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教子理念：重德修身（二）

 

 

    唐太宗李世民和北宋范仲淹的教子故事。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曾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帝范》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为君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准则，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修身治国，备在其中”，谆谆告诫李治：效法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古代圣哲贤王，“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倾己勤劳，以行德义”。《帝范》被历代帝王奉为家教圣经。唐太宗还写了《诫吴 王恪书》、《戒皇属》等经典名篇，教导子女“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指出修养德行的重要性，多做善事、美德充盈才能福泽绵延；教导子女“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要自勉自制，严于律己，他讲述了自己数年“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把时间放在勤勉朝政上；教导子女“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之耕夫”，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要培养节俭朴素的品德。有一次吃饭时，太宗问太子李治：你知道“饭”吗？李治说不知。太宗说，农民种粮非常艰难，费工费力，作为皇帝，不能随心所欲，滥用民力，特别是要注意“不夺农时”，这样才能够“常有此饭”。

    唐太宗给几个儿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如房玄龄、李纲、张玄素、李百药、魏征等，并专门下诏书规定了对待老师的礼仪。他一方面教诫子女要尊师重教，“见师如见父”，要“宜加尊敬，不得懈怠”。一方面支持老师严格管教，鼓励老师对太子及诸王的过失极言切谏。老师们都能够坚定地履行职责，与唐太宗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教育，遇事必诲，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良好的品质。如有一次，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弯曲的树下休息，就教诲他说：“这树虽然弯曲，打上墨线就可以取直成材。做君主的即使本身并不高明，但是能接受别人的规谏，也可以变得圣明。”见到李治乘船时，太宗就教育他说：君主是舟，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即将成为人主，不能不知道这些。唐太宗还注意结合史实进行教育，他让魏征编录了《自古诸侯善恶录》，分赐诸子，要他们把书“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从前人善者成、恶者败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得到鼓励，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做正人君子和爱护百姓的人。

 

 

    范仲淹是北宋时思想家和教育家，熟读儒、道经典，并崇信佛法，官任参知政事，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家喻户晓。他治家甚严，教子有方。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四个儿子都从小就熟读经书，学有所成，为人正直。范家家风俭朴，乐善好施。

    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到苏州去往四川运麦子。范纯仁碰见了熟人石曼卿，得知他因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故停留在此。范纯仁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卿，助其得以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因无法向父亲交差，所以久久地站立在父亲身旁，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道：“你在苏州遇到朋友了吗？”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俸禄丰厚，但他却不为子女留下钱财，而是全部用于扶危济困了，把乐于助人之仁德传给了子孙。他的长子范纯佑十六岁随父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是其得力的助手；次子范纯仁，后任宰相，在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恪尽职守；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受其父言传身教，他们都正义敢言，关爱百姓，以清正廉洁著称，俭朴的作风始终从未改变，把做官得来的俸禄，大多用在了扩大父亲范仲淹创建的扶危济困的义庄上了，而自己与家人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

 

 

    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古代的家庭教育都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现代的家长则认为，孩子要“精”一点、自私一点。于是贪小便宜不吃亏的自私教育，潜移默化地侵蚀着孩子幼小的心灵。广州6岁小学生长大要当贪官是她的理想，这样的现实真的要让家长们警醒了。古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重视子女的道德教育，才是真正为孩子着想，因为德是做人最根本、最本质、最美好的东西，是一切福份的源泉，是留给孩子的最可靠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