最甜美的是爱情，最苦涩的也是爱情，“水会流失，火会熄灭，而爱情无法和命运抗衡”。她幻想着，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曾体态轻盈、风华正茂，许伯仁弹着手风琴，她着一袭碎花裙翩翩起舞，有关青春的爱情该有多么美好啊。但最终，她的爱情以死亡为终点，忠贞如一。
或许，刘淑芳以跳井祭奠爱情的举动与王敏佳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寻找爱情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谈不上谁更高贵。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通向死亡，而另一个通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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