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感热病是“关乎死生之大病”。对于伤寒病的侵犯途径，缪希雍不从皮毛侵入论述，而提出其与瘟疫之邪均从口鼻而入，认为口鼻为肺胃之门户，“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同开窍于鼻；足阳明经属胃，与脾为表里，同开窍于口，”“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正因为其认为邪从口鼻而入，故他认为伤寒之病及瘟疫之病以阳明证为多见。而阳明之经又不同于其他之经，“阳明多气多血，津液所聚而荫养百脉，故阳明以津液为本”。缪氏主张在治疗上应当以清润为原则，清其邪热，护其津液为首要。对于太阳病的治疗，缪氏主张用羌活汤（羌活、前胡、甘草、葛根、生姜、枣、杏仁），具体用药则避开了麻黄、桂枝，而重用羌活，这充分体现其因地制宜的用药法则。但若冬季严寒，寒邪偏盛时，缪氏于加减法中又可酌加麻黄，充分体现其灵活应变的思想。至于羌活汤中加用葛根，是因缪氏认为伤寒瘟疫阳明病证多见，故治太阳病时要顾及阳明。
缪氏治病，十分重视脾胃，认为脾胃之气是人身之本，应当注意保养，反对任意损伤。缪氏对脾胃的认识，强调了肾对脾胃的生养作用，并自制脾肾双补丸（人参、莲肉、菟丝子、五味子、山茱萸、怀山药、车前子、肉豆蔻、橘红、砂仁、巴戟天、补骨脂）以健脾益胃。他对脾胃认识的另一特点，则在于其处方用药具有特色。比如，其调理胃气，常用人参、白扁豆、山药、莲肉、橘红、灸甘草、大枣以补益脾胃，药性平和而不温燥，同时还多配伍石斛、沙参、麦冬、白芍、砂仁、麦芽等甘润清灵之品，使其补益脾胃不温不燥不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创立的方剂如肥儿丸，方由人参，芜荑、使君子肉、橘红、黄连、甘草、红粬、麦芽、砂仁、白茯苓、山楂肉、滑石、莲肉、扁豆、青黛组成，就体现了甘而流通，补而不燥的用药风格。
对于脾胃病证的治疗，缪氏认为如饮食不进，食不能消，腹胀，肢痿不用等病，不能仅仅责其为脾胃气虚，还应认识到往往是属脾阴不足之证。他说：“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因此，对脾阴不足之证另立补脾阴之法，药用石斛、木瓜、牛膝、白芍药、酸枣仁为主，佐以生地黄、甘枸杞、白茯苓、黄柏等品，以酸甘柔剂作为补脾阴之原则，已超脱出《伤寒论》麻子仁丸的用药规范。缪氏于脾胃论证中，虽继承李杲及前贤诸家之说，但更有自己的特长。盖脾主升而胃主降，脾为阴脏而胃为阳腑，一般治脾宜温宜升，治胃宜润宜降，已为医家所习用。独缪氏认为温燥之品虽可健胃除湿，但多用致伤津液，而选用甘平柔润之剂，并提出酸甘柔剂以养脾胃，对后世叶桂创养胃阴之法，用药柔润清灵，颇有影响。
治血三法
血分之病亦三：即血虚、血滞、血热妄行。对于血证，缪氏立补血、清血凉血与通血三法。 补血之法适用于血虚之证，治宜甘寒、甘平、酸寒、酸温之品，药如熟地黄、白芍药、牛膝、炙甘草、酸枣仁、龙眼肉、鹿角胶、肉苁蓉、甘杞子、甘菊花、人乳等。
血热则宜清血分之热，凉血，法当用酸寒、苦寒、咸寒、辛凉之品，药如童便、牡丹皮、赤芍药、生地黄、黄芩、犀角、地榆、大小蓟、茜草、黄连、山栀、大黄、青黛、天门冬、玄参、荆芥等，适应于由血热而表现的痛肿、疮肿、鼻衄、牙龈肿痛、舌上出血、舌肿、血崩、血淋、月事先期、热入血室、赤游丹、眼暴赤痛等。
瘀血内停则宜通之，须以辛温、辛热、辛平、辛寒、甘温之品，或佐以咸寒软坚，药如当归、红花、桃仁、苏木、肉桂、五灵脂、蒲黄、姜黄、郁金、三棱、延胡索、花蕊石、没药、蟅虫、干漆、自然铜、韭汁、童便、牡蛎、芒硝等，适用于发热、发黄、肿痛、结块癖积等病症。
吐血三要
缪氏又十分重视气血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视气逆、火升和血溢三者之间的联系。其观点突出反映于他的吐血三要之中。缪氏针对肝不藏血阴虚火旺引起的出血症提出吐血三要：
一为：宜行血而不宜止血，血不行经络者，气逆上涌也。行血则血循经络，不止自止。
二为：宜补肝不宜伐肝，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
三为：宜降气不宜降火，气有余，便是火，气降火自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反对一派降火，苦寒伤脾，化源告竭，统血无权，后患无穷。
治气三法
缪氏认为，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既不能亏虚、又不能留滞不行、更不能妄动、否认就会生病。故气分之病，不出气虚、气滞、气逆三端，治之之法及所主之药，亦不外补气、破气和降气调气三法，不可混淆。
气虚则用补气法，药如人参、黄芪、羊肉、小麦、糯米之属。
气滞则应用破气法，适用于年壮气实气机壅滞之实证，药如积实、青皮、枳壳、牵牛等。
气机失和则宜调其气，气机上逆则宜降其气，调气药如木香、沉香、白豆蔻、缩砂、香附、乌药之属；降气如紫苏子、橘皮、麦门冬、枇杷叶、芦根汁、甘蔗，甚则降香、郁金、槟榔之类，适用于呕吐、呃逆、咳喘、痰饮、血症等。
缪氏对于气血病症的论治十分精辟，后人常常将其抄置案头，以便背诵熟记。其独特的经验，至今对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肝藏血而性疏泄，血病则脱亡而不守。未脱之先，温气虚亏，凝瘀不流。瘀少则结积而不下，瘀多则注泄而莫藏。凡便溺流漓，崩漏不禁，紫黑成块，腐败不鲜者，皆阳虚而木陷，血瘀而弗容也。
盖木性善达，水土寒湿，生气不达，是以血瘀。木郁风动，疏泄不敛，是以血脱，而肺血之脱亡，较多于肝。肝血下脱，则遗泄于便溺；肺血上流，则吐衄于口鼻。以血在下焦则宜升，而既升于上，则又宜降。降者，肺之所司，缘肺金主收，收气盛则血降，收气不足，则血涌而上溢也。
而肺血之上溢，总由阳明之虚。以血秉木气，但能升而不能降，升而不至于上溢者，恃肺金之善敛。肺金之收敛者，胃土之右转也。
血盛于肝脾，而虚于肺胃，其脱于便溺，则由肝脾之寒，其脱于口鼻，或缘肺胃之热。而阳衰土湿，中气颓败，实为脱血之根。若专用清凉滋润，助阴伐阳，以败中气，人随药殒，百不一生。此非血病之必死，皆粗工之罪也。
肝主藏血，凡脏腑经络之血，皆肝家之所灌注也。血以温升为性，缘肾水左旋，则生肝血，肝血方生，而已抱阳魂，故其性温和而升散。实则直升，虚则遏陷，升则流畅，陷则凝瘀。
盖血中温气，化火之本，而温气之原，则根于坎中之阳。坎阳虚亏，不能生发乙木，温气衰损，故木陷而血瘀。久而失其华鲜，是以红变而紫，紫变而黑。木主五色，凡肌肤枯槁，目眦青黑者，皆是肝血之瘀。而肝血不升之原，则在于脾，脾土滞陷，生气遏抑，故肝无上达之路。
肝脾不升，原因阳衰阴旺，多生下寒。而温气抑郁，火胎沦陷，往往变而为热。然热在于肝，而脾肾两家，则全是湿寒，不可专用清润。至于温气颓败，下热不作者，十之六七，未可概论也。
血瘀之证，其下宜温，而上宜清，温则木生，清则火长。若木郁而为热，乃变温而为清，而脾肾之药，则纯宜温燥，无有二法。以脾陷之由，全因土湿，土湿之故，全因水寒。肾寒脾湿，则中气不运，是以太阴不升。水土湿寒，中气堙郁，君相失根，半生上热。若误认阴虚，滋湿生寒，夭枉人命，百不一救也。
肺藏气而性收敛，气病则积聚而不散，而肝气之积聚，较多于肺。肺气积聚，则痞塞于心胸；肝气积聚，则滞结于脐腹。
盖气在上焦则宜降，而既降于下，则又宜升。升者，肝之所司，以肝木主升，生气旺则气升，生气不足，故气陷而下郁也。而肝气之下郁，总由太阴之弱。以气秉金令，但能降而不能升，降而不至于下陷者，恃肝木之善达，肝木之善达者，脾土之左旋也。
气盛于肺胃，而虚于肝脾，故肺气可泻，而肝气不可泻。气积于胸膈右肋，宜泻肺胃以降之；气积于脐腹左胁，宜补肝脾以升之。此化积调气之法也。
达郁汤：桂枝三钱 鳖甲三钱，醋炙焦，研 甘草二钱 茯苓三钱 干姜三钱 砂仁一钱
煎大半杯，温服。
治积在脐腹左胁者。
肺主藏气，凡脏腑经络之气，皆肺家之所播宣也。气以清降为性，以心火右转，则化肺气，肺气方化，而已胎阴魄，故其性清肃而降敛。实则顺降，虚则逆升，降则冲虚，升则窒塞。
君相之火，下根癸水，肺气敛之也。肺气上逆，收令不行，君相升泄，而刑辛金，则生上热。凡痞闷嗳喘，吐衄痰嗽之证，皆缘肺气不降。而肺气不降之原，则在于胃，胃土逆升，浊气填塞，故肺无下降之路。
肺胃不降，君相升炎，火不根水，必生下寒。气滞之证，其上宜凉，其下宜暖，凉则金收，暖则水藏。清肺热而降胃逆，固是定法，但不可以寒凉之剂，泻阳根而败胃气。盖胃逆之由，全因土湿，土湿则中气不运，是以阳明不降。但用清润之药，滋中湿而益下寒，则肺胃愈逆，上热弥增，无有愈期也。
下气汤：甘草二钱 半夏三钱 五味一钱 茯苓三钱 杏仁三钱，炮去皮尖贝母二钱，去心 芍药二钱 橘皮二钱
煎大半杯，温服。
气统于肺，血藏于肝，而总化于中气。胃阳右转而化气，气降则精生，阴化于阳也；脾阴左旋而生血，血升则神化，阳生于阴也。精未结而魄先凝，故魄舍于肺，气魄者，肾精之始基也；神未发而魂先见，故魂舍于肝，血魂者，心神之初气也。
气，阳也，而含阴魄，是以清凉而降敛；血，阴也，而吐阳魂，是以温暖而升发。及其魂升而神化，则又降而为气，魄降而精生，则又升而为血。盖精血温升，则蒸腾而化神气，神气清降，则洒陈而化精血。精血神气，实一物也，悉由于中气之变化耳。
火金上热，则神气飞扬而不守；水木下寒，则精血泄溢而莫藏。故补养神气，则宜清凉，而滋益精血，则宜温暖。
气秉辛金清凉之性，清则调畅，热则郁蒸，畅则冲虚，郁则滞塞，滞塞而不降，故病上逆。血秉乙木温暖之性，温则流行，寒则凝瘀，行则鲜明，瘀则腐败，腐败而不升，故病下陷。
气滞之家，胸膈胀满，痰嗽喘逆，半缘上中之虚热；血瘀之人，紫黑成块，杯碗倾泄，多因中下之虚寒。下寒则肺气之降于肝部者，亦遂陷泄而不升；上热则肝血之升于肺家者，亦遂逆流而不降。此气血致病之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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