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被立案并进行了公诉的嫌疑人，尼泊尔男性迈那利，最终由于证据不足，“无法排除现场存在第三人”，因而在14年后的重审时被判决无罪释放。而在重审期间，由于检方“疏忽大意”或是有意隐瞒了一些关键的证据，公众对于检方的质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了对事件本身背景的分析，这让“东电OL被杀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前有读者问过：“那么迈那利怎么解释他的那些突然增加的现金的？”这里用几句话为大家解释下，警方为何不能揪住这条来做文章。
从最简单的规则出发，“谁主张谁举证”，因此如果警方怀疑迈那利突然增加的现金，与渡边泰子的被害有关的话，那么警方就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迈那利手中的钱就是渡边泰子的钱。然而，迈那利的那些钱早已用来还债了，所以警方是无法拿到那几张纸钞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现金形式进行的，现金本身就是最好的“摆脱追查”的道具 —— 在洗钱行业里，现金的流动要比账款流动“安全”得多，因为它不记名，不与个人发生直接联系，谁拿到都可以正常使用。而账面上的钱，无论如何流动，都可以从银行等金融系统里查到付款方和收款方的信息。
所以回到这个案子中来，尽管迈那利可能存在“不明来源的现金”，但对于警方和检方来说，如果拿不出这些钱与犯罪有关的证据的话，那么即使迈那利真的有来路不明的钱，也不足以将他和这起杀人案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迈那利本人不用对这种揣测进行解释。
关于事件背景的调查，是从渡边泰子的精神状况开始入手的。
看过前面案情介绍的读者们，肯定对渡边泰子本人也充满了疑问：为何一个毕业于庆应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家境中上等，在大企业中担任中层管理职位的女性，却每天夜里在街上站街卖身，甚至对顾客不加挑选，将自己暴露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呢？
她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了摸清这个情况，一些记者和警察都先后对渡边泰子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
渡边泰子和母亲、妹妹一同居住在东京杉并区的永福町。这一地区临近世田谷，交通方便，是非常闲静的住宅区。永福町住有大约9000户人家，几乎没出过什么大的新闻。最近一次出现在媒体上，是因为《孤独的美食家》第一季第五集中，五郎曾经在这里吃过 亲子丼 和 炒面。
渡边家中的住宅没有贷款，在渡边泰子的名下也没有负债。根据东京电力给出的资料，渡边泰子年收入为1400万日元（约合90万人民币），在日本已经属于高收入阶层。她除每月向家中缴纳大约10万日元的生活费之外，其余的钱大部分被她存入了自己的银行户头。
根据泰子生前的同事们回忆，渡边泰子身上几乎从没有名牌服饰 —— 遇害时穿的巴宝莉风衣是她从大学毕业后入职时一直穿着的，皮包也不是名牌包，只是普通上班族用的黑色单肩包。除了偶尔拿出来的化妆品是大牌之外 （因为渡边泰子在公司基本不化妆），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任何高消费的迹象。
通过对渡边泰子的遗物的调查，人们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她遗留在母亲家中的衣物，几乎都非常朴素。每天上班几乎都是白衬衫、黑裤子或裙子、风衣等等外套。尽管大部分女孩都会有一些自己周末逛街时穿的衣服，但因为渡边泰子一没有朋友，二从不逛街，因此她也根本没有置办这种衣物。除了日常上班用的衣服以外，她只有几件素色的连衣裙 —— 这与她遇害时的穿着基本是一致的。
在问及渡边泰子母亲，关于渡边泰子的消费情况时，警方发现她的母亲几乎从不过问渡边泰子的生活。然而，在案件发生过多年之后，有一些对渡边泰子曾有过印象的人，站出来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侧面信息。
第一位提供信息的，是一位住在泰子家附近的女性。她坦言自己从不知道渡边泰子是谁，知道看到了电视上的报道。她和泰子的交集，仅仅是每天晚上同乘一班末班电车回家。这位女士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坐车时都在固定在同一个车厢的同一个位置。而恰好她发现，在同一个车厢里，也有一名女性，似乎有同样的习惯：每天同一个时间搭上同一列车的同一车厢，但只在门口站好，靠在门口的立柱上。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渡边泰子。
据这位女性回忆，她发现渡边泰子也有同样的习惯之后，对泰子的观察前后长达5年。在这段时间里，渡边泰子似乎越来越瘦小，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她每次都是靠在门口的立柱旁，眼睛空洞地望着窗外，有时还会从包里拿出口红，往嘴唇上补妆 —— 然而随着列车的晃动，口红有时都会涂歪，但泰子似乎毫不介意。在列车行驶到永福町站后，泰子会涂着鲜红得几乎吓人的口红下车回家。
这一细节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如果泰子这样回家的话，她的母亲难道不会觉察到什么异样吗？
然而对于女儿的这种异常表现，泰子母亲的反应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她承认说，自己确实见过女儿泰子脸上画着浓妆回家 —— 尤其是泰子早上出门时并未化妆的时候，她这个样子回来确实令人怀疑。然而，泰子母亲坚持说自己懒得过问女儿的事情，因此从未针对这一情况询问过泰子。
而另一名提供了泰子相关信息的人，是泰子在卖身时的“同事”，也是一名站街女。她回忆说，泰子曾经跟她同属一一家“应召女郎俱乐部”，但在一段时间之后，泰子因为被点名的次数太少，挣不到钱，于是就辞职单飞了。在那之后，她有时在附近的街角会看到泰子拉客。然而，因为泰子与其他站街女的关系并不好，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所以她也在这一群体中受到了排挤，拉客的地点相当偏僻。
然而，据这位女性回忆，泰子“似乎是在跟谁赌气”一样，每天都出现在街角，而且往往客人接了一茬又一茬。尽管泰子的外貌、身材、打扮都不怎么吸引人，有时化妆甚至有些恐怖，但这不影响她非常努力地接客。为了获得客人，泰子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价格一降再降，低到几千日元的程度。这样自然会更加引起其他站街女的反感，因为直接拉低了行业价格。
于是在站街女中，大家便纷纷传言泰子因为喜欢赌博，所以欠下了黑社会一大笔钱，所以才不得不如此拼命地挣钱还债。那么，这个传言是真的吗？
警方所找到的证据中，自然也包含了渡边泰子的银行帐户情况。根据交易记录显示，从1981年到她遇害的1997年之间，渡边泰子的帐户几乎从未发生过大额的提款、转账。除了每月公司发下来的工资入账之外，到了90年代，甚至每月还有多达几十万日元的现金存入。不用说，这些钱自然都是渡边泰子的卖身所得。
到泰子遇害之前为止，她的账户上已经有接近1亿日元的存款（约700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然而从银行交易记录来看，这些钱都是渡边泰子每个月攒下来的收入，从未有过大笔不明来源资金突然入账的情况。
这样看起来，渡边泰子“为钱卖身”的推测，可以说是完全澄清了。
渡边泰子这个人，在生活中也有很多让人觉得怪异的举动。
比如说，她的饮食情况。在办公室中，她几乎除了速溶咖啡和维生素片之外，什么都不吃；然而据一些目击者和店员反映，泰子有时会在街上或是电车里，旁若无人地大口吞咽饭团、汉堡、膨化小吃等等食品，甚至会吃到脸上的妆都花掉，全然不顾他人的目光。她几乎每天都会在同一家便利店买关东煮，并且要求店员加很多汤。之后她会在店门口把关东煮吃掉，并且努力地把汤喝到一滴都不剩。
在渡边泰子遇害的那天晚上，她同样也买了关东煮来吃。然而在吃完之后，她再次来到店里，买了两盒蔬菜沙拉打包带走。在案发现场，警方也发现了这两份还装在塑料袋里的沙拉，但从没有人碰过。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看，泰子所准备的两份沙拉，很可能是准备当晚在涉谷这边见什么人，并且准备两人一起把沙拉吃掉 —— 如果是她准备拿回家吃的话，完全可以等坐车回家后，到家附近的便利店去购买。也就是说，泰子其实当晚是约了一名熟人 —— 很可能是熟客 —— 见面。然而，这两份沙拉没有动，要么说明她在见到这名熟人之前就被杀了，要么就是这名熟客在见到她后，还未来得及吃沙拉便杀死了她，要么是这名熟客根本没出现。
关于这名熟客的身份，我们后面再讲，继续来看渡边泰子的异常举动。
据家附近的便利店店员回忆，渡边泰子有几次，曾经拿着一大袋一大袋的零钱来店里，要求换成纸币。在日语中，这叫“逆両替”。零钱换整钱，本不是什么稀罕事，人们往往会在零钱积攒到不好携带的时候，才会去找地方换钱。但渡边泰子所不同的是，她会一次性拿来上千枚的硬币，在家先点好数目，然后拿到店里来换成几万日元的纸币带走。而且这些硬币里，从1元到100元不等，上面还有一些污渍，完全没有人知道她的这些零钱是从哪里来的。
而另一个重要的“异常举动”，相信大家都还记得，是渡边泰子办公室抽屉中的两份文档。一份是“给酒店的道歉信”，另一份则是“有偿性行为合约”。从这两份文件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分别看出一些情况：渡边泰子经常在酒店房间中，甚至是酒店的床上进行排泄；另外，她在和嫖客们发生关系之前，很可能要求他们签署类似的合约。
尽管身边的人们都反映渡边泰子“具有一定程度的洁癖”，但无论是她对卖春的态度，还是积攒硬币的行为来看，这都不符合一个具有洁癖的人所做的事情。
所以到了这里，我觉得应该分析一下渡边泰子的精神状况了。
首先我们从渡边泰子在生前，已经被确诊过的精神病例入手。
在1977年年底，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渡边泰子，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第一次出现了厌食症的状况。厌食症是一种神经性的精神障碍，其诱因往往来自于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据泰子的亲戚提供的情况，泰子从小便非常喜欢父亲，父女之间的感情深厚。与自己头脑相对较差的妹妹相比，泰子显然更加受到父亲的宠爱。
而泰子与母亲之间非常僵化的关系，其实也来自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父亲对泰子的爱，已经到达了让母亲嫉妒的程度，在父亲在世时母女关系就已经恶化。而当泰子父亲病死之后，母女二人对于父亲的葬礼也发生过很强的争执。其二是在泰子换上了厌食症之后，母亲对她采取了很多强制性的手段，逼迫她吃饭进食，从而更加刺激了泰子的厌食症的恶化。从这两个原因出发，我们不难理解在渡边泰子和她母亲之间，那无法掩饰的紧张关系。
泰子的第二次厌食症发作，是在1986年，也就是她进入公司后的第5年。在这段时间里，渡边泰子似乎非常介意他人的眼光，在公司里从不吃东西 —— 这一习惯被她保留到了遇害之前。而这一时期在东京电力公司里发生的事情，是泰子的上司不久前从 大平明 换成了 胜俣恒久，而后者又和渡边泰子在业务上发生了一些摩擦。
这是怎么回事呢？
通过对渡边泰子生前在东电留下的研究记录显示，渡边泰子自从进入东电后不久，便被委以重任，负责向公司经营高层制作提供行业分析报告，以供高层在决策时进行参考。泰子的研究方向，最初只是通过对日本的宏观经济走向，进行电力需求的分析和预测。然而随着对于公司发电业务的逐渐深入理解，泰子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于“寻求替代清洁能源”的方面。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与当时的日本乃至世界的局势变化分不开的。
第一个变化，是经济变化：由于在70年代初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和末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由于大量石油生产国的停产，世界上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让石油价格在十年之内上升了近10倍。而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化石能源之一，石油价格的飞涨不仅让人们开不起车，更使得利用精炼油发电的发电厂们难以为继。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大量用来发电的煤炭、石油都需要依赖进口。因此，在这一时期里，作为发电企业的东京电力，就势必需要赶快找到一些用来替代燃油的发电方式，来平衡自己的收支。
第二个变化，是政局上的变化。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日本相继面临了“控制管理污染”的《环境基本法》的制定，以及世界上关于“地球温室效应”的研究的冲击。
1979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全球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在之后的1985年10月，在奥地利的菲拉赫召开的“地球环境学术会议”上，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们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思路。从这时起，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便开始着手准备向“低排放量”的能源和工业切换。
日本作为最受到温室效应影响的国家之一（一旦地球温度持续上升，冰川和冰山融化导致海平面上涨，很多国家将有大面积沿海国土遭到淹没），自然最为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而这样一来，该如何将燃油、燃煤电站关闭，同时还能提供大量低排放能源进行补充，这就变成了东京电力公司的一大挑战。
这一研究工作，自然有一部分就落到了渡边泰子所在的“企画部”。
上面这个图，就说明了从1952年到2016年之间的64年里，日本的能源构成情况：石油发电从80年代起就逐年减少；核能发电在9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但在2011年大地震之后迅速减少；新能源的发展始终处于微量，为了填补能源空缺，LNG（液化天然气）和燃煤再度被列为了发展方向。
（我知道你们是来看案子的，不是来了解世界知识的）
如果是一个聪明人的话，渡边泰子此刻所作出的报告中，必然会顺应当时的局势：大力鼓吹核能发电。然而，渡边泰子却没有这么做，原因在于她的父亲，曾经的东电中层干部，在世时就是东电内部最大的核电反对者。
泰子的父亲渡边达雄从70年代初，在东电还未开始建设核电站的时候，就已经在公司里开始了“永远不要在日本使用核电”的呼吁。他的呼吁来自于几方面原因：其一是日本的“无核三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是针对核武器的原则，但由于建设核电站就不得不涉及到核原料的运输和保存，因此达雄认为这已经违反了日本最初的无核承诺。其二，是他提出日本本身就是个多火山地震的国家，领土内几乎找不到能够达到提供较高抗震水平的环境，来建设核电站。
但他的这一呼吁，让东电内部倡导建设核电站的一派人，感到非常的碍眼。之后由于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核电自然而然成为了日本在70年代建设能源的首选。尽管达雄依然在呼吁停止建设核电站，但他的声音，已经完全淹没在高歌猛进的能源大建设之中了。
1973年3月，关西电力美浜核电站发生了燃料棒破损事故。这一事故并未对外公布，因此没在世界上引起任何的重视。
5年之后，1978年11月，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临界事故：由于误操作导致了5根控制棒被拔出，其后7个半小时里，核反应堆都一直处于临界事故。所幸的是，这一事故并未造成任何后果 —— 尽管长期临界状态下的反应堆存在爆炸的可能性，但东京电力逃过一劫。
这一事故从未向外公布过，直到29年后的2007年，关于这件事的消息才被揭露。东京电力对此只是表示“当时的政策没有要求我们公布。”
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
1979年3月，美国的三哩岛核电站发生了反应堆熔融以及泄漏事故，这一事故直接导致美国就此停止新建所有核电站项目。同时，事故的影响也对全世界的核电建设敲响了警钟。对于渡边达雄来说，似乎他一直以来所预言的事情终于实现了。然而可惜的是，达雄也在不久之后被确诊为恶性肿瘤晚期，在当年便告别了人世。
渡边泰子进入东京电力公司工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带着“父亲的遗志”来的。因此从入职之后开始，她便对公司以核电业务为中心，产生过一定的不满。尽管没有直接明说，但她在自己的报告里，始终不愿意对核电大加鼓吹。而这一情况，引起了她的新上司，胜俣恒久的强烈不满。
胜俣恒久，其父亲是“代代木补习学校”的创始者，胜俣久作。久作是一个近乎于书呆子的人，对于学习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而在他的教育之下，他的五个儿子都成为了日本社会的顶尖人物：
胜俣孝雄：新日本制铁公司副总经理，九州石油董事长。
胜俣邦道：日本道路公共团体理事。
胜俣镇夫：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
胜俣恒久：东京电力社长。
胜俣宣夫：丸红商事社长。
1963年，胜俣恒久从东京大学毕业，进入东京电力后他用了22年，才在1985年熬成了企画部企画课长。而让他拿到了课长这个职位的原因，是他在日本全国电力紧缺的时候，对公司进言：“此刻不是同情工厂的时候，而应当趁机提高电价捞上一笔。”于是东京电力冒着各种骂名，悍然提高了电价，压垮了一批企业的同时，也为自己赚到了自上市以来最大的一次利润增长。在那之后，胜俣恒久便开始得到了公司上层的赏识。
可以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
成为了课长的胜俣恒久，此时自然想要更加急迫地向上爬升，于是他识时务地站在了“核电派”的一方。而核电派的领军人物，则是那须翔、荒木浩、南直哉 这三名同样出自东京大学的前辈。其中，南直哉本人就是从企画部起家，因此也把胜俣恒久视作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这四个人，当时在东京电力中被称为“东大派系”的头面人物。
然而，一直对核电推广有所抵触，不愿建议企业大力发展核电的渡边泰子，却成为了胜俣恒久手下最难以摆布的棋子：一方面她出自庆应大学，打压了她就会得罪公司里的“庆应派系”；另一方面她的父亲达雄，也在公司里有着大量的“反核电派”支持者。尽管达雄已经过世，但这些反核电派依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渡边泰子对于胜俣恒久来说，是一个不得不用，但又不能重用的棋子。我们也不难想象，在胜俣恒久这样急功近利、实用主义者的手下，渡边泰子的日子是相当难过的。
这大概就是她所面临的社会压力的最大来源。
那么，渡边泰子对于胜俣恒久，究竟是选择了顺从，还是进行了反击呢？
在她所作出的报告中，渡边泰子并没有直面挑战核电的开发，而是在积极推动“地热能源”的开发。这一契机开始于她在进行行业调查期间，了解到了美国在加州进行的地热发电开发计划。考虑到加州与日本同属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而开发地热发电几乎无原料成本，于是渡边泰子便在自己给高层的报告中，加入了大量开发地热发电的内容。
然而地热发电的现状是，因为发电企业缺乏资金的投入，全世界的地热发电技术都相当不成熟。一家地热发电厂的前期建设时间超过10年，而且发电效率远远不如核电站。1986年年初，渡边泰子的计划被批评为“极不成熟”。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1986年4月26日，苏联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发生的爆炸泄漏事故，却给了东电内部的核电派一大打击。
为了不动摇舆论和公司内部坚持核电开发的核心，核电派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时任东电社长那须翔从5月开始宣布降低电价，这是自1945年以来东电首次宣布降价，目的在于收买舆论；社内常务取缔役（相当于常务董事）荒木浩在公司内改革了人事制度，仿效欧美公司引入了绩效评价机制，表面上说是“给年轻人更多提拔的机会”，但私底下方便了已经形成气候的“核电派”打压异己、提拔自己人；而企画部部长南直哉，则开始积极利用自己在媒体行业的人脉，为“核电是安全清洁的能源”而宣传 —— 当然，他所打的是公益组织和科普组织的旗号。
而这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很多国家纷纷减少了核电开发，甚至关停拆除了部分核电站。然而在东京电力的背后推动下，日本的核电装机量仍在不断上升 —— 因为东电已经在核电上投入了太多资本，如果核电破产，将直接导致东电的巨额亏损，其内部的核电派也会丧失公司中的地位。
继那须翔之后，荒木浩、南直哉、胜俣恒久，三名出身东大的核电支持者，连续接任了东京电力的社长、董事长一职。然而，这几人的下场都可谓身败名裂：
荒木浩在2002年被揭发，曾经于2000年篡改了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的检修报告，将其中出现管理漏洞的部分删除。之后董事长荒木浩引咎辞职，同时已经身为社长的南直哉也一同被迫辞职。
南直哉在辞职后，成为了富士电视台的监察，并且在日本防卫省（国防部）担任要职。社长的职位传给了胜俣恒久。
胜俣恒久在社长的职位上做了6年，随后将这个位子让给了自己的女婿 清水正孝，自己只担任董事长。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导致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胜俣恒久被迫辞职，同时辞职的还有他的女婿，社长清水正孝，而将社长的职位传给了胜俣恒久的心腹，西泽俊夫。
2012年6月，西泽俊夫也因为福岛事故被追查责任，被迫辞职。
可以说，核电派的成功在于核电，而失败，也在于核电。
让我们再回到案子中来。
从东电之后十几年的发展中，其实核电派的掌权和横行，早在1980年代便已经初露端倪。在这样的公司内部环境里，反核电的渡边泰子可以说根本没有出头之日。然而反过来说，以渡边泰子的能量和地位，核电派也断不至于出手“除掉”她 —— 只需要在公司中给她挂一个闲职，表面上安抚她，但私下将她和其他人割裂开，就足以让渡边泰子被架空，成为了一个“空气人”。
事实上，东电也是这样做的：渡边泰子被任命为企画部调查课“副长”，而课长则由西泽俊夫担任。西泽自1975年进入东电以来，一直都是胜俣恒久的跟班心腹，让他来监视渡边泰子的行动，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而在渡边泰子被害案发生之后不久，西泽俊夫立刻被提拔为企画部副部长。
说完这些，我不得不提一句东京电力与日本政界的关系。
一手提拔了那须翔、荒木浩这些“东大派系”的人，名叫 平岩外四，自1976年起便担任东京电力的社长和董事长，以及日本电气事业联合会的会长、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经济审议会会长、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等等政经界要职。在他的影响之下，东电不仅得到了大量的政策支持，而且平岩本人也在政界参与了大量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这个职位。在日本的政府组织中，这是一个负责国内警察组织的建立、国家安全、情报安全的组织，在必要时可以行使特权，对具体的个别案件的调查进行指示，并且有权调取所有警方搜查的报告内容。这个组织仅设5名委员，而平岩外四自1981年直至1990年，先后担任了10年。
自1990年之后，平岩外四卸任委员，而接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须翔。如此机密而敏感的职位，先后两任都由东电出身来担任，这已经值得怀疑了。而在渡边泰子案发生的1997年，那须翔正在这一职位上。从1991年到2000年，那须翔也在这个位子上坐了10年。先后20年，国家公安委员会中，始终安插有东电的势力。
即便是出自于“不希望这起事件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的说辞，那须翔也有足够的动机，去干预渡边泰子案的调查。而这恐怕就是检方“有意忽略或是隐瞒重要线索”的原因。
再说回上次连载中提到的“男性A”。
男性A的身份，警方始终没有公布。但关于这个人一些信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
首先，男性A在现场所遗留的线索共有两处：其一是在卧室中发现的阴毛，其二是在渡边泰子尸体阴道中发现的精液样本。通过DNA鉴定，证明这两处证据同属一人。然而根据警方所公布的信息，该DNA样本在警方的犯罪者DNA库中，没有相同的搜索结果。
如果警方的信息属实的话，这名男性A从未在日本犯案被捕过。然而通过渡边泰子的笔记本，调查的记者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先前我们说过，渡边泰子的笔记本上所记载的，几乎全是她进行肉体交易的记录。对于客人的记录，她有时会写下客人的姓名（化名），有时遇到陌生客人，就会记下对方的特征。而在本子的最后几页，渡边泰子记下了一些人的电话，警方判断这些是她的熟客的联系方式。在这些人名中，“大平明”的名字却赫然在列。
大平明，这个人我在第一期连载中曾经提到过。他是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三儿子，曾经是渡边泰子刚进东电时的上司，但在几年后离职，之后娶了大正制药的董事长千金，顺利地成为了公司副社长。他的名字为何会出现在这个本子上，引起了记者们的怀疑。
大平明在接到记者的询问后，首先拒绝了见面采访，并且直言说自己在离开东电后，从未见过渡边泰子这个人。在问及“泰子本子上的大平明是不是你本人”时，他拒绝回答问题并且挂掉了电话。之后通过拨打本子上的电话，记者们发现这一电话已经被注销。
而当记者想要再次尝试接触大平明时，却遭到了警告：如果继续纠缠，将报警并诉诸法律手段解决。至此，记者们的追查只得作罢。
那么，在泰子本上出现的“大平明”，究竟是否与真实的大平明有关？这到底是个化名、外号，还是渡边泰子一直在与大平明保持着联系甚至是肉体关系？
而这个“大平明”，是否就是在渡边泰子被害前，与她发生关系并且留下了证据的男性？
这一切恐怕将永远无法被揭秘。
而在这个手册上的其他名字，大部分都在追查中被证明“查无此人”。
由于大部分渡边泰子的嫖客们都使用了化名，因此在事件被爆出后，这些人都明显增强了警惕，无论是出自于什么原因，他们都绝不承认自己曾经与渡边泰子有过干系。
尽管杀人凶手可能就隐藏在这个名单之中，但由于缺乏证据和调查手段，杀害渡边泰子的真凶的进程，似乎只能止步于此了。
在最后一期的连载中，我将为各位读者解释渡边泰子的“自毁型行为”的出现原因，敬请期待。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