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瘟疫，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想到人口损失、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等可怕的字眼，尤其是发端于中世纪的黑死病，一度险些改写欧洲文明史。
但站在历史宏观发展的层面看，黑死病绝非“一无是处”。
首先，黑死病从政治和思想层面，极大动摇了基督教会的专制地位，为人文主义、世俗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其次，黑死病打破了欧洲的人口僵局，为生产力的解放、文化的复兴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当然，这都是用极为惨烈的代价换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黑死病究竟给欧洲带来了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丢勒的版画《天启四骑士》——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这种由鼠疫耶尔森菌引发的致命瘟疫，或许是迄今为止造成最多人口死亡的单一事件。
实际上，早在14世纪上半叶，鼠疫杆菌就曾席卷中亚，并造成了当地以黑鼠为首的啮齿动物的大面积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跳蚤成为了新宿主——它跳到人身上，透过血液将病菌传染到人体，最终造成了疫情的大面积传播。
显微镜下的耶尔森菌
1）最早的细菌战
蒙古军队的征伐和驿站系统的日臻完善，让瘟疫的传播变得更为畅通无阻。等到鼠疫杆菌传至欧洲时，已经变异成了传播能力和杀伤力更强的肺鼠疫。
学界认为，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与金帐汗国的军事行动存在直接关系（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金帐汗国？）。
1346年，札尼别汗（？—1357）率军围攻位于黑海之滨的贸易城市卡法（今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
卡法城虽小，但是个难啃的骨头。首先，这里三面环山，本就易守难攻，守军还用巨石修筑了高墙壁垒。其次，卡法城内除了常规守军外，还雇佣了大量波斯人协助守城。因此，札尼别汗的军队围攻了一年，依然没有将其拿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来不及掩埋的战死者尸体滋生出了大量细菌。不久，可怕的鼠疫就在蒙古军队内部蔓延开来。见减员日趋严重，札尼别汗只好下令撤军。在大军返程之前，他命令部下将染病去世的士兵尸体，用投石车投到卡法城里。
卡法城遗址
2）黑死病的爆发
彼时的卡法市民们，显然对“细菌战”的恐怖威力一无所知。不久，城中便爆发了可怕的瘟疫，“正常人一个个倒下，死亡人数很快超过活人”。
据文献记载，患病者的面部、颈部、腋下、腹股沟都会长出大肿块，皮肤出现黑斑，大多会在感染48小时内死去。因为死者实在太多，政府只能用木杆将无处掩埋的尸体推入大海，港口也随之废弃。后来，人们给这场恐怖的瘟疫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黑死病。
抄本画中描绘身患黑死病的人
卡发城沦陷后不久，黑死病便“伙同”热那亚商船沿着黑海航道，抵达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1347年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相继沦陷，热那亚政府不得不采取隔离政策，严禁外来船只入港。
可即便如此，意大利依然没能躲过这场浩劫。据西方文献记载，“一位热那亚人抵达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去看望亲戚，但被禁止进城。当时下着雨，他在城门外哭着恳求到天黑。亲戚实在不忍心，就偷偷打开城门，带他回家过夜。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内已经没有活人了”。
几周之后，黑死病先后挺进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名城。其中，佛罗伦萨最严重，城里的9.5万人死掉了5.5万人。对此，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如是写道：
“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电影《十日谈》剧照
3）黑死病的“杀伤力”
约在1348年左右，黑死病登陆西班牙。1349年，黑死病登陆英伦三岛和爱尔兰。1351年，黑死病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353年，黑死病横扫波罗的海地区和俄罗斯——“许多城镇因此人口大减，上至领主下到农奴都不能幸免，只有少部分人口疏落的地区未受伤害。”
因为当时的医生只懂得放血治疗，因此黑死病患者的死亡率几乎达到了100%。数据显示，从1347年至1351年间，至少造成了欧洲全境2500万到3000万人死亡，占到了当时总人口（约1亿）的1/3。
1562年，欧洲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描绘黑死病的作品《死亡的胜利》
黑死病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得欧洲人对宗教的依赖感变得更为强烈。
1）大难临头之前的基督教会
众所周知，“怕死”一直都是人们信奉宗教的根本原因。对此，基督教义指出，“死亡意味着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分开，身体的死亡是灵魂的解脱。死亡本身是幸福的、无痛苦的，并不意味着结束”。坦诚说，这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心理。
考虑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向天国”，因此，“灵魂的命运一直是欧洲人最关注也最忌惮的问题”。对此，基督教义进一步指出，“人死后是忍受地狱的苦难，还是享受天堂的幸福，取决于他今生的作为。”
电影《十日谈》剧照
不过，彼时宗教上层们的所作所为，很难与“天堂”有所联系。
14世纪初，教皇克雷芒五世（约1260—1314）迁都至法国小城阿维尼翁。在今天看来，这一举措已然削弱了教廷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教廷效仿世俗国家的行政机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财政系统，旨在集中管理在欧洲各地征收的教会税款。
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教会上层的吃相变得愈发难看。比如教皇克雷芒六世（约1291—1352）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只要政治环境适宜，自己甚至可以任命笨蛋担任主教”。至于那些教士们，通过主持圣事等宗教活动，中饱私囊、大肆敛财。
电影《十日谈》剧照
2）向上帝忏悔的“罪人”们
教廷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以及教职人员骄奢淫逸的生活，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因此，黑死病的肆虐让很多人坚定地认为，这是“上帝对罪孽深重之人的惩罚”。
于是，很多人将精力用在了祈祷、圣物崇拜和朝圣等宗教活动上面，不少忠实的信徒还加入到了赤脚朝圣的行列。与此同时，萌芽于13世纪中叶，最早出现于意大利佩鲁吉亚市，旨在表达忏悔的自我鞭笞活动，开始风靡欧洲各地。
鞭笞者们认为，黑死病肆虐的原因“在于个人与集团对所犯罪行的放纵”和“对此进行忏悔仪式的混乱”，“只有鞭笞自己才能平息上帝的愤怒”，以至于连克莱蒙六世本人也参加了旨在抑制黑死病大流行的鞭笞游行。
鞭笞者赤裸上身，进行自我鞭打
3）毫无作为的基督教会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劫后余生的人们陆续觉察到，由教会主持的“忏悔仪式”，根本无法阻挡黑死病的“死亡之舞”。这样的现状，不免让很多寄希望于宗教的信徒们倍感失望。
而一些教职人员的腐朽堕落，更让基督教信仰遭遇到了严峻挑战。比如一些教士疏于职守，拒不履行在葬礼方面应尽的宗教职责。一些教士为了谋取利益，在主持宗教仪式的过程中，收取更高额的费用。一些教士甚至干脆离开教区，前往能支付他们高额报酬的富庶地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教职人员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电影《十日谈》剧照
另外，黑死病造成的铺天盖地的死亡惨象，极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于死亡的认知。
幸存者们发现，“虔诚的信仰”既没有减轻灾难带来的痛苦，也没有得到灵魂的升华。
于是，“一个原本以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秩序，从精神信仰处出现了松动”，“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的理念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人提出了“追求平等与自由权”的主张，禁欲主义逐渐被人文主义所取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教会和教士们的言行，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和公开嘲弄。
不满情绪的滋生，同时推动了所谓“异端思想”的传播。比如韦尔多派在12世纪初提出的“自己阅读《圣经》”的宗教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黑死病横行欧洲时的医生装扮
4）价值观的演变
伴随着死亡乌云的逐渐散去，劫后余生的人们开始将目光从来世转向了今生。
于是，一种新的认知出现了，“黑死病来势如此凶猛，死状如此恐怖，似乎人人难逃一劫，灵魂难以得救，上帝的愤怒使天国的大门紧闭。既然如此，何不将今生过得更完满？”
也就在这一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完成了他的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十日谈》。他猛烈抨击了教会宣传的禁欲主义，号召人们重视个体的生命和现世的欢乐。
当然，最为鲜明的艺术表现，无疑是出现于这一时期的“死亡之舞”。
在很多绘作当中，“骷髅人生气勃勃地拉着生还者们跳舞，让那些身处不同阶层、惊诧得动弹不得的人们，居然情不自禁地顺从了”。
这些画作无疑在告诉世人，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该来的谁也逃不过。
壁画《死神的胜利》（十五世纪），现藏于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宫
因为对“生”的渴望的愈发强烈，以人本主义、独立自主和生活多样化为代表的思想意识，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共识。
以服饰为例。中世纪欧洲人的穿着极为简单，很多人甚至还穿着古罗马式的宽松大袍子。等到疫情稳定、经济逐渐复苏之后，人们开始热衷于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时装，“什么改变服装样式的办法都试过了”。
与服饰类似，建筑风格也变得日趋夸张。比如火焰式的哥特式建筑，渗透到了欧洲建筑艺术的各个角落，“人们在过去的八个世纪中，只见过简单的、平铺直叙的罗马式或早期哥特式建筑，火焰样格式满足了他们的审美需要。”
位于意大利米兰市的米兰大教堂
另外，传统的清规戒律受到了剧烈冲击，伦理道德也松弛了许多。人们对于最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变得愈发强烈了起来，各种奢侈品开始大行其道，各地居民无论贫富均争相购买。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小众的精湛技艺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一言概之，黑死病不仅极大动摇了基督教会在思想上的垄断地位，还给予了一些具有推动意义的新思想有了酝酿和传播的土壤。要知道，崇尚个人的成就与圆满，一直都是文艺复兴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丽的柳叶窗
在黑死病肆虐欧洲之前，宗教势力一直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尤其在13世纪，教皇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不仅凌驾于各个世俗政权的君主之上，还拥有最终裁判权。
但可以肯定的是，宗教集团的国家化和世俗化趋势，是世俗政权统治者们不愿意看到的。
1）世俗政权的崛起
黑死病的肆虐，不仅让教会失去了在思想领域的专制地位，也极大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地位。
前面提到，按照常理，教士不仅要治疗病人，还需要承担逝者的临终圣事。尽管有不少教士拒绝履行宗教职责，但奋不顾身、尽职尽责的教士依然大有人在。数据显示，很多地区的教士死亡率，比普通人高出一大截。
比如在德国，约有三分之一的教士死于黑死病，且大多是知识渊博、品行高尚、受人敬重的教士。
在教会医院领受圣事
为了弥补职位空缺，教会不得不培训新的人员“补位”。坦诚说，这些人的综合素质根本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大多难尽其职。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的权威被严重削弱。
再加上教皇留居阿维尼翁、三位教皇并行于世以及宗教上层面对疫情的无所作为，让教会进一步声名狼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君主们利用日趋高涨的民族情绪，巩固并加强了集权制度，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向教会发起了全面挑战。在后续的政教冲突中，遭遇重创的宗教集团一直只能处于守势。至此，宗教势力“一家独大”的日子彻底一去不复返了。
《耶稣诞生》 乔托
2）生产力的解放
黑死病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无疑是人口的大幅度削减，进而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颠覆性变化。其中，对经济的影响最为巨大。
人口的锐减，一度让各项生产活动处于停滞状态。但从发展的眼光看，黑死病打破了欧洲的人口僵局，并对生产力的解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实际上，在黑死病爆发之前，欧洲经济已经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因为人口的高度膨胀，使得可供开垦的沼泽和森林越来越少，粮食只能勉强自给。另外，欧洲气候的恶化，造成了粮食的大幅度减产。进入14世纪后，许多地区先后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
选择“放血治疗”的欧洲人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人口的锐减，首先让很多幸存者们拥有了更多的土地和工作机会。其次，因为劳动力奇缺，劳动者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极大促进了他们的生产热情，物资供应变得日益充裕，社会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于是，欧洲的经济形式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资金的使用变得更为有效，商品的科技含量也水涨船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给予了资本主义制度萌芽的肥沃土壤。
《十日谈》中的画作
3）城市话语权的提升
前面提到，在疫情逐渐散去后，人们对布匹、珠宝、丝绸等奢侈品的需求变得更为强烈。考虑到手工业者稀缺的现实，以奢侈品为首的手工产品的价格，出现了水涨船高的态势。
于是，手工业者的收入有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以商人阶层为代表的城市居民，也赚取到了丰厚利润，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城市的规模逐步扩大，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市附近的贵族地主们，也选择以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条件融入进入城市，城邦法律同时延伸到了地主阶层的土地上。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作品中可以看出，新兴的城市居民已经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状态了
城市话语权的显著提升，使得欧洲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市居民阶层的力量开始壮大，并衍生出了世俗观念独立观念。
具体而言，重视现实和尘世的享乐、反对禁欲主义、鼓励私人财富的增长、否定了传统上把富有与罪恶挂钩的理念，成为了人们的广泛共识。
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让人们变得愈发看重自由和平等的精神。
他们认为，自由是市民的基本特征，“没有自由，就没有贸易”；至于平等，无疑是自由理念的进一步延伸，无论市民拥有的财富相差多么悬殊，他们的身份一定是平等的。
一言概之，财富的增加，为欧洲文化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平等和自由理念的出现，给予了文艺复兴精神发扬光大的认知基础。
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
在中世纪，拉丁语一直都是欧洲的通用语言，各种重要文件均使用拉丁文撰写和起草。在大学内部，拉丁语是唯一正式传授的语言，学校对于学生的拉丁语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
反观不同地区的“土著语言”，既没有语法标准，也没有严格的正字法，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甚至存在着多种“方言变体”。
1）拉丁语的衰弱和“土著语言”的崛起
黑死病的肆虐，让欧洲学术界损失了大量知识渊博的学者。剑桥大学的40位教授中，有16人死于黑死病；牛津大学的学生人数，从3万人骤降至6千人。
在疫情逐渐稳定后，很多大学不得不放弃拉丁语的授课。首先，很多精通拉丁语的教师死于瘟疫；其次，各大院校短时间内很难招聘和培养新的拉丁语教师。因此，拉丁语的学习和使用，出现了衰颓的迹象。
除了教师阶层之外，很多精通拉丁语的教士也在瘟疫中死去，教会新任命的大批教士，几乎不具备讲授拉丁语的能力。至于一些侥幸幸存的精通拉丁语的教士，大多都在忙于自己的发财大计，根本不愿意承担讲授拉丁语的职责。
在教会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
可站在发展的眼光看，拉丁语教育的全面衰落，大幅推动了教育的实用化和世俗化进程，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土著语言”，有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比如从1385年开始，英格兰境内的所有文法学校的学生，都开始改学英语。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作家们主动抛弃了拉丁语，选择使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甚至一些人还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本地方言。最终，一股强大的文学新潮流，开始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2）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复苏，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对文学和教育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出于对知识的关切，各地相继涌现了创办大学的热潮。其中的佼佼者，非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四世（1316—1378）莫属。
1348年，他主导创办了布拉格大学（查理大学），并以重金聘请著名学者到此任教。布拉格大学是中欧地区的第一所大学，早于雅盖隆大学（1364）、维也纳大学（1365）和海德堡大学（1386）。在接下来的5年间，又下令创办了另外5所大学。这就意味着，当地的人们不必再千里迢迢前往别处求学了。
今天的布拉格大学（即查理大学）
3）全民素质的提升
全民文化素质的显著提升，不仅带动了印刷技术的发展，也让知识变得更为多元化。
为了迎合新兴的市民阶层，许多作者撰写了大量能反映读者身份背景、品味和教育水准的作品。
数据显示，在最早印刷的书籍里，英文版的《圣经》和《亚瑟之死》最受欢迎。进入14世纪，包括圣经、传奇文学、动物寓言集乃至色情故事在内的书籍，均走向了大众视野。
人们拥有的书籍数量，远非前人可比。这就意味着，知识被特权阶层垄断的日子走上了终结——比如在佛罗伦萨，很多寻常的贩夫走卒，都成为了但丁作品的忠实拥趸。
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局部
一言概之，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贸易的拓展、大学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对异教文化的兴趣，最终奠定了欧洲出现大变革的物质和认知基础。至于让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无疑起到了“硬核催化”的作用。
全面挣脱了基督教神学桎梏的欧洲人，先后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一步加速了近现代欧洲文化的形成。可以说，黑死病肆虐的日子，成为了欧洲黎明前一段的最黑暗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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