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力量来自哪里呢？正是来自楚国的蛮夷性。
虽然被称为蛮夷一直使楚国很不满意，但是不得不说，在楚国的高层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强烈的蛮夷习气。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弑君传统”。
公元前740年，第代熊通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成为首领。三十七年之后，他自称楚武王。公元前671年，在叔叔的支持下，他九岁的孙子熊恽取代被杀掉的十岁的亲哥哥熊艰，成为楚成王。在此之后，楚国还发生过多次叔叔杀侄子、弟弟杀死哥哥甚至儿子杀掉父亲的事件：几十年之后，楚成王的儿子商臣杀掉了自己的父亲。楚康王死后，他的弟弟公子围杀掉了继续人熊麇，成为楚灵王。不久，灵王的弟弟弃疾又杀掉了包括灵王在内的三位兄长，自立为王，是为楚平王。
在楚国中前期历史上，叔叔从侄子或者弟弟从哥哥手中夺取王位，是春秋战国史上最频繁的。这种在中原国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禽兽行为，对楚国的发展其实意义重大。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也就是说，选择继承人时，不必考虑他的品质、才能、年龄，而仅仅考察其出生顺序就可以了。这一做法最有效地保证了权力传递的有序和政治局面的稳定，但却也导致了统治者一代比一代孱弱。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
只有楚国经常破坏这个规则。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生命力都异常强健，都象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王位垂涎三尺。不断地弑君，保证了楚国王位上，坐着的都是年l轻有为、进取心极强，生命力其极雄健之人。
《左传》记载令尹子上的话：“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就是说，楚国的大事，往往是少年君主手中完成的。在楚国历史上，篡位者“大抵有所作为，有所建树，而且都出现在楚国力量上升时期，只有楚国将亡时公子负刍杀弟的一例例外。”
楚武王熊通就是这样的人。篡位者的罪恶感压迫着他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压服那些对他不满的人，这决定了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不守中原规矩，一即位就要周王朝晋升自己的爵位。他威胁说：“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观中国之政”即介入中原的政局。被拒绝后，熊通大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于是，当即自立为“楚武王”。你既然始终认为我是低人一等的蛮夷，我干脆与你平起平坐。这如同孙悟空自命齐天大圣的举动一样，实际是叛逆之举，也是楚王蛮夷的表现。不过这种蛮夷性，其实是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和进取精神。
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王位后，他就开始了野心勃勃的扩张。他挥师渡汉，远征南阳盆地，部击周朝设在汉北的重镇，但没有得手。于是，他专力于底定江汉平原的西部，灭掉了权国。权国(故址今湖北当阳县东南)国土不广，但国力却不弱。楚国从熊渠(西周时楚君)至熊坎(春秋早期楚君)都未能把它灭掉，熊通实现了先君夙愿。
这个大胆的篡位者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创新精神。灭掉权国后，他没有象其他诸侯那样，把他分封给臣下，而是以权国故地设立一个县，命斗缗(权国国君)为权尹。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即自熊通灭权国而置权县始。
县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史上意义非常重大。
中原国家都效法周王朝的原则，实行层层分封。也就是说，国君在国内又分封卿大夫等，让他们世袭土地，这样，时间长了，这些卿大夫和诸侯一样，权势越来越稳固，与中央的关系越来越远，尾大难掉，结果，鲁、晋这两个老牌国家都这样被分裂了。
“蛮夷之性”，使楚国不必遵守中原国家的规矩。从立国开始，它就是一个集权型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王室和贵族手中，令尹等都没有继续权，要由君主任免。这样，楚国的军事和政治都更强有力。县制的创造，也是这种集权性的表现。因为县公是国王任命，随时可以免掉，并不世袭，这就保证了国王对新征服土地的绝对控制权。在春秋战国的第一波效率化改革中，楚国占了先机。
这就是“蛮夷”的优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后发国家没有古老王国的陈规陋习，可以在吸收他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因此常常能后来者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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