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雒史》后记
（接上篇《左传》《史记》纪传体秦新朝属性的发现，颠覆了秦史政治的核心）
《左传》《史记》“秦记”秦新朝属性的十二个提要
1、《左传》与《史记》秦记（下同）二者“统一”隐匿了《系年》秦先人“西迁”的共性
《左传》成公十三年明载有“西”代表西秦；襄公十年等大赞东秦人，似乎因“西迁”之链的缺失而与可称帝的西秦无关，这一东、西秦同宗关系被割断，在古人同宗亲近信仰的情况下不认亲宗是少见的，因而是有意而为之的行为。
《秦本纪》、《周本记》载录《秦记》不载秦西迁，是秦人模仿周史传沿的模式，却不愿把“不光彩”的一面留下传世的见证。战国时的《荀子》亦有秦人飞廉、造父，表示东、西不同两地秦人的记载，李斯不仅在《荀子》中同框，且凭“荀子”入秦至相位主政大秦，参与定稿《秦记》。由此，反映出今本《左传》与《秦纪》同为秦的属性并不是巧合。
2、秦是平王、晋救世主的错觉共性
《左传》、《史记》二者统一隐匿了《系年》晋文侯的辉煌，因夸大秦的功绩而有意忽略了晋文侯、郑武公才是平王东迁的主要策划组织者，秦是随从者。
《左传》 隐公六年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艸既》，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郑庄公去周都，第一次朝见周桓王。周桓王不加礼遇。周公对周桓王说：“我们周室东迁，依靠的就是晋国和郑国。友好地对待郑国，用以鼓励后来的人，还恐怕人家不来，何况不以礼接待呢？郑国不会来了。”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大体意思是，幽王被杀。这时，周携王僭位称王，各诸侯国将其灭掉，拥立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周平王，并将都城东迁洛邑。但没有记载晋文侯杀携王，晋文侯才是东周春秋的幕后创始人。
周携王与周平王同时立王，在周史是属于特大事件，但《史记·周本纪》却一字未提。取而代之的是《秦记》内容的《秦本纪》：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这件事的直接策划参与者其家族《晋世家》：“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上边已无显示晋是救周的关键，仅见宣传秦；
这件事的第二直接策划参与者其《郑世家》：仅“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更不提郑是平王东迁的主要策划者；以及《史记》的齐、吴、楚、燕、卫、鲁等诸侯国的“世家”，统一用“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卑而东徙。秦始得列为诸侯”、“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的标准“秦记”属性的模式记载。似乎有平王东迁是以秦为主的史实错觉。
尤其是记载周史的《周本记》，大跨度的迈过幽王死后双王鼎立的过程，仅“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显然此种载录方式是秦人《秦记》所为。当然，此雒邑之“雒”既是秦属性的特殊标记。
《系年》、《竹书纪年》无“秦穆夫人”的记载。即《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史记·晋世家》“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巴结秦而嫁女伯姬于秦穆公，秦穆公与齐、晋都是亲戚关系。晋惠公被俘，秦穆公要杀惠公，其姐伯姬、周王求情喊话免杀的记载。
《左传》、《史记》二者扩大秦穆公救晋惠公、文公及帮助晋称霸而突出颂秦，是在向“孔儒”仁义靠拢，造成没有秦就没有晋，就没有魏、韩、赵的以后的错觉，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统一后新朝下的臣服。
不过，秦的确在救平王的事件中作用很大。其他诸侯都有封国，有军队，而秦在平王东迁以前无国，仍是以“且御戎”，其应属于周室直接隶属，负责京镐城外，主要对戎狄作战的安全部队。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秦实际可控制周王室的安全。所以，周幽王被杀、周携王被晋文侯所杀，并立于京师，都与京镐秦所在的位置密不可分。虽平王东迁论功行赏，秦被正式封国，但仍被限制在旧周宗“守周之坟墓”而不是与晋文侯一样“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在平王的身边封地保护平王新王室。可见仍体现出周对秦不同宗的忌讳。
3、二者表现秦忠于天子、立规矩的儒属性表述
（1）《桓公四年》载：“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2）《僖公十一年》载：“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3）《僖公二十四年 》载：“冬，王使来告难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
（4）《僖公二十五年》载：“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由于晋人耍了小心眼而被甩有刻意描写）
《秦本纪》载：“周襄王弟带以翟伐王，王出居郑。二十五年，
周王使人告难于晋、秦。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 （春秋晋文公前仅记一次，怀疑删减）。战国，其秦献公时仍尊重周王，直至秦昭公时周王室衰败无力统领全国，仅为东、西周分治；“王赧谓成君。”“周君王赧卒，”实为周王变为“君”已无天子身份，自然无天子传承的机会，造成天下不可以一日无主的迫切需要新主的形势与氛围，加之“周民遂东亡，秦（才）取九鼎宝器（及周室籍典），而（秦仁义的）迁西周公於狐。”可见，《左传》、《秦本纪》、《周本纪》的君臣“儒性”、“秦新朝”笔下的属性一致。
4、秦新朝的符号“雒”
《左传》、《史记》（秦记）二者“统一”用秦入周室改朝换
代的标记“雒”或“南雒北洛”，秦以同玄鸟、同玄鸟卵之宗“雒”替换周洛，将周都洛邑（亦有洛阳称谓）变为秦雒阳县。是最早的“凡洛皆雒”战国阶段（《左传》）。“雒邑”、“雒出熊耳”、“河图雒书”、“河雒”、“雒阴”之雒，亦是识别“秦记”与“非秦记”、“秦新朝”属性，既是最简单亦是最了不起的工具之一；
5、二者统一记载秦是楚的救世主儒性仁义的感动内容
秦不助楚灭庸，楚必亡。《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秦哀公不计楚平王的无耻而救楚。《定公四年》记载：楚被吴攻入楚都城后，申包胥代楚昭王请求秦哀公出兵，立下宁可让秦取其疆土，楚国将世世代代事奉君王的承诺：“'……君其取（楚疆）分焉。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秦以天子之兵御西戎之势），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史记》相同，用此来谋划统一后教育新朝下楚地的臣民，促使“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6、统一忌讳帝祭祀洛神是因为洛邑之洛
《左传》、《史记》二者统一消失“天子祭天地（《六国年表》）”轩辕帝在玄扈祭祀洛祖洛神，才获“河图洛书”，是古人获取文化、治理天下大法的重大事件记载（《竹书纪年》除此外还有尧帝等）；亦是《秦记》、秦新朝忌讳周洛的一个重要标志。
7、秦人是最有能力征服天下的人
《左传》、《史记》二者统一宣传赞美秦是最有能力可征服天下的大力士。
《左传》东秦人：“孟氏之臣秦堇父”，如孟献子说：“《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左传》西秦：“及雒，魏颗（晋大夫）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大力士）也。”《史记·秦本纪》战国秦人“武王有力好戏，（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与秦同玄鸟卵宗的商纣称帝，亦有“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而《秦本纪》、《殷本纪》都属《秦记》范畴，《左传·宣公十五年》、《左传˙襄公十年》的秦记意义就不言而喻。
8、儒圣孔子的门徒是秦新朝包装的标签
荀子是李斯的老师，《荀子》的编著有李斯的身影。《荀子》主要反映的是孔子儒家的治国思想体系，亦是李斯进入秦的敲门砖。《秦记》在《史记》所载的“纪传体”中，大量反映《荀子》的治国内容，与李斯参与倡导推荐全国推广的《秦记》的内容密不可分（下文《左传》《史记》纪传体同为“史”“文”合一下的秦新朝属性）。虽汉人仇秦对《李斯列传》中的李斯记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动，但列传中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欲西入秦。辞於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故斯将西说秦王矣。’”的开篇首先知道李斯学的就是“《荀子》”。
打开《荀子·儒效》却发现：其满篇记载荀子（孙卿子）与秦昭王的说教，反映了之后《史记》“秦记”的诸多思想，不难看出《荀子》实为李斯入秦先说服吕不韦，通过吕不韦说服秦始皇的“教案”，以及之后“秦新朝”的大部分思想核心。
荀子回答秦昭王的提出如何使天下臣服的问题，荀子从“大儒之效”开始说，用周公与武王身份变化的关系，阐明圣人大儒的作用，夏、商、周开创、统一天下的共性。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说：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们的君主尊贵……荀子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为例，以至“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即秦昭王问：“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
荀子用同是秦先人的东秦飞廉、恶来的愚忠，与西秦造父可培养出千里马的对比、比喻；“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而阐明秦统一天下孔子儒道的重要性。以及说明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和。历代帝王的道、《诗经》、《尚书》、《礼经》、《乐经》的精髓都包含在里边云云。
其文有“《春秋》言是，其微也。”即《春秋》说的内容是圣人的微言大义。其《春秋》的出现，在《荀子》之前，荀子时才给秦昭王灌输“儒”经，那么《春秋》的孔子与荀子一样，颂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能获得天下的同时，就少不了对反面人物飞廉的批评，应与《荀子》一样对秦昭王说秦尚无“大儒”，而《左传》就不同，不但会颂杨秦是儒最忌讳、头等之恶“弑君”外，秦救晋、救楚充满可统一天下必须的儒性。所以《春秋左氏》不是《春秋》，正如司马迁所言，“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今本《左传》的形成，但并不是在春秋形成，而是在秦入周室前后的战国（本著《秦汉雒史》“《浙大楚简》左传与《清华简》相关的几个问题”）。
所以，《荀子·儒效》说：“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即《秦始皇本纪》“数以六为纪”的基础，秦始皇对李斯“秦记”思想的采纳。
《左传》、《史记》二者“统一”记载了孔子、孟子祖上（孟献子）与秦的特殊关系，虽《荀子》与《孟子》在“人自初”是“善”与“恶”有分歧，但孔子的思想、治国理念则大同小异。孔子是秦祖上的老师，秦是最早接触儒宗思想的人的记载，在《系年》面世后才发现作者的用意，确是令人吃惊的。此与《秦记》“孔子世家”对秦儒性的定位衔接十分吻合，但不是巧合。是李斯贯彻《荀子》统一天下者必须具备“儒效”等思想的反映。
《左传˙襄公十年》有：“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是今本《左传》秦人通儒较突出的一个“儒”点。
《史记˙孔子世家》实际是秦通过孔圣人的口对世人宣布，秦具备了《荀子》“大儒”的条件：即“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秦才是有能力统一天下的国家。
《史记˙周本记》周太史儋预言“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与秦是儒祖的学生，迎合《荀子》天道、禅让等儒效对接呼应，亦是汉及汉后排秦的因素所最不可能记载的。
9、“今文”流传的版本
史记载录的《秦记》史料与《左传》统一为“今文”（隶形文字载录）被汉后人误解秦“书同文”为小篆，包括司马迁亦认为“今文”与秦当然无关。这也是司马迁为何没有直接认为《秦记》是出于秦史官之手的原因之一。（从对古文春秋、伏生口述尚书的记载）
10、秦无色、酒、利记载，《左传》唯秦无弑君
春秋总结夏、殷，尤其是周诸侯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君主好色、酒、唯利是图、无君臣父子的观念。并列举夏桀、商纣、幽王、等。尤其是《左传》对春秋众多诸侯国灭亡、兴衰的举例中，其涉及嗜酒、好女色，臣弑君、子杀父、父杀子使朝廷坍塌的事例，“弑君”为儒家治国思想中大逆不道之首。但在《左传》中唯秦国最符合儒家这个核心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序》说：解读《春秋》（因《春秋》出现古文，实为固有的秦隶今文《左传》内容）“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可惊奇发现不涉及秦，只有秦国最符合孔子提倡的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的道德行为规范。意喻秦的本质和具备儒性、天子标准。
不过，《史记˙秦本纪》有载公元前698年，大庶长三父等又串通贼人谋杀秦君出子复立秦武公的事件与《左传》不同外，（此点与《左传》不同，或秦史官疏忽，或为《秦本纪》、《左传》二者其一被后人所改或删除，待考）《史记》亦无有秦“淫于酒妇人”、沉溺于酒色之类；即《荀子》总结夏、商以及诸侯国灭亡的最大特点与忌讳的记载，此点与《左传》相同。
11、同宗的褒义倾向
统一有对同宗（玄鸟族氏）的褒义倾向。（赵氏、宋、商与孔子）晋文公称霸，除过秦穆公外，赵衰从文公逃亡直到称霸；“赵盾弑其君”典故的洗白；“赵氏孤儿”感动世人的名典；帝托梦赵简子“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即：天帝还告诉我：'晋国将逐渐衰落，再传七代就要灭亡，嬴姓的人将在范魁的西边大败周人，可是你们却不能占有那里。’对同宗赵秦结局的交代。
战国苏厉为了齐国致信赵王挑拨赵秦关系使赵脱离秦，“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最终被秦人吞并。苏厉有“秦诚爱赵乎？”
秦为何灭赵坑四十万，是白起之过，或为后人丑化秦杀同宗残暴，将四改为四十之故；可以相像：坑四十万，那么秦人需要多少人对付面临死的四十万秦的同宗之人呢？显然是后人有恶意的改动。
《左传》记载鲁秦人及所处的鲁国，即便是周王之意而对秦的麻隧之战是处于无奈。晋除召集“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也“使郤锜来（鲁国）乞师”，作者首先交代鲁的参与是霸主晋的请求，且晋人无“敬、礼”。尤其是鲁国的参与，事先到周室汇报，周王打赏的描述，隐意伐秦是周天子的意图，而不是鲁国想要罚秦与秦结仇的表达，显示了作者与鲁秦人、秦国秦人二者的深一层的友好关系（实为东西秦人的关系）。
宋国、宋襄公仁义之师的典故、对重耳的宽厚。《史记》秦昭王亦有“三十八年，（齐）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的记载。更说明左传、史记隐晦清华简《系年》秦先人的史实准确。（《左传·文公九年》、《左传·成公十三年》、《史记· 田敬仲完 世家》、《史记·宋微子世家》等）
12、先法后儒是秦新朝执政纲领的依据
《左传·昭公六年》郑国把刑法铸在鼎上。晋国的大夫叔向，给郑国的大夫子产的信函交流，子产给向叔的复信，对当前以“法”为先的解释，是用来挽救当前，而不是以后，表达与向叔的儒说思想“德、道”并不矛盾，作者意喻秦用商鞅而强大，再用儒治天下的寄托。而儒学理论在战国的鼎盛时期，确与孟子、鲁国相关。《史记》中对秦记属性标志下商鞅、孔子篇的独立载录与左传吻合，反映了秦新朝政治体系、李斯灌输荀子思想的特点。
三、《左传》秦记属性的性质：
《左传》（或左氏春秋）是秦入周室获九鼎及天下籍典前后的产物。《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要达到《春秋》纲目的“目的”。其历史记载的事件无疑十分准确，以至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根据拙文“《浙大楚简》左传与《清华简》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推断：《史记》秦史、鲁史，楚史的记载，楚报复秦灭郢城而灭鲁，鲁东秦人史官（或左丘明）带已有的天下奇书“春秋”稿，归至将要获得天下天子地位的同宗西秦，结合秦所获周室籍典，总结夏商因酒、色、无道灭亡的原因；并通过周籍典史记及朝廷春秋二百五十四年间的各诸侯国的真人、真事，用细致刻画描写人物的手法，又以记录辞令、对话的方式，将周王室分封制度下所导致的衰败，诸侯争霸分争土地而出现的战争、杀戮、兼并是此分封制度的必然，即便是晋国的霸业无比强大，也预示必为魏、赵、韩所分而战争没有穷尽。
没有道义、伦理、等级秩序而出现臣杀君、子杀父，贯穿于整个称得上数的所有诸侯国，究其历史原因，就是描述分封制度下必亡的后果。而孔子对各类礼仪规范、道德观念、臣父子不可逾越的制约关系，是维护典章制度、国家强大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举孔子在周游列国讲述治国方略时，却没有被一家所采纳之例，是因为这一些国家都有子杀父、臣杀君及色、酒、图利的腐败，没有天成统一之命。孔子认为：“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预示了孔子虽没有机会去秦，但秦一定是超越霸主、可以按照孔子学说做到高于霸主地位（去统一天下）的国家。
《左传》文中把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通过记述和评论的方式表现出来。预示秦统一，必要遵循孔（孟）子思想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必要性，因此今本《左传》不但是“秦记”、秦新朝的“春秋历史教科书”，亦是秦新朝贯彻中央集权制，李斯灌输《荀子》可效法后王思想的依据。这个思想，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中得到印证。即“太史公读《秦记》……先暴戾，后仁义……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文中得到记载的印证。
四、《左传》秦属性认识的过程：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及文义解注、历史依据、作者、年代、性质、的讨论从汉至今都没有停止过。
从西晋杜预把《春秋》与《左传》合二为一编注了《春秋经传集解》，之后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徐仁甫、沈玉成、刘宁、孙绿怡、张端穗等对《左传》与《春秋》的研究深入；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日本竹田光鸿《左传会笺》等，或遵循杜预注而为疏，或新义而论，都是比较有影响的竹本。
同时，历朝对作者的年代所提出的质疑从未间断。唐朝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宋人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期的人，否认是春秋时期的作品；郑樵《六经奥论》认为作者是战国楚人；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明代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明朝的郝敬认为是晋国人。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以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认为是刘歆所作。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表》不同意此观点；亦有同意或是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的观点；……今诸方家多认为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或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或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等，使《左传》的年代属性、意义逐步接近战国秦统一前期的历史原貌。
直至《系年》秦先人西迁、东西同宗的出现，秦忌讳周洛邑之洛，“雒”又是秦新朝的标志，秦与孔孟最特殊的秦记属性关系，把《史记》、《左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待续）
编辑：校对：王 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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