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管欣赏宏大主题的创作，但我笔下多为苦寒大地之下的山花野草，相比之下，我更乐意于对少受到人们关注的山花野草投以关怀，我希望能用手中画笔，能用传统的写意绘画方式为无名的山花野草树碑立传。任何事物，无论是令人追捧的，还是受人忽视的，其实都是世界规律的反映，都可以反映每个人心中的“道”，山花野草自然也不例外。而通过长期对山花野草的描绘与表现，我对绘画中的“技”与“道”有了一番体悟，不仅使我画艺有所进展，也使我对人生、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尤其对事物之伟大与卑微有了全新的认识。至少对我来说，山花野草是伟大的，因为我看到它们的不屈与坚韧。
速写，作为“技”的磨砺
我重视通过日常的速写，来锻炼对周边事物的摄取能力，同时以此提升我的造型能力。这与我绘画上的根底为现实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我关心我身边存在的一切，不管是人与事，还是路边的花与草。我始终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物，努力地去记录下这些事物的本质，而其中本质往往是平凡的，但又是动人的，耐人寻味的。因而我常常携带着速写本，以便在灵感迸发之时，能快速且生动地捕捉到理想中的绘画素材。在我看来，不论是现实主义创作还是其他主义，灵活地掌握速写，并自觉以其作为重要创作手段，是美术创作者所应当坚持不懈的事。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术界就意识到速写对于艺术创作、对于表现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如1954年《美术》杂志第1期刊出的蔡若虹《开辟美术创作的广阔道路》一文指出：“必须认识到生活形象的速写工作是我们创作的基础。在我看来，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的主要条件，应该首先看他有多少速写簿子，因为没有生活形象的积累就没有‘现实生活’的根据，因而也就没有‘现实意义’的根据。作为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艺术工作者，首先要求他的，就是在创作生活上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1]同年2月26日，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召开的速写问题讨论会上，参会的40多位画家也肯定了速写的重要性：“大家认为一个现实主义画家，必须随时随地多画速写，这不仅可以记录生活，锻炼技巧，而且可以进一步帮助画家更深入地观察生活。”[2]而后，艾中信更对速写的概念进行概括总结：“速写是独立的绘画形式，是一个画种；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绘画形式；生活和创作以及基础技术训练和创作之间的桥梁；速写培养画风；收集创作素材。”[3]自此，速写蔚然成风，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中重要的一环。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进入到90年代的快速发展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人们物质上的富足，照相机进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越来越多的美术工作者依赖于照相机，在新世纪以来则更多地转向于依赖手机的摄像技术。这也反映了以速写作为采集创作素材，作为重要创作手段的方式已逐渐式微的事实。毋庸置疑的是，速写在现今中国美术界的很多时候已成为低效、落后的代名词。但我依然坚持速写，因为我个人的中国画创作的不少体悟与自得，是从速写之中所得来的。
总之，速写被我当成一种磨砺“技”的存在与手段，它也是我中国画创作中“技”的反映，更是我在中国画创作中通往“道”的重要积累。
节选自姚瑞江文章《写意花鸟画的技与道》
姚瑞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术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
2014年9月录取为中央美术学院李洋先生工作室骨干教师高级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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