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童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年迈的奶奶，我的一个六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土里刨食的父母的肩头，其中的艰辛在那个年代是可想而知了。
在幼小的我的记忆里，父母亲似乎永远有干不完的农活，是一个汗珠子摔八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就算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其他的村邻都停止了田间的劳作在家歇息，而我的父亲如陀螺一般，依然不能停止劳碌，他摇身一变，成了“生意人”，做起了收鸡蛋的小生意。
收鸡蛋就是肩负扁担，走村串户高声叫喊，从农人手里买来鸡蛋，再转手卖到炕房（靠控制温度孵化小鸡的地方），从中赚取差价的一种谋生方式。那个年代的村人，家里的鸡下了蛋很少舍得吃，会卖成钱贴补家用。一副扁担、一杆秤、一本价目本外加一份干粮、一壶水就是父亲收鸡蛋的全部家当。因为父亲天还没亮就出门，晚上才回家，所以会带上干粮和水当做午饭。
所谓“价目本”就是记录不同重量的鸡蛋，其所对应的价格的小本子。价目本上，是父亲如小学生一样端端正正的笔迹。每做一笔“生意”，父亲就会从怀里掏出那本他精心记录的价目本，根据鸡蛋的重量查找出该付给人家的钱数。倘若遇到炕房收购鸡蛋的价格有变动，父亲收鸡蛋的价格自然就会随之变动。这样一来，父亲的价目本就得重新再记一遍。对于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父亲来说，仅仅是一本价目本，就绝非易事，父亲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同寻常的。不知道父亲当年为何不买一个计算器，或许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那种“高科技”的玩意，也或许是父亲囊中羞涩，根本就舍不得花那冤枉钱。
冬日凌晨五点多钟的乡村，依然是漆黑一片。当人们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里时，我的父亲就要起床了，他要开始他一天的奔波。幼时的我，在睡意朦胧里经常会听见父母小声的“吵架”声。母亲压低声音生气地责怪父亲：“就一个鸡蛋你都不能吃吗？”父亲回：“一大碗呢，真的够了。”那时父亲的早饭通常是一大碗面条或者红薯粉丝，再加一个荷包蛋。而绝大多数时候，荷包蛋都是进了我们孩子的肚子。幼小的我，很是不理解，父母亲为什么总是为父亲吃早饭的事情而“吵架”，长大了才明白，那被父亲省下来的荷包蛋，饱含了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深沉的爱。
有一次，父亲生意特别的好，仅一天就赚了足足有三十块钱。晚上，全家人围在灶房里，像过年似的一样兴奋。一天就能赚三十块钱，在那个年代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我小叔和婶儿也来我家玩，婶儿无不羡慕地发着狠说：“下次让宏子（小叔）也去收鸡蛋！不说三十块钱了，就是一天赚一包香烟钱也好啊。”（那时的村人抽的烟，基本在五块钱一包。）我小叔最终并没有像父亲一样走村串户，起早贪黑地去收鸡蛋。因为，那份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了的。
“有鸡蛋卖吗？有鸡蛋卖吗？”整个冬天，父亲顶着严寒，用一副扁担和一双脚走生活的情景，成了那个年代为生活而苦拼的一道特有的风景。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悠悠四十载，弹指一挥间。如今的父亲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回首往事，我不经意地笑问母亲：“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爸爸收过鸡蛋的事啦？”母亲噗嗤一声笑了：“你这丫头，记性怎么就这么好呢，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都记得！”笑着，笑着，母亲的眼眶就红了，里面有晶莹的泪花在闪动。
丁培明，江苏扬州人，高速公路收费员，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篇文章刊登在各网络平台及杂志报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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