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20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年～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一书。在这本书中，我专设“黄帝升天”一章，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黄帝时代结束前后中原大地上发生剧变的社会场景，用考古学和文献上的双重证据证明双槐树遗址根本不是“黄帝时代的一个都城遗址”，而是后黄帝时代的一个“伪黄帝都邑遗址”。
《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一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郑州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南的高台地上，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是迄今所见面积最大的仰韶中晚期聚落遗址。该遗址中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七段，其中第三、四、五期遗存内容最为丰富，相当于仰韶晚期秦王寨文化中前期，大致时间为公元前3300~前3000年。
遗址内分布有仰韶中晚期三重大型环壕、类似瓮城结构的围墙、排列整齐的大型中心居址、由三座院落组成的大型夯土基址、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分布的大型墓葬、最早的家蚕牙雕艺术品，以及四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另外，还发现有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晚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双槐树遗址布局示意图
三重环壕把遗址围起来，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道环壕的出现，在中原地区还是第一次，显然是对河南灵宝西坡、北阳平和西安杨官寨等西阴文化单、双环壕聚落防御格局的创新和发展，已经接近初期的城。
遗址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坐落着一座面积达1.8万平方米大型居址，由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组成，其中第二排中间有一所整个遗址所见面积最大的房子，约220平方米，房子前面摆放有用9个陶罐连接起来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
另在建筑中心还发现了一具头向朝南，即朝向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位置在“北斗九星”图案上端的“北极”附近。
二
双槐树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可以说就是用陶罐摆置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和那具头向朝南，即朝向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北斗星是相对于永驻于天空中央而不变位置的拱极圈而言的。由于地球的公转，人们观测到其斗柄一年四季随时间变化而旋转，因此通过斗柄指向可以确定季节，以此作为确定农时的依据。《鹖冠子·环流篇》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中国的数学元典《周髀算经》就是根据这一理论模型，作“四分历”而提炼出了著名的“商高定律”。
关于“北斗九星”，道教文献《云笈七签》有“北斗九星职位总主”的记载，认为这九颗星分别由九位大帝主宰，摄理着28个星辰。
用陶罐摆置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
“北斗九星”理念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渗透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如《黄帝内经·素问》在讨论人体变化源于天地阴阳变化时，就认为天地之间的阴阳变化是由“北斗九星”和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曜”的运行来决定的。“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才是天体运行的“天元”根本。
“北斗九星”在后世之所以变成“北斗七星”，是因为北斗星斗柄三颗星附近的两颗辅佐星——洞明星和隐元星，本是暗星，早期或许尚能看到，后世隐去，所以后人就逐渐以“北斗七星”取而代之。
掌握北斗星运行规律，根据斗柄旋转指向来制定节历以指导农时，是原始社会统治者掌控百姓的一种常规手段，但这种掌控是统治者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上天的代言人来实现的。
在古人的认知中，拱极圈永远不会落在地平线以下，拱极圈以内的天区就是天之中央即“天中”，日月星辰、周天星河都环卫在其周围。那时候的人们尚是原始巫教的信奉者，他们认为“天中”是无所不能的天帝之居所，而北斗星又恰巧位处拱极圈两侧，所以北斗就成为他们心目中“天中”的象征。简单的类比思维又让原始先人产生了相应的“地中”概念，并认为“地中”就是人间帝王的居所。而这个“地中”就是和北斗星对应大地之所在，北斗星也因此又成了“天子之星”。
北斗七星示意图
传说黄帝就是职掌雷雨的神祇“天子之星”，因此作为“天子之星”的“北斗星”旁边还有两颗星，像是辅佐黄帝的文武大臣，这两颗星正是后来隐去的洞明星和隐元星。
北斗星在古代还有被视为天帝车舆的传统，例如《史记·天官书》就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例证是，那具被发现躺在建筑中心、北斗九星上端、头朝向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道教有“三蹻”的说法，指龙、虎、鹿三神兽，它们是帮助神巫上天的蹻。这里显然是把北斗九星喻作“帝车”，而那头麋鹿就是驾车上天的“鹿蹻”。
不言而喻，双槐树遗址大型中心居址面积最大的房址前摆放用9个陶罐连缀起来的北斗九星图案，其实是在暗示房址的主人是和黄帝有密切关系的王者一类人物——他正是用此图案宣告天下，他就是居于“地中”并掌握着“授农以时”大权的人间帝王。他可以坐上由神鹿所驾车子上天巡游，领受天命，从而统御四方天下。这和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共同构成的殿堂级建筑特征基本吻合。
6500年前濮阳西水坡大墓墓主人两旁摆放的蚌塑龙虎图案
联系到6500年前濮阳西水坡大墓及其附近所发现的三组蚌塑龙虎图案和龙虎鹿图案，二者所蕴含的北斗、“授时”、帝王、“三蹻”等文化内涵竟不谋而合，显系一脉相承。
三
双槐树遗址北距黄河2公里，西距伊洛河4公里，伊河、洛河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这一地区正是著名的“河洛神话”衍生地——《易经》就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
“河图洛书”类神话主要出自纬书。所谓“河图洛书”其实就是指神化后的河洛“北斗九星”。《七纬》说“河图洛书”包含着“天文位度之差”。
《后汉书·天文志》说，轩辕黄帝受到北斗星的启示而模拟其形状画出“河图”，以“规日月星辰之象”。显然，“北斗九星”就是帝王都邑和帝王身份的象征：帝王接受“天命”，必然会用北斗星测定时间，以顺应“天时”。
河洛神话的主人公几乎都是黄帝或者是同黄帝密切相关的人物，主要情节大同小异，就是说在河洛这一带，有大龟或大鱼从河水里驮出“河图”一类体现“天命”的宝物，黄帝顺应“天命”予以接受。
还有一类说法是，在河洛宫廷中，有凤凰云集衔图鸣叫，并降至廷阶，献出宝物，黄帝稽首而拜，接受“天命”，如此等等。其主旨实际上都是在展示黄帝执政合法性源自所谓的“天命”，此即“君权神授”。
民间传说的“河图洛书”
河洛地区是说洛河与黄河交汇的地区，大致指今郑州豫中一带，包括新郑、新密、巩义、登封等县市。这一带也是传说中轩辕黄帝“有熊国”所在地，像《焦氏易林》《帝王世纪》《御览》《续汉书》《水经注》《括地志》《通典》等，都有类似的说法。
“有熊国”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华远古先民很可能因信奉原始巫教而与“熊”发生了关联。在巫教里，北斗星等同于“天熊”形象——在远古时代，世界各地大都如此，包括巴比伦和古希腊的神话，都有把北斗星命名为“熊星座”的传统。
在中国信奉巫教的少数民族中，迄今仍称北斗为“熊星”。考虑到前述北斗星还涵有天帝车舆的含义，而古文献中关于黄帝“居轩辕之丘”“黄帝造舟车”一类传说连篇累牍，那么，在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北斗九星”图案或许就是轩辕黄帝“有熊国”的标识，而轩辕一词也极有可能滥觞于“北斗九星”为“帝车”这样的文化理念。
四
但轩辕并非正牌黄帝，而是延续了黄帝称号的黄帝后裔——可能是血缘上的，也可能是文化上的，这一点，《太平御览》引《河图握拒》说得很明白：
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地祇之女附宝之郊野，大雷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胸文曰黄帝子。
“黄帝子”表明了轩辕是黄帝的后裔而非黄帝本尊。
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透露了一丝玄机：“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这显然是说，“轩辕星座”并非“北斗七星”，而是指“北斗七星”北边的17颗星。换言之，轩辕并非与“北斗七星”对应的正牌黄帝。
巩义洛汭夕照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轩辕十七星”隐含着多的意味，也就是说，所谓的轩辕黄帝或者说“有熊国”可能不止一个。
河洛“北斗九星”在双槐树遗址中的现身隐含的极有可能是“易代”帝王的出现，因为在中原地区，每一个新天子或将做天子的，都一定会“临观河洛”，以此表明自己受命于天的正统身份。就这个意义而言，“河图”是“易代”帝王为了给自己“易代”执政的合法性，寻找“天命”才会展示的“受天命”的证据。
《七纬》对此有记载：“握命人起，河出图。”所谓“握命人”，就是指秉承天命的新天子或将做天子的人。显而易见，双槐树遗址所出北斗九星图案，是在暗示，这里的主人只能是正牌黄帝之后的“易代”冒牌黄帝。
五
从考古发现看，双槐树遗址“存活”的公元前3300～前3000年，正是西阴文化（亦称庙底沟文化）衰亡后群雄并起的仰韶晚期，也就是说，西阴文化所代表的黄帝时代已经结束，后黄帝时代降临。
双槐树遗址挖掘现场
黄帝时代在公元前4000～前3300年这个阶段，具体表现就是，西阴文化绘有菊花和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像一面旗帜一样，从黄河三角洲这一西阴文化核心地区向周围强力辐射，使得整个黄河中上游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面貌都打上了西阴文化的烙印，达到了空前的一致，从而确立了其在族群语言和心理上的基本底色，实际上是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文化整合，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的基本格局。
到公元前3300年时，在豫西、晋南和关中等西阴文化核心地区，西阴文化被它的后继者西王村类型所替代，西阴文化时期的中心聚落群——豫西灵宝铸鼎塬聚落群文化面貌发生了剧变：
一是聚落遗址的数量急剧减少。西阴文化兴盛时有大小18处聚落，此时断崖式下跌到了8处，原来的18处聚落仅有6处得以保留，新出现的是乔营和铁王河两处遗址。
二是聚落群分布范围缩小。原来分布于沙河中下游的遗存基本消失，只留下了小常遗址。沙河和阳平河下游流域的遗址也基本不见，只在中上游留下寥寥几处。
三是西坡作为西阴文化时期的中心遗址，很多建筑此时已经被废弃，往日的喧嚣繁华趋于沉寂萧条。北阳平遗址附近虽然出现了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乔营遗址，但二者之间咫尺之遥，也似乎显示着北阳平在此区域的影响力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西坡、北阳平和乔营三处遗址哪处才是在这一时期的“王者”，就迄今发掘的材料看，三处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河南灵宝铸鼎塬北阳平遗址东南环壕一隅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聚落遗址的数量、面积和中心聚落的不明朗，显示的是该地区社会人口和组织规模处于一个大幅度下降的过程中。
铸鼎塬聚落群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放眼原来西阴文化所覆盖的区域，几乎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譬如晋南的垣曲盆地，遗址数量由原来的24处下降到了13处，中心聚落面积也由30万平方米下降到了14万平方米，而聚落等级也由原来的三级结构变成了二级结构。
豫中地区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西阴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王湾一期文化被新崛起的秦王寨文化所取代。秦王寨文化强势崛起后，迅速向四面扩张：向东，秦王寨文化较早时期就进入了大汶口文化的腹地海岱地区，典型表现就是其早期富有特色的网纹在大汶口文化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向北，迫使豫北、冀南地区比它稍早诞生的大司空村文化接受了它的S、X纹饰；向南，至其中期时，势力已深入到鄂西北地区，郧县郭家道子遗址和均县朱家台遗址等都发现有秦王寨文化罐器类；向西，穿过崤关，进入渭河盆地的东邻灵宝涧口遗址一带，并进而渗透到渭河腹地的蓝田泄湖和西安半坡等遗址；向西北，秦王寨文化势力在晋南小浪底一带北渡黄河，出现在晋南垣曲盆地的古城东关遗址中，并进而向运城盆地进击，出现在夏县东下冯、芮城西王村等遗址中。
秦王寨文化S网纹彩陶罐
在渭河流域，原来呈现出西阴文化面貌的泉护一期此时也一举变为泉护二期。
不仅如此，除了核心区外，这一时期，西阴文化原先的控制区和受其影响的边缘区，文化面貌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进入仰韶晚期。晋中地区的文化面貌此时摇身一变而为义井类型，内蒙古中南部成为海生不浪类型，豫北、冀南地区变成大司空文化的势力范围，豫西南变成了下王岗类型的控制区域，陇东地区变成了大地湾类型的天下，而在渭河上游甘青交界一带，一支更强大的文化势力——马家窑文化也在同时崛起，并在随后分成三路向洮河、大夏河和湟水流域等地迅速扩张。
兰州市土谷台所出马家窑文化变体蛙纹双耳彩陶罐
就在西阴文化猝然终结的时候，处在中晚期过渡时期的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主人正瞪着猎鹰般的眼睛指挥着千军万马，向中原挺进。
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始于西阴文化势弱的晚期，亦即大汶口文化中期，当西阴文化解体后，其西进的脚步开始加快，这表现在河南临汝北刘庄、禹县谷水河、尉氏县椅圈马等遗址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因素。西进的大汶口文化不仅仅是文化的输出，更主要的是侵略性质的殖民输入，这集中体现在这些遗址墓葬的葬俗和陶制生活用具上。葬俗如用猪牙随葬和死者的拔牙习俗；陶制生活用具如各式鼎、壶、杯、豆等，几乎囊括了大汶口文化中期所有的生活用具器类。
由于这一类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因素，主体分布于颍河流域，考古人遂称之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
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和大汶口类型遗址分布示意图
在长江中游地区，几乎与西阴文化覆亡同时，屈家岭文化势力骤然崛起，并在用武力征服豫西南地区后开始向北方和西北方拓展。向北方的一支，出南襄隘道穿越伏牛山和外方山，北上豫中，经上蔡十里铺、驻马店党楼、临汝北刘庄、汝州中山寨、禹县谷水河，挺进豫中平原的郑州大河村，再折而向西，经豫西洛阳王湾和灵宝盆地，向北穿越黄河，抵达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另一支向西北沿丹江溯水而上，经陕南，翻越秦岭，出现在了渭河谷地。
屈家岭文化石钺、石斧、石矛
中原地区实际上已经沦为大汶口和屈家岭两股文化势力的“半殖民地”和“准半殖民地”，有点类似于民国时期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800年，随着覆盖范围更为广大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新兴土著势力的崛起才有所改观。
西阴文化覆亡的同时，曾经繁盛一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和活动于宁绍平原一带的河姆渡文化也突然宣告灭亡，但日后几乎占据中国半个历史舞台、直接继承了凌家滩和崧泽文化精髓的良渚文化却在同一时段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
六
从文化内涵上观察，双槐树遗址不管是三重环壕，还是北斗九星摆放遗迹等，都体现的是黄帝文化所特有的“新天子”“易代”传统——这同6500年前濮阳西水坡大墓主人作为从炎帝族群中反叛而出，并且和黄帝有同样“血统”的早期某代蚩尤随葬蚌塑龙虎图案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双槐树遗址所出家蚕牙雕艺术品
此外，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包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属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因素的折腹鼎、背壶，属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双腹器等陶器组合，属于淮河流域双墩文化因素的靴形器，等等。说明双槐树遗址正处在一个剧烈动荡的变革时期，这也和文献记载的“新天子”“易代”时代背景比较吻合。
从双槐树遗址周边环绕的诸多环壕聚落、城址等情况看，有面积为12万平方米的荥阳青台遗址，有面积为74万平方米的荥阳汪沟遗址，还有面积为10万平方米但已经是建有城垣的郑州西山古城等。
青台遗址也出土有象征“帝车”和“帝星”的“北斗九星”遗迹。青台遗址“北斗九星”标志物大小与天体实际亮度基本一致，即便用现代天文学软件演示，位置也非常精确。同时还存在“北斗九星”祭祀区，尤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圜丘形天坛遗迹，暗示这两处遗址的主人都以轩辕黄帝自居，表明它们是两个并列而没有统辖关系的黄帝后裔“古国”。
西山古城遗址面积虽然不大，但已经发展成城——这在中原历史上是第一次，从其文化面貌和性质来观察，应该是颛顼扶植起来的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祝融“古国”都邑所在。
郑州西山遗址空中俯瞰图
考虑到青台遗址西北距西山城址仅6公里，并且文化面貌同西山城址所属的秦王寨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不排除青台遗址是祝融族群所扶植控制下的一个傀儡式的轩辕“政权”。
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一地区所出现的双槐树遗址、青台遗址等环壕聚落和城址，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上述“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的文献记载——这些聚落主人都不是正宗意义上的黄帝，而是逐鹿“河洛”、打着黄帝旗号的“易代”轩辕或“有熊国”“轩辕国”一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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