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早期东门（中国最早的阙楼）复原图
一
成书于先秦时期的《逸周书·史记解》最早记录了“唐伐西夏”这件事：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博物志·杂说上》也有类似记载：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唐伐之，西夏云（亡）。
这两条记载透露出来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有夏一族早在唐尧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二是“西夏”古国并没有修造用来防御外敌入侵的城池，三是“西夏”古国灭于唐尧之手。
关于有夏一族早在唐尧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左传·昭公元年》也有记载，高辛氏帝喾的两个儿子阏伯和实沈不能和平相处，“日寻干戈，以相征讨”，为此，高辛氏“迁阏伯于商丘……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左传·昭公元年》的这条记载不但印证了“西夏”之名早在唐尧之前的帝喾时代就已经存在，而且明确指出了夏人的故墟就是后来陶唐氏所居之地，是唐叔虞的晋国始封地，即围绕在崇山周围的今翼城、襄汾、曲沃一带。而位于山西曲沃、翼城两县接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侯马晋国遗址等的发掘也已经证实了《左传·昭公元年》所言晋国所在地理位置不虚。换句话说，以崇山为中心的晋南地域很可能就是夏人的原居地，后来被唐尧部族所侵占，再后来又成为晋国的立国之地。
晋国博物馆
那么，唐尧部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尧是帝喾的儿子，更可能指的是，尧部族是孕育在帝喾这个大部族中的一个小部族。
二
关于帝喾的活动地点，有相当的一部分文献和传说，都指向了古时东夷族团活动的河南东部、山东半岛等地。譬如南朝宋时的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就说帝喾出生于高辛 ，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高辛镇；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也说喾建都于亳，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帝喾）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
从常理推测，尧部族作为孕育在帝喾这个大部族中的一个小部族，其最初居住地和活动地点，也应该在帝喾统辖范围以内。文献和民间习俗传说给出的答案也恰恰符合这个常理推测。
《汉书·地理志》记载：“《禹贡》陶丘在西南……成阳，有尧（冢）灵台。《禹贡》雷泽在西北。”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尧都，但记载有“尧灵台”，灵台系古代用于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坛，表明这里很可能曾是尧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乾隆《曹州府志》说得更为明确：“尧十五封唐侯，国于陶邱，故称陶唐氏。”郦道元在《水经·济水注》中考证陶丘方位在鲁西的定陶，即今菏泽地区的定陶。
定陶位居河南商丘东北，两地相距仅百十公里左右，在考古学上同属于大汶口文化和继之而起的龙山文化。当地县志记载，定陶古称陶，又名陶丘，尧时为古陶国，尧因先居陶后居唐，故称陶唐氏。定陶县现在还保存着一个陶丘故城遗址，位居马集镇费庄北200米处，乡人称之为陶都，据传为尧王执政的地方。它从内到外分为城、郭（即外城）、郊三部分。城中还有宫城、社坛等。郊北边设有祭祀天神的圆丘，郊南设有祭祀地祇的方丘。
还有一种传说是尧曾在今山东日照高兴镇南辛庄村和安家尧王村一带建“都”，即所谓的尧王城，后来考古学工作者还真在这里发现了一处面积达376万平方米的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其中城址面积达到了20多万平方米，因当地人千百年来一直称这块地方为尧王城，该遗址遂被定名为尧王城遗址。
位居日照安家尧王村一带的尧王城遗址
遗址堆积主要以龙山文化早期阶段为主，发现龙山文化房址20多间，各类墓葬50余座。房址以方形和长方形居多，均为地面式建筑，面积一般在10～15平方米。其建筑技术中最突出的成就是采用了土坯错缝垒砌。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一般无葬具，葬式皆为仰身直肢，头向东南。随葬品多寡不一。此外，还发现了城墙、环壕、道路、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器物坑、灰坑等诸多遗迹。
据调查，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覆盖的大致范围主要在沂蒙山以东。其东临黄海，西接蒙山，南达陇海铁路，北与山东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接壤。其重要的遗址除尧王城外，还有日照的两城镇、东海峪遗址，五莲的丹土遗址，临沂大范庄和莒南的化家村遗址等。该类型中发掘的遗址相对较多，而且多大型遗址和城址。
龙山文化早期一般指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400年，或者到公元前2300年。而陶寺遗址早期在公元前2300至前2100年之间，从时间上说两者有因袭关系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文化类型来说，陶寺遗址早期文化显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基因与尧王城遗址所属的龙山文化早期面貌也较为契合，尤其是陶寺城址突然在晋南崛起，说明尧部族早在此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相关的筑城技术，而尧王城城址、两城镇城址等的发现等于给“从天而降”的陶寺古城建筑技术提供了理论渊源和考古支持——在此之前的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时期，晋南地域未发现有城址出现。
尧王城遗址所在的高兴镇南辛庄村和安家尧王村这几个村名和镇的名称，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这些名字都是历史流传下来的原始名称，尧王村显然是对尧在此活动的历史纪念，南辛庄是对尧“父”帝喾即高辛氏的纪念，而高兴镇显然是高辛一名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的流变。
山东省日照市高兴镇安家尧王村路牌
史前部落由于气候、环境等因素，为了生存，不得不经常处于迁徙之中，早期尧部族也应该是这种情况。所以，定陶和日照两地，都可能是尧部族活动过的地方。而且，由于日照的尧王城遗址以龙山文化早期阶段为主，尧在尧王城遗址一带居住生活的时间应该早于定陶。
三
尧部族在东夷族领地兴起后，可能是由于洪水泛滥，也可能是由于其他我们尚无法得知的原因，北上迁徙到了今河北唐县、顺平一带，随后又西迁到今山西晋中、太原地区，最后沿汾河南下，“伐西夏”，并战而胜之，占领先夏人故土，在崇山脚下的陶寺建立了陶唐古国，达到其辉煌的巅峰时期。
唐尧部族从山东日照、定陶，到河北唐县，到晋中太原，再到晋南陶寺，这一路辗转迁徙留下了众多的遗迹、遗址和相关的民俗、传说。
关于河北唐县和尧的关系，《帝王世纪》说：“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及《舆地广记》都有类似的说法。徐旭生先生《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 一书也持同样的观点：陶唐氏旧城应该是在今河北唐县一带。
关于太原和尧的关系，《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的《宗国都城记》有这样的记载：“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
《汉书·地理志》也说：“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
清代阎若璩在其《尚书疏证》也有同样的说辞：“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太原古称晋阳，乃是因其地处晋水即汾水之阳。
有专家甚至考察出了唐尧从河北唐县到太原再到晋南的迁徙路线是，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晋中太原，再进入晋南平阳。
重建于明正统年间的太原清徐尧庙
唐尧部族的这场南下迁徙活动在考古学上也取得了相应的证据。根据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就相当于唐尧氏古族的文化遗存；“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而在同一时期，也就是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第2、第3期时，在晋中地区以太谷白燕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中，突然出现了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等东方因素，“恰与陶寺类型最早期的情况相似。这与陶唐氏通过晋中抵达晋南的说法吻合”（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953年，考古学工作者在清徐县都沟村发掘出与尧时代对应的龙山文化遗存。该遗存分布在长1公里 宽100米的坡地上，是尧族曾在这里生活过的重要佐证。
居于晋南的先夏族之所以被称作“西夏”，一是因为晋南位居东族居地和中原王畿的西边，是东夷和中原人的习惯性称呼，后人据此沿袭了下来。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文献大都是以“中央之国”自居的周人所记载，从叙事主体角度看，原在晋南的先夏被称为西夏，当在情理之中；二是因为山西处在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交叉地带，在后世整个中国，多被视为西北地区，即便是在4000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是如此；三是因为西羌或九州之戎所居的汾、渭流域，恰巧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地，或者说庙底沟二期文化就是西羌或九州之戎留下的文化遗存。换言之，庙底沟二期文化其实就是先夏或者西夏人留下的文化遗存。
“唐伐西夏”，陶唐氏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一是因为陶唐氏本系东夷人，东夷人以体格魁伟、生性彪悍著称；二是唐尧部族的势力太过强大。尧王城遗址和其他多个同类型城址的发掘及其文化覆盖辽阔空间的发现，表明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是一支高度发达的文化，真实地反映了尧部族强大雄厚的实力；三是因为陶唐氏长期处于频繁迁徙的过程中，为赢得一席生存之地，他们不得不不断地和沿途所经地区的土著发生战争，这培养了他们整体的战争素养和强健体魄；四是以崇伯鲧为首的这支先夏部族，一直生活在“表里山河”的晋南，因没有战争的威胁，所以能安心地从事狩猎和农业，基本上是衣食无忧、养尊处优，这种环境养成了他们憨厚仁慈的性格，“城郭不修，武士无位”，也就很正常了。也正因为如此，当经历各种战争磨砺的陶唐部族忽然间呼啸而来时，他们的失败也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四
“唐伐西夏”在考古学上也找到了相应的证据。
首先，从陶寺早期文化因素中可以看出陶寺早期统治者是来自山东一带的入侵者。陶寺早期文化因素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斝、筒形罐、釜灶、扁壶等主要日常陶器种类，为继承当地庙底沟二期类型第2期而来。但就陶寺早期文化因素整体而言，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未曾见过的器形就多达14种26件，而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近的器形只有4种8～9件。
陶寺遗址早期出土的彩绘折肩壶
陶寺早期文化另一部分主题因素是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大口缸、陶鼓、鼍鼓、钺、琮、璧等器类，以及陶、木器上的彩绘等，这些都是上层统治阶级精神信仰及其“礼乐文明”的核心内容表现所在。这部分构成了陶寺早期独特的个性因素，是陶寺文化早期的主体部分。陶寺文化早期的这个主体部分与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早期为代表的东方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当吻合，这表明，陶寺类型的形成是东方文化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而且其社会上层人物应该是以东方“殖民者”为主，他们力图维护原有的精神信仰等文化传统和等级制度。
其次，陶寺早期小城和陶寺文化在晋南的形成，应当与某一政治势力的入侵有关。陶寺遗址是陶寺早期文化遗存最早的承载者，只是到了早期后段至中期时，陶寺文化才开始逐渐向外拓展，占据整个临汾盆地，并出现城乡分化的特点。这种现象符合外来势力由弱到强的发展规律。
第三，研究表明，陶寺城址是突兀而起，而不是一个自身积累发展的过程，这也符合外来文化忽然降临的特点。
第四，属于龙山文化的山东临朐西朱封三座大墓与陶寺大墓，从规模、规制和随葬品等方面看，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彩绘棺椁、边厢以及精美的酒器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座墓出土的白玉镶嵌绿松石头饰和同属于龙山文化的日照两城镇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绿松石镶嵌腕饰，与陶寺、下靳等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在制作工艺上如出一辙。大汶口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直接源头，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与发展，陶寺早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陶寺土鼓
第五，在陶寺中晚期人骨的种系分析中，头骨测量特征的多元技术统计分析表明，陶寺中晚期灰坑中的人骨与陶寺早期墓葬出土的人骨，形态相距较远。这个结果其实暗示着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人群有着不一样的族源。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些问题，考古人员用国际通行的热电离质谱分析方法，对陶寺遗址中期包括中期王墓在内的两座墓葬的墓主，进行了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测定，结果显示，这两个墓主的釉质锶同位素比值都在当地的比值范围以内，暗示了陶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实际上是以陶寺本地的土著王族为主体。这也就等于告诉我们，与陶寺中期族源不同的早期人群，是由外地迁居过来的。
以上种种迹象结合在一起，我们不难判断，陶寺文化早期主人即尧及其部族，是来自东夷的“殖民者”！（完）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年20209月），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1年20历史好书60种”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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