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如酒
作者：戴振福
秋收或是年节下，大多时候我会去岳父家。每次到岳父家，总会抽空到附近的地里转转，望一望故乡的方向。故乡在岳父所在村的正西面，相隔不到十里，中间要路过两个村庄。
八年前，母亲和父亲相继亡故，原来居住的旧屋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两年之后，忍痛把凝聚着父母心血和承载着自己少年时光的旧屋卖掉，延续了几百年家族的香火从此画上了句号，像是一棵大树被砍断了根须，内心有一种剧烈的疼痛。走在岳父家的田地上，仿佛走在并不遥远的故乡的土地上，似乎依稀还能望得见家乡上空随风摇曳的炊烟，还能听得见从家乡的方向传过来的亲切话语。
每次回县城，我都要绕道回故乡一趟，其实，已经早已无“家”可归了。但驾驶着汽车在村庄寂静的街道上穿过，轻轻地沿着曾经熟悉的乡间小路走过，看一看阳光下的村庄，望一望微风里的田野，心中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仿佛父母并没远去，还在身边。
一
家乡那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庄稼有时会让我联想到大海，尤其当燥热的南风从将要成熟的麦穗上滚过时，金色的麦浪波涛汹涌，远处的村庄就像一艘大船,航行在金色的海面上。这个时候，天空瓦蓝瓦蓝，麦子金黄金黄，一蓝一黄，油画般漂亮。有时，空中会飘过几朵白云，姿态各异，像是客串的演员。在麦垄麦畦间，飞来飞去的，不仅有轻捷灵巧的小雀，还有张着双剪尾的燕子。早晨或是黄昏，有人会在田间或地头走走看看，搓一枚散发着清香的麦穗，拔掉藏在麦稞里的杂草。这些身影中，曾经有父亲那熟悉的身影。
家乡的土地上种植着庄稼，庄稼像是田野的衣服，一年四季变换着不同的颜色,又像是一帧帧的画卷,斑斓锦绣般地展开。一望无际的庄稼，时常是寂静无声的，除非风雨来临，才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去尚有锄草、施肥的活计，农人和牛的移动，打破了田野固有的安宁，但是现在，即使这样的活动也已变得十分稀少了。不是庄稼成熟收割的季节，满地满洼蓬蓬勃勃的庄稼是很难看见主人的身影的，因为主人很忙，忙着在完成在他看来另一个更有意义的追逐。
我小的时候，放学后呼朋引伴，经常来到这片土地上剜菜，割草。地里的野菜钻出地面，先是象一颗颗开在地上的小星星，几天的功夫就能长成杯口般大小。在我们的眼里，野菜是分了等级的。上等的为曲曲菜、次之的为阳沟芽、蒲公英（俗称婆婆丁）、再次之为马齿菜、青青菜，至于消暑苗和独流酸那是排不上等级的。挖野菜的时候，我们当然专门捡等级高的挖，有时为了争到“上等菜”不惜动手“抢夺”，因为等级高的菜不仅鹅、兔子等一些动物喜欢食，人也是能吃的。
在村子西边，一南一北，各有一幢废弃的砖窑，俗称南窑、北窑。在远处看，南窑已经塌陷，外形像是一座小山，北窑尚且完好。有时，剜菜、割草之余，会爬上窑顶，挥舞着镰刀，眺望远方，仿佛爬上了高高的山巅，在小小的胸襟里竟有一种升腾的感觉。离窑不远，由南向北，蜿蜒着一条水沟，平时，沟是干涸的，只有到了雨季，才有水在流淌，记得那年雨水最大时，沟里的水已漫过了河岸。
后来，我们家的地就在砖窑的附近,父母的汗水曾流淌在这片土地上。记得在一年的秋天，正值秋收时节。正午的阳光仍然热得出奇，年过六旬的父母正在收玉米。他们先是把玉米锤一个一个的掰下来，集中成堆，然后装入纤维袋内，再一袋子一袋子背到地头，晌午的时候，装车、拉回家。整个过程说起来并不复杂，但要完成却要付出很大的艰辛。仅说掰玉米锤这一道工序：用手紧紧攥住玉米锤，向下用力一拽就可把玉米锤掰下来，很简单。这样的动作，微微的用力，别说大人，就是孩子也能完成，而且有时孩子还会觉得很有趣，掰一个，再掰一个。但是，如果接连不断地掰起来，那将是一项很累的庄稼活。在一人多高的玉米间穿来穿去，脸、胳膊上早已被多绒毛的玉米叶拉出道道血口子，一出汗疼痛难忍。由于持续用力，胳膊、肩膀隐隐作痛。密不透风的玉米地内，没有一丝风，又累又热，再加上饥渴， 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等我赶到时，正看见母亲背着一袋子玉米锤往地头走。看见我，笑了笑。我从母亲肩上接过袋子放在肩上，母亲嚷道：“别，别，你干不了这活。”“我怎么干不了？没事。”当时，我已24岁，参加工作已经两年，可父母总是把我当孩子，重活、累活仍不让干，怕累坏了。“给你。”我回头一看，母亲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梨，举到我的面前。“吃吧，天热，怪渴的。”“不渴，我刚才在家喝了水。”我知道母亲一上午也不见得喝次水，梨也舍不得吃。看到母亲又黑又瘦的脸上淌下的汗水，我忍了又忍，才使眼中的泪水没有流下来。玉米啊，金黄色的玉米，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多么象父亲、母亲这样的人啊！
麦子、玉米、大豆、棉花、绿豆，曾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角，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用自己的生命之姿装饰着这片土地，为人类奉献着自己的生命。父母这辈人甚至往上的祖先对这片土地是情有独钟的，他们把这片赖以生存的地方作为自己人生的舞台，把生活的希冀、人间的幸福都寄托于此，用汗水、泪水、坚忍不拔的毅力精心构筑着心中金碧辉煌的大厦。
二
古老的村庄像是一粒种子，在遥远的过去撒在了这片土地上，几百年来，就慢慢生息繁衍、生长壮大、演变传承。
两、三千人的村庄面积并不算大，多说也就一、二平方公里的样子。东西长，南北窄，一前一后两条东西方向的街道、三条南北方向的道路将整个村庄分割开来，古老的村庄还是比较规整的。听老人们说，过去村边建有村围子，设有东门、西门。所谓“村围子”：是指围着村庄筑起的高墙，当然是用来防御的。与此有关的有两件事：一是当年燕王扫北时，“土围子”高大坚固，明军没有攻破，村内百姓免遭生灵涂炭。一是太平天国那阵儿，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土围子上巡逻时中箭身亡。两条街道俗称前街、后街。在村庄靠近中间的位置，有一条大约二百余米的道路将前、后街连接起来。这个位置向南，是我小时上学的路。这个位置向西，二十余米的北侧是大队部的所在。而现在，由于位置的特殊性，它又成为了村里集市的中心。
我家在村子的西部。沿前街右拐，穿过两条狭窄、冗长的小巷，再向西一拐就到了。依稀记得，整个村庄这么狭窄、冗长的小巷四条，村子西部两条，村子东部两条。我上学时要穿过村子西部的那两条。开始，看到这窄窄的小巷，会联想到电影中的某一画面——城市中的皱褶；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著名诗人戴望舒的《雨巷》后，就自然地与其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下雨天，但从来没有遇到过撑着油纸伞结着愁怨的姑娘。
沿着后街，在村庄的中部和东部，分别栽种着一棵槐树，如盖的树冠有两间房那么大。槐树的实际年龄不晓得，也曾问过老人，但没能得到确切回答，给人的印象却是很久远的，尤其对我们孩子来说。其实，在我们这一带，村中栽有槐树是很普遍的。据说，这是古代明朝时，先民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时的标志，来此立庄，先栽种上一棵古槐作为标志——也许这是可信的。邻村就有一古槐年代还要久远得多，几个人合围方能怀抱的树干早已中空，捉迷藏的孩子能从树洞内钻进钻出。俗话说，树老也能成精。曾有一段时间，附近村落的人络绎不绝地突然来此古槐下膜拜，说是古槐显灵了。不过，像是一阵风很快就刮了过去。但是，我们村的两棵槐树却是无此殊荣的，因为它们尚且年轻，还未修成正果，还没有产生让人敬畏的仙气。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回到家乡却意外地发现两棵古槐不见了。我很是震惊。不知是何人何时把生长了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古槐送入了另一个世界，更不知道这伐树者抱着什么目的怀着什么心境，是为了钱吗？不得而知。倘若如此，那可真是短视了，短视得令人心痛。两棵古槐沐浴了多少次早晨的阳光，又被多少次春风吹拂？
前街与后街相比，前街是村子里最“繁华”的所在。沿着前街，在村庄的中心区域，由西向东依次为：大队部、供销社、卫生所和幼儿园。
大队部在我心里是很久远的。打记事起，就知道大队部的威严和所在，“被揪斗”的人、偷东西或是犯了事的人最后都会被带到大队部的。大队部六间北房，现已几经整修。房前，是宽敞的院落，有台上和台下之分。依稀记得小的时候，房前和院落周围是种了数棵绒花树的，毛茸茸红艳艳的绒花由绿叶托出，煞是好看。但因为大队部特有的、与生俱来的威严性，对于美丽的绒花，我们只能在上学或放学路经大队部门前时，在远处眺望，丝毫不敢近前。大队部是村里不同时代的“舞台”，刚记事时各式各样的群众大会，改革开放后热热闹闹的老戏演出，难以忘怀的露天电影，现在年节下青年人喜爱的歌舞，都是在这个地方上演的。
供销社是离人们的生活最近、最亲切的地方，吃喝衣食须臾不能离。我曾在这个地方买过糖果、柿饼子，还有橡皮之类，但次数是很少的，大多的时候只是看看，睁着渴望的眼睛，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因为那时家中经济条件实在不好。有一次，在供销社的地上，我竟然拾到过一张半斤的粮票，当时，我高兴的真是不得了，至于后来这张粮票怎么处理的我是忘却了，但兴奋的心情过了许久才在我心里散去。其实，除了偶尔按照父母的吩咐去供销社买点日用品以外，供销社对我的吸引力是散放在供销社柜台上的信件。那时，村里与外界的交流是通过信件来完成的。很早的时候，大约在“文革”之前，我的表哥——母亲的侄子，因生活所迫闯了关东——在辽宁海城一带落了脚。表哥与母亲的之间的感情就是靠书信联系的。当从一堆信件中发现了我家的信，就会一把抓在手里，然后举着信蹦蹦跳跳地回到家，把信交到母亲手里，像是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任务似的。所以，每当送信人骑着绿色的大摩托从我们跟前跑过去时，我们就会从后边玩命地追，从来不怕掀起的尘土脏了身脏了脸，甚至觉得那时大摩托后边冒出的燃后的汽油味儿那么好闻。
至于卫生所和幼儿园，我是不愿意去的。去卫生所，总是在得病之后，屋里那奇怪的药味儿已经让人讨厌至极，难以忍耐的是可能还要打针，尖尖的针头滴着药液。我虽自觉还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但看到比刀子还要尖锐的针头，内心仍有几分惧怕。还好，每次都还能故作矜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完成任务，没有辜负陪伴的父母、医生的鼓励和期望。幼儿园（那时称育红班）也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幼儿园的阿姨对我的态度还是不错的。我本分老实，从来不调皮捣蛋，学习也是名列前茅，但是我非常看不上阿姨对待调皮捣蛋孩子那种恶狠狠的样子，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电影里对待穷人同样恶狠狠的地主婆。后来才知道，我想多了，两种形象的人是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且，再后来，这位幼儿园的阿姨远嫁了北京，因为她的丈夫虽是本村的却在北京当兵，许多年后转业留在了那里。
我们村里的“老戏”在附近是出了名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老戏”是什么我是懵懂不知的，在小小的头脑里只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这些样板戏和《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这些故事片，直到有一年，电影演了《花木兰》、《杨门女将》等等，才知道有“老戏”之说。我们村有演“老戏”的传统，剧种称“哈哈腔”，至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县志上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据说，清朝末年的时候，村里一位于氏村民用烧砖窑攒下的积蓄组建了一个戏班子。演员都是村里的村民，绝大多是男的，青衣也是男扮女装。每年冬季农闲之时排戏，过年时搭台演出。白天演，晚上也演。正月初二开演，一直演到正月十六。演出时，晚上璀璨的灯光自不必说，白天那高亢的唱腔在村外老远就能听得见。戏台下，有专心看戏的，有追逐闹着玩儿的，还有跟小贩儿讨价还价的，那个热闹劲可想而知，吸引着方圆十几里之外的村民前来观看。记得有一首小时候经常唱的童谣，正好说明了当时的境况：“嘎呦嘎呦车，婆婆来接。接干嘛去？看戏去。看的嘛戏，哈哈腔。吃的嘛饭，杂面汤。”
关于老戏，曾听老人们说过一个故事让人忍俊不禁。日本鬼子侵占我们村那阵子，曾逼着戏班子给他们唱戏。也可能是演青衣的扮相太漂亮，也可能青衣演得太投入，演到高潮处，有个日本鬼子真的把青衣演员当成了“女人”。“花姑娘、花姑娘”。嘴里嚷着，一下子从凳子上跃起，大步向台上的“花姑娘”扑过去。“花姑娘”见势不妙，转身跑向后台，最终在别人的掩护下逃脱了鬼子的“魔爪”。现在，这位当年曾经令日本鬼子着迷的“花姑娘”尚还健在，不过已是耄耋老人，但我偶尔向其提起当年的情景，他满脸堆笑，然后又严肃地说道“真是捡回了一条命。你不知道，那日本鬼子，比狼还狠。”
当然，和他一般年纪的演员大部分已经作古，最年轻的也已八十有五。我心中一惊，忽然想到：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那在我们村流传了将近三百年的“哈哈腔”，是不是也要销声匿迹了呢？我想了想，不能回答自己。
三
不知何故，上了点年纪之后，每到年底，我总会把平时束之高阁的谱书搬下来，慢慢放在桌上。然后，怀着一种恭敬或是虔诚的心情，细细览阅。从清朝光绪年间至今，我们这个家族续过四次谱，其中一次虽做好了准备但因战争原因未能成书，最后一次是在“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为此次续谱，父亲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也就是说，最后这次的谱书是凝聚着父亲心血的。
谱书记载，我们这个家族原籍是在浙江绍兴的，明永乐二年（1404年）先祖先集结于山西洪洞县后辗转北来，到父亲这一辈已繁衍了十八世。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祖父的身影，因为在我出生那年的秋后他就走了。从此，父亲顶家过日子。其实在这之前，父亲就已经当了多半个家。祖父是做小买卖的，家里的事多半由我父亲做主，但大事还有我的祖母，诸如置宅子置地等等。听姐们说，我祖母的最大功劳就是买地置了两栋宅子。我家住在前边这栋宅子内，叔家和祖母住后边这栋宅子。我们一家人住的这栋宅子原来是南房，后来朝前开了门，把后门堵上。前边又窄又小的院子内还栽种了两棵枣树。我10岁左右的时候，枣树枝已高高地没过屋顶，将屋顶盖过一大半，又紫又红又大的枣把树枝压弯，总是吸引着我贪婪的目光。叔和祖母居住的宅子后面，原来也有一个小院，院中栽种着七、八棵枣树，还有榆树、椿树、杏树、椹子树，俨然是个小树园。听父母说还种过葡萄、甜瓜之类的，我却没有什么印象，但对于枣树我的印象倒是很深刻。秋天来到的时候，所有枣树上的枣我都会摘下几颗尝尝，有的很甜，很脆，有的不甜，发艮。不过，着实解了馋倒是真的。就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种甜甜的幸福，涌满心间。
父亲脾气不好，性格有点暴躁，但很聪明。上学（当时还是私塾）时间不长却能够识文断字，并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算盘也打得很好，一般的计算口算又准又快，这也是后来成为公社根治海河工程员的原因。母亲的命不好。出生在一个土财主家庭，但很早就成了孤儿，被寄养在邻村的舅家。母亲有两个舅，一个亲舅，一个厚的。亲舅因贪瞒母亲家庭兴旺时存放其家的大量金银财宝而反目，后舅对母亲却是很好。十八岁的时候，母亲嫁于父亲。也许是父亲脾气不好的原因，也许是母亲缺少亲人疼爱因家庭衰落遍尝世态炎凉的原因，逐渐养成了吃亏让人、委曲求全的性格。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夫妻之间发生矛盾时，母亲总是第一个做出让步，宁可自己吃亏，也要顾全大家庭的和睦。结婚不久，因为我的婶子要进门，父母就把正北屋让出来，搬进又破又矮到处通风撒气的南房，一住就是三十余年。母亲一生育有一子七女，三女因饥饿、疾病而夭折。父亲年轻时，在外工作，家中一切都有母亲经管。记得有一年，大概是1977年，大姐和二姐相继得了一场重病，仅输液时间就有半月有余。那个年代，患一般的病是轻易不输液的（那时称打吊罐），只有得了重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输液。半个多月的时间，不仅仅是看病花钱的问题，还有侍候病人内心受折磨、煎熬的痛苦，而所有这些，都是母亲一个人承受的。还有一件事，让母亲遭遇了不白之冤。祖母的一件衣服找不到了，八成新，广靠色。祖母怀疑母亲偷了，就让别人“搜查”了母亲的皮箱、衣橱，但一无所获。母亲是何等光明磊落、心胸坦荡之人，虽然人生道路坎坷、经济困苦，但也绝不做这蝇营狗苟之事。母亲感到巨大的屈辱和委屈，为此哭了大半夜。多日之后，祖母找到母亲，说衣服找到了，冤枉了母亲。母亲闻听，失声痛哭。
父亲也曾豪情满腔，年轻时也像雄鹰一样在天空翱翔过，但毕竟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思想局限性，最后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将土地作为了人生的舞台。父亲曾担任过粮站会计、信用社会计。大炼钢铁时，三个县合并后组建了一个大钢铁厂，父亲担任司务长。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一封村级“匿名信”将父亲的大好前程化为泡影。后来得知，是父亲在担任信用社会计时因坚持原则未贷款给某人，后某人当了支书，为了报复当初的“一箭之仇”，故意要父亲回村，胡说什么“村里离不开他”，简直是一派胡言。其真实原因是看到父亲到了“好处”，自私、狭隘的心理在作怪，故意做出如此龌龊行为，足见一些势利小人的险恶用心。但性格倔强的父亲并未低头就范，而是离开了钢厂去了外地谋生。数年后回乡，每年冬季根治海河期间，担任公社工程员。再后来，土地责任制后，安心在家侍奉十几亩土地。
我家的亲戚多是父亲这边的，诸如舅爷、舅奶奶、姨奶奶、表叔（小时候称呼起来十分绕口）之类，母亲这边却是没有，连姥姥家也没去过。小时候对此十分纳闷，长大了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母亲很小就成了孤儿。这也可能是母亲柔弱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小时候每当年节下，我都会与父亲串亲，要穿过好几个村庄才能到达。有时到了姑家住着不回来，因为那里有表哥、表弟和我玩，吃的也好。到了年根儿底下，大姐去接我，才恋恋不舍的回家来，还带回许多玩的东西。在外出门的姑父是很大方的，每当这时会给我一元的压岁钱，高兴得我许多时间都是美滋滋的。遗憾的是大姑走得早，四十岁刚过就患病去世了。我的表叔很多，共十个，是舅爷和姨奶奶家的孩子，我的岳父是其中之一。年龄尚小的我还暂时理不清这么复杂的关系，时常闹笑话。这时的姐们就会借用《红灯记》中的一段台词幸灾乐祸般取笑我：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
1993年2月，我结婚时父母已经年迈。10月，女儿出生。父母虽也欢喜但总觉美中不足，尤其是父亲总希望男孩更好些。几年之后，第二个女儿出世，彻底打消了父母要抱孙子的奢望。不过，父母的思想转变得也快：儿孙自有儿孙福，顺其自然。所以并没过多的在此事上纠结，日子过得倒也平淡幸福。但在2002年元旦前的十余天，母亲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却大出我们的预料——胰腺癌晚期。闻听医言，如同五雷轰顶。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仿佛天塌下来一般。然而，人无回天之力，在第二年初秋，院子中的枣子渐红之时，母亲离开了我们，尽管母亲拉着我们的手那样依依不舍。俗话说，不经世事不会成长。母亲的逝世，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亲人的死别。内心总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深深伤痛，很长一段时间，不愿与人交往，不愿大声说笑。即使现在生活有了改观，有时还会痴痴的想：母亲活着该多好啊！日月如梭，时间如水。八年之后，父亲因心脏病突然离世——悲伤的潮水再次涌满心间。
人去屋空。自从父母去世之后，那栋伫立在村子西部、北邻村里公路、凝聚着父母心血、承载着我们少年时光的老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几年之后，我不得不忍痛卖给了他人，现在则已完全消失，没有了任何踪影，哪怕一砖，一瓦。
天边的风吹过来，吹过田野，吹向故乡的方向。
远处，家乡的老树、老宅、炊烟，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渐行渐远。但有时又清晰、真实起来，我知道那是在心里或是梦中。
作者简介：戴振福 河北省南皮县公安局
责任编辑：南冰 一根筋
编 辑：晓梦 镜中人 宁静 云飞
执行编辑：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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