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是唐朝末年诗人韦庄感叹黄巢之乱的诗句，这首《秦妇吟》充分体现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以及黄巢起义对于王公贵族的沉重打击。
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昔日显赫的世家大族在“乱军”的兵锋下被屠戮殆尽，诗人以此感叹战争破坏之大，并感慨黄巢的残暴。但黄巢虽然残暴，却为我国清除了一个危害近700年的“毒瘤”，打开了一大批人上升的大门。
那么，黄巢清除的这个“毒瘤”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他们是毒瘤呢？他们为什么能危害我国近700年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门阀士族成长史。
这个“毒瘤”，就是长期垄断官位，阻断寒门上升之路的门阀士族。门阀士族本质上就是以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封建贵族特权集团。
历史十分悠久，许多世家大族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炎黄时期。但门阀得到相应的地位还是从西周开始的，在周天子“分封天下”后，士大夫就作为一个单独的阶层出现了。
不过此时还没有形成成体系的门阀政治，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士大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压，但汉武帝尊崇儒术，士大夫的力量又有所增强。
而到了东汉建立以后，门阀士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朝堂上举足轻重的势力。门阀士族有很多称呼，比如“高门”、“门第”、“高士”、“士人”、“士族”、“世家”等等。
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门阀士族的概述，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有时也称为“世族”，指的是这一阶级的地位传承，往往是代代富贵。
而门阀士族之所以在东汉崛起，是因为东汉的建立十分特殊。东汉与西汉虽然都打着大汉的旗号，但本质有所不同。
东汉就是在各地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新兴王朝，建立之初土地兼并就十分严重。汉光武帝为了能够迅速平定天下，与各地豪强做了许多妥协，这导致东汉从建立之初就带着浓厚的门阀士族色彩。
汉光武帝也曾经试图削弱豪强，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汉的集权王朝，但却遭到了各地豪强的强烈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就连许多地方官都反对他的改革。最终刘秀只得与豪强们妥协，象征性地惩罚了“首恶”，却保留了豪强们的大多数特权。
汉光武帝的妥协在当时带来了稳定，却为后世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形成了东汉特有的“庄园经济”，门阀士族们不但掌控了地方的部分行政权，还能有自己的堡垒和私兵。
此后在东汉皇权强盛的时候，门阀士族们还能服从中央，听从调遣。但到了皇权衰落，宦官与外戚交替执政的时候，门阀士族的势力就大大增强。
他们借着察举制和征辟制不断扩张在地方的影响力，并开始扩建他们的堡垒，扩充他们的私兵，并趁着中央内部激烈争斗的时候实际上垄断了地方行政权力。
而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门阀士族的“好时代”就来了。他们事实上已经独立，成为了一个个国中之国。
黄巾起义爆发后，腐朽的东汉朝廷根本无力镇压，只得允许各地豪强组织“义军”，实际上承认了门阀士族私人武装的合法地位。
最终黄巾起义被门阀士族和东汉统治者联手绞杀，但东汉朝廷也失去了对门阀士族的最后一点约束。
尽管黄巾起义平定，但各地起义依然持续不断，门阀士族们也趁机割据一方，成为了一个个军阀。他们在镇压平民时和东汉朝廷有着共同的利益，但转过头来他们就继续与朝廷争夺权力，所谓“四方盗贼如蚁聚，六合奸雄皆鹰扬”形容的就是这个时代。
从“汉末群雄”的来源就可以看出，像刘备这样织席贩履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势力的领袖往往都是门阀士族出身，“累世公卿”。
曹操这种宦官养子家庭出身的都是当时“群雄”们鄙视的对象，“群雄”大多都是出身贵族，家世高贵，靠着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其中还有像袁绍、袁术这样“四世三公”的家庭，也就能看出此时门阀士族的势力有多么强大了。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门阀士族走进了舞台中央，也逐渐成为了我国的“毒瘤”。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门阀士族全面崛起算起，到公元878年黄巢起义爆发，门阀士族受到沉重打击为止，大约就是近700年时间。
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其实都有门阀士族存在，但其在中间的这近700年里势力是最大的，危害也是最强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门阀士族掌权时究竟都做了什么。
尽管曹操在汉末群雄中出身不是最高的，但他最终还是统一了北方。曹操知道门阀士族瞧不起他，便推行“唯才是举”的方针，靠着从民间提拔人才与门阀士族对抗，部分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实力。
但曹操也无力直接铲除门阀士族，曹操去世后，曹丕为了能够顺利篡位当皇帝，就又对门阀士族采取妥协态度。
他在陈群的建议下正式颁布了“九品中正制”，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世家大族，以此来获得其支持，最终曹丕也在他们的支持下顺利称帝。
“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地方根据“品德”来推荐官员，朝廷予以批准后就能任职。但问题是品德好不好谁说了算呢？
一开始还能取决于中央派出的考察官员，但后来就演变成地方上的“德望”，也就是门阀士族说了算。这等于选手和裁判是同一个人，于是地方门阀士族便靠着九品中正制互相推荐，实际上架空了朝廷的地方行政权力，甚至能够插手中央。
可以看出，曹魏出身微末的人才基本都是曹操时期被发掘出来的，而在曹丕登基之后就很少从民间提拔人才了，主要还是与门阀士族合作，与贵族共治天下。而到了司马氏篡位之后，士族门阀的权力更加膨胀。
曹氏好歹是一手打下了天下，而司马氏只是在曹氏集团中崛起的高级官僚，靠着政变接管了权力，与曹氏的上位过程截然不同。
这就导致司马氏为了当皇帝并稳固皇位，就必须进一步争取门阀士族的支持，作出更多的妥协。
于是，晋朝就成为了门阀政治的高峰。司马氏为了当上皇帝向门阀士族让渡了大量权力，尽管最终一统三国，却也使得晋朝在统一之后便迅速腐朽，刚开国就有亡国之相。
晋朝统一后兴起的不是节俭之风，而是士族门阀竞相效仿的“斗富”之风，而晋武帝为了消耗士族门阀的力量，也刻意鼓励他们奢侈浪费，以至于产生了“石崇斗富”的典故。但问题是这些人斗富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自然不可能凭空变出来，他们用来支撑这种豪奢场面的财富无不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这些人斗富斗得越狠，其治下的西晋百姓就过得越悲惨。
这种糜烂的局面就连部分门阀出身的官员都看不下去了，有个叫傅咸的官员就曾上书晋武帝，希望他遏制奢靡之风，然而晋武帝毫不理睬。
而在晋武帝去世之后，傻子皇帝司马衷继位，西晋的门阀士族力量更加膨胀，奢靡享乐之风愈发盛行。
只知享乐的门阀贵族占据着高堂，他们一个个都是九品中正制推选出来的“品行优良”的人物，然而实际道德水准却是如此不堪。而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却被埋没于民间，郁郁不得志，西晋的灭亡其实此时就已然注定。
当时就有许多人写文章来讽刺这种荒唐的场面，王沈就曾写作《释时论》，来讽刺当时的门阀政治。
文中提到汉初的时候：
“衮龙出于缊褐，卿相起于匹夫”“当斯时也，岂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
意思就是当时贫贱的人也很容易获得提升，大家只看才能。但“今则不然”，“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意思就是阶层已经固化，门阀士族垄断了权力。富贵的人一直富贵，而贫穷的人则一直贫穷，失去了上升的空间。
如果觉得以上讽刺还不够直观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西晋时期百姓的生活，看看在豪强们斗富的时候普通百姓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就明白为什么门阀士族是“毒瘤”了。
据《晋书》记载，当时雍州发生了大饥荒，然而朝廷的策略却不是救灾，而是规定“骨肉相卖者不禁”，当时朝廷实际上就是被士族门阀把持。
百姓吃不上饭了，这帮士族门阀的策略就是放开人口买卖，允许父母卖自己的子女。这个策略我们往好处想，就是让吃不上饭的穷人家把子女卖给富贵人家，好让他们有条活路。
往坏处想，允许一群饥饿至极的人买卖人口会导致什么，不用细说大家也明白了。直到两年之后，腐朽的西晋朝廷才终于想起来要救灾了，开仓放粮，分发给饥民。
然而此时距离饥荒爆发已经过去了两年，饥民几乎都饿死了，能在两年之后还来领救济粮的，又是什么人呢？
别忘了，就在这个饿殍遍野的时候，西晋的各地的门阀士族还正在斗富呢！无数饥寒交迫的百姓在城外悲惨地死去，而这些门阀士族们却还在比谁家的珊瑚更好看，谁家的丝绸纹路更别致，这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由此来看，司马衷的那句“何不食肉糜”至少出发点是好的，至少眼里还有百姓。而这些门阀士族真的就是纯纯的坏了。当然，在这些门阀士族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死再多百姓又跟他有什么关系？
而到了“永嘉之乱”中，这些门阀士族色厉内荏的本质显露无遗。
当“五胡乱华”的浪潮来临时，这些世家大族大多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有的屈膝投降，有的仓皇南逃，称为“永嘉南渡”。而在逃跑的过程中，许多士族子弟连马都不会骑，甚至都走不了路，得靠别人搀扶着才能走。
此时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些自诩高贵的门阀士族是如此虚弱。
不过逃到南方的门阀士族们还是重新掌握了权力，东晋最终成为了彻底的门阀社会，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马指的是晋朝司马氏皇帝，王指的是世家大族中的王氏，而王的排名还在马前面，可见二者地位。
而在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力量有所削弱，但依然把持着不少权力，有时连皇帝都奈何不了他们。
不过这些皇帝都对付不了的门阀士族终究还是得到了报应，尽管皇帝有时都怕这些世家大族，但黄巢却不怕，门阀士族在他眼里就是一只只大肥羊，等待着他的屠宰。甚至他就是指望着从这些地方豪强的身上获得补给的。
要知道这些地方豪强一个个盘踞当地多年，拥有着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累积下来的财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但这些门阀士族又早已衰朽，除了权力斗争之外什么都不会。
于是黄巢发动地主豪强们庄园里的佃农来打击这些地方豪强，攻破了一座座地方豪强的堡垒，从中缴获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也为起义军的征战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黄巢起义军就是靠着这种方式如滚雪球般迅速发展壮大，每到一处，就沉重打击了一处的士族门阀。而在黄巢接连攻破长安、洛阳之后，中央的士族门阀也遭到了黄巢的残酷清洗，几乎被屠戮殆尽，他们的私产也全为黄巢所得。
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们如今就像被起义军驱赶的牲口一般，被肆意凌辱虐待，乃至杀戮，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正是如此。
在黄巢这种“滚筒式打击”之下，刚刚有所复兴的门阀士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黄巢固然残暴，但他的残暴是谁带给他的？
我们在谴责黄巢残暴一面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这些高高在上的门阀士族曾经对百姓做了什么，不要忘了黄巢手下的义军是哪里来的。
但凡有条活路，又有多少人愿意跟随黄巢造反呢？黄巢起兵之时手下不过几千人，为什么短短几年之内就能扩充到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正是这些门阀士族的贪婪和残忍当初种下了“因”，最终自食其果。
从以上门阀士族的发展史也可以看出来，叫他们“毒瘤”确实不算冤枉。他们对上垄断权力，自成一体，靠着门阀间的姻亲关系结成一张张牢固的网络，阻碍着寒门的上升，又截留着来自地方的税收。
对下他们则肆意压榨百姓，丝毫不顾普通百姓的死活，用百姓的血汗来打造他们用来斗富的名贵器皿。因此遭到黄巢的那种对待，也算是报应了。
而门阀士族在经过了这么一番打击之后，也确实一蹶不振，势力大大削弱，对地方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不过还是有部分门阀士族幸存了下来，但公元905年，唐朝灭亡前夕，权臣朱温又对这些“衣冠宿望”发动了一次清洗，史称“白马驿之变”。
此后仅剩的“风流世家”也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几乎被毁灭殆尽，门阀士族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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