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发展趋势】
明朝永乐年间，太子朱高炽与汉王朱高煦的夺嫡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朱高炽胜出，汉王被朱棣打发到了安乐州就藩。
洪熙年间，朱高炽用高官厚禄封住了弟弟的嘴，朱高煦实在找不到理由造反，只得默默在家写计划书，等待时机的到来。可还没写完，大哥就见上帝去了，这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计划不如变化，又要重新做方案了，这个机会该怎么把握住呢？
朱高煦开足全部脑力飞快运算着，直接进攻北京武力夺权肯定不行，自己手里只有几千人的地方保安部队，还不够京师三大营塞牙缝的。
能不能在侄儿身上动脑筋？侄儿恰好被大哥支到南京去了，汉王的封地乐安州（今山东省惠民县），正好在南北两京的交通要道。朱瞻基不是要回北京吗，那我在半路设伏砍死大侄子，再以皇弟之尊入京主持大局，谁敢反对？
想到人生巅峰就在眼前，朱高煦一拍大腿说干就干，派人在两京必经之路设下伏兵，就等着手下提朱瞻基人头来报喜。
左等右等好几天，等来的是京师卧底的报告：王爷，您大侄子已经在北京即位啦！
朱高煦咬咬牙，找来手下问：是走漏了消息，还是他绕小路跑了？
手下哭丧着脸：都不是，太子好像老早知道皇上将要宾天，早就不在南京了。
关于朱高炽的死因，有个朱瞻基鸠杀其父说，证据就是他仿佛预知了父皇的驾崩，未得宣召就提前离开南京。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只能作为野史的一部分。
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总之朱高煦这次扑了个空，又失败了。
朱瞻基顺利即位，他对二叔的态度非常友善。给汉王的赏赐，他一加再加；汉王有什么要求，他统统批准。搞得朱高煦非常感动，感动之余，也对大侄子越来越轻视，说这小子以前挺厉害，现在还不是怂了。
朱高煦到底是个四肢发达的武人，他对政治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打打杀杀的层面。朱瞻基心中所想，不是他的头脑所能理解。
这个问题与皇帝的权力有关。
皇帝这个职业富有四海，权力无边，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第一职业。皇帝也是个苦命人，风光之外更是个高风险职业——根据统计，历史上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高达44%。按概率来讲，杀人越货都有可能比皇帝长寿。
当皇冠戴上头顶的一刻，你以为自己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你的命令就是圣旨，天下无人敢不服。
与此同时，在黑暗中，周围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眼睛也在窥视着你。
这么多非正常死亡的皇帝，不外乎被权臣、太监、外戚架空，最后死得五花八门。
换句话说，皇权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权臣、外戚和太监。
既然皇帝说一不二，找个机会把他们干掉不就行了，为什么甘愿受人摆布，就算被人杀死也不敢反抗呢？
因为反抗是没有用的。
汉献帝反抗了，他失败了；曹髦反抗了，他被当街弑杀；元英宗反抗了，被贵族刺杀。他们失败的原因相同，被架空的皇帝没有权力；就算有，力量也极其弱小，没人听他们的。
再想一下，就算他们反抗成功，就真的有用么。
汉献帝也许能找到机会一剑把曹操杀了，但曹操死了还有曹丕，大家仍然忠于曹氏，他的反抗还是没用，权力永远也不会回到汉献帝手里。
权力来源于预期，比如你的狗子听你的是因为跟你混有肉吃，你听你老板的是因为你老板每个月给你卡里打钱。如果你饿狗子一个礼拜，你看别人给他块肉它会不会跟着跑；如果你老板发不出工资，要不了几个月你就叛变了。
那么好，新皇帝即位了，大家预期跟着他混能升官发财走上人生巅峰，所以都愿意听皇帝的。混着混着大家发现皇帝并没有预期中的权力，升官发财这种好事得靠巴结权臣才能做到，许多人要不了多久就会叛变了。
本质上，决定权力归属的不是皇帝的身份，而是权力本身，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王朝兴替了。一个得到众人承认的新皇登基，只是拥有了天赋皇权的法理基础，并不代表他就天然拥有了权力。就像汉献帝只有个皇帝的身份，不能给大家升官发财，大家当然听曹操的。
皇帝必须要有自己的班底，有忠于自己的大臣和军队，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才能换来他人对他权力的承认。历史上那么多皇帝非正常死亡，原因不外乎两个：权力不够，不够集权。
一旦皇帝无力集权导致权力旁落，轻则被他人专权，重则皇帝自己丧命，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失国。
后来的皇帝们认清了这个现实，都会不遗余力打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皇权的集中程度呈一路走高的上升曲线，至明清达到了巅峰。
不集权，就可能会死啊。
搞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朱瞻基即位后面对的政治形势。
内阁制度成熟后，文官政府已经初步形成，但由于功臣政治的存在，靖难勋臣仍然拥有左右政局的能力。
在仁宗一朝，军中元老宿将多有封赏，这是朱高炽对他们支持的合理报答，也是对老将们多有忌惮。
最典型的是朱高炽在位时，英国公张辅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辅家族多人受到大力提拔，张辅本人更是位极人臣。连经筵（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监修《明太宗实录》、祭祀、册封等这些文官的传统工作都由张辅主持，等于在实际上确认了他的地位和特权。
这一切的背景是勋臣们在军中的影响力仍然很大，朱高炽需要他们的支持。同时，汉王对皇位仍有觊觎之心，心向汉王的高级将领也仍然存在，朱高炽必须要把军界老大张辅拉拢在身边。
这样不是长久之计，皇帝要的是集权，而不是让哪一方坐大。
然而直接动武将是不行的，因为藩王仍旧存在。
看似藩王治理行动前后已经历了27年，可还有15位亲王保留着护卫。其中不乏秦王、楚王、赵王、蜀王、肃王这些拥有三护卫的实力派，他们掌握着5600-16800不等的兵力，并拥有很大的自由。
尤其是二叔朱高煦，别看他只有一个护卫的兵力，可他在军中仍然有支持者。如果把武将逼急了，他们倒向汉王，那麻烦就大了，所以非但不能动这些靖难勋臣，还得继续哄着他们。
出于这个逻辑，在宣德初期，武将的地位非但没有降低，还得到了一定提高，张辅的权力也达到了顶峰。
朱瞻基终究要把军权控制到自己手里，考虑到先动武将会让藩王有机可乘，正确顺序应该是先藩王再武将。
又回到了头疼的藩王问题，要动藩王，还有谁比二叔更合适呢？
从朱高煦之前的种种表现来看，可以总结出他有着很明显的性格缺陷。这位汉王是个长不大的熊孩子，给他点颜色就敢开染坊。
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欲擒故纵。
【朱高煦的闹剧】
果然，朱瞻基的种种妥协退让，让朱高煦真的觉得有了造反的实力。他和手下开始日夜谋划，争取到了乐安知州朱恒，还联络到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军区司令）这样的实力派。朱高煦开始打造兵器，招募人手，他成立了自己的五军都督府，将手下封为太师、都督，为起兵做准备。
做完这些，朱高煦叫来心腹枚青指示道，你给我悄悄去趟北京，去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张辅。
朱高煦再熊，基本的清醒还是有的。在他的计划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还是拉拢靖难勋臣们，只要老战友能支持他，不愁大业不成！而在他看来，帝国第一军人、勋臣领袖英国公张辅，未必就没有什么想法。
原因在于，张辅之女张敬妃并没生下一男半女，朱高炽驾崩后，张辅与皇室的联姻地位已被大大削弱。这让朱高煦觉得，张辅是可以争取的。
一个夜晚，枚青顺利潜入英国公府，张辅听完他来意，只是冷冷一笑，随即枚青就被五花大绑，连夜送到了朱瞻基那里。
这就是尴尬的现实，朱高煦给张辅许下什么条件，不清楚。但是以张辅如今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为朱高煦冒险。
朱瞻基即位后，张辅的待遇再次提高，朱瞻基还把军队的后勤、考核、卫戍等权力交给了张辅。在最为关键的军队高层人事安排上，他也指定由张辅选举奏报，并大多加以执行——时山东、交趾二都司俱奏阕官。上命太师英国公张辅等选举以闻，故命之。
朱瞻基给张辅的权力已超出了单纯的掌兵，达到了军政事务的最核心层面。在宣德初期，张辅不仅是军界老大，也是整个朝廷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朱高煦想玩战友情深，张辅告诉他政治的本质。试问，除了虚无缥缈的造反梦，朱高煦还能给他什么权力预期，张辅有必要拿身家性命为此冒险吗？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一份报告及时地送到了朱瞻基手里，带来了他期盼多时的消息：汉王已经谋反。
策反行动真的失败了吗，从结果看是的，但这只是有记载的。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一下，朱高煦赖在北京十几年，他的情报网络不可能只有一个枚青，策反对象也不会只有一个张辅。有可能在张辅之前，其他间谍已完成了一些工作，但只有张辅点头，他们才敢表态。
比如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汉王反迹已露，朱瞻基打算派阳武侯薛禄领兵征讨。
可薛禄的反应竟然是面色大变，甚至流下泪来。而乐安的朱高煦听说领兵的是薛禄，却是喜笑颜开。
薛禄绝不是平庸将领，他是靖难元老，曾三次随朱棣北伐，地位崇高，绝对是一时宿将。将领最怕的是没有仗打，这是立功的大好机会。皇帝亲自点将更是极大的荣耀，薛禄应该高呼谢主隆恩才对，是什么让他怕成这样？
这两种极端态度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要么是朱高煦强大到能碾压薛禄；要么是这其中有什么幺蛾子。鉴于汉王手下都是乌合之众，他们也没有装备马克沁机枪，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
或许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也曾有个来自汉王府的间谍潜入过薛禄府中。关于他们说了什么，随着枚青被捕，所有交易都被撕毁，真实情况已无从知晓。
薛禄的异常也让朱瞻基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苗头，看来还是有人对汉王谋反持观望态度，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那么到底派谁去呢？
张辅为自明心迹，主动向朱瞻基请战：臣只要两万人，就能将汉王平定。
大学士杨荣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对付汉王这班人，非陛下您御驾亲征不可！
朱瞻基却有点迟疑，亲征固然痛快，可是有风险啊。杨荣看到皇上犹豫，又加了一句话：“您难道忘了当年李景隆的教训吗？”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靖难战神李景隆实在名头太响，一提到他朱瞻基就顿悟了。李景隆干了点啥他很清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张辅在我面前胸口拍得震天响，万一和朱高煦见面被说动呢？
那我就是下一个朱允炆了，想到这里朱瞻基再也没有迟疑：亲征！
乐安离北京并不远，八月二十日，亲征大军已抵达乐安，将城池团团包围。
朱高煦乐不起来了，得到侄儿决定亲征的消息，他这才脸色大变。
皇帝不来，一切还有变数；皇帝亲征，所有希望化为泡影。
八月二十日，朱瞻基抵达乐安城下，将劝降书信射入城中。八月二十一日，朱高煦麻利地烧毁文件，连夜抛下手下，从小道溜出城外请降。
一场闹剧就此平定，未费一兵一卒。
朱高煦被废为庶人，关押在皇城西华门内“逍遥城”（私人订制牢房）接受改造。四年多以后，朱瞻基来到牢房探监，盯着二叔看了好久（熟视久之）。朱高煦也不说话，就在朱瞻基经过朱高煦身边的时候，怨恨已久的朱高煦做出一个极不理智的轻佻举动。他突然伸出脚来，将猝不及防的皇帝绊倒在地（伸一足勾上踣地）。
被阴的朱瞻基勃然大怒，命人用一口三百斤的铜缸将他扣住。谁知朱高熙一身蛮力，居然将铜缸顶起到处乱撞。盛怒下的皇帝再也无法遏制怒火，他命人压住铜缸，在上面堆上如山的木炭点起火来。扣在铜缸中的朱高煦连声惨叫，就这样被做成了一道名菜“瓦罐焖鸡”。
每当我读到这一段都百思不能其解，朱高炽心是有多大才会做出如此作死的行为，莫非他是个智障儿童不成？
为此我专门查找了一下故宫铜缸的资料，根据乾隆年间《奏销档》的记载，故宫一口高1.2米，直径1.66米的铜缸约重1696公斤，宫里现存的铜缸很多都是这种。扣住朱高煦的那口铜缸尺寸多大不知道，只记载了重量是“缸约重三百斤”，150公斤和1696公斤完全是两个概念，这口缸的尺寸肯定不会很大，被压在里面可以视为一种残酷的刑罚。
朱高煦几十年养尊处优，戴着镣铐的囚徒日子估计不好过，被扣在缸里更是生不如死，或许从放铲开始，他的行为就只能解释为已经不想活下去了。
自杀性的行为，让四年前的屈膝投降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朱高煦以这种极其残忍的方式被处死，结束了他不怎么光彩的一生，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朱瞻基接着又下令，将朱高煦的正妃韦氏和所有九个还活着的儿子一起处死，朱高煦这个家族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朱高煦的死可以归结为咎由自取，但他理应得到更受尊重的死法，毕竟还要维护皇家的体面。就算把“瓦罐焖鸡”这种酷刑解释为朱瞻基怒火攻心，也无法解释他将汉王一脉子孙诛灭殆尽。这九个儿子里，除了朱瞻圻当过间谍，史料并无记载其他八子的劣迹，合乎规矩的做法是赐死汉王，后代废为庶人圈禁，后来比汉王谋反声势更大的宁王朱宸濠也不过是这样处理。
那可是他如假包换的九个堂兄弟啊，朱瞻基的做法明显说不过去，可称残忍，这在历史上也极其少见，是他形象的一个污点。
【王朝的累赘，高贵的囚徒】
如果有人穿越回明朝宣德年间成为一个藩王，百分百会成为个废物点心，他不能创业，不能打工，更不能考公务员，就连出城扫墓、见个叔伯兄弟这些事都要打报告申请。好处是吃穿用度不缺，国家的俸禄会按时发放到位，王府里还有一众下人服侍。
那除了吃喝玩乐他还能干点啥呢，答案是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干正事。
藩王们的命运，正是朱瞻基那时给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朱瞻基的最终目标还是集权，我们可以认为汉王是个牺牲品，目的是杀鸡儆猴，提醒其他藩王：这就是权力的毒药。
因为结果就是这样的。
朱高煦投降，赵王、秦王、楚王、蜀王等先后主动交出护卫，从此拥有三护卫的藩王成了江湖传说，护卫最多的王爷也仅有一个护卫的兵力了。
朱瞻基还不放心，参照汉王一护卫也能造反的例子，他又用备边的名义多次征调王府护卫，这些部队的去向就是肉包子打狗，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一些手里本来还有几千人的藩王护军陆陆续续被调走后，王府遇到婚丧嫁娶之类大事都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王府护卫已经名存实亡，再也没有军事实力构成威胁。
即使藩王主动交出军事权力，朱瞻基也并不满意。
在朱元璋和朱棣时代，藩王都是被允许进京朝见的，这是一种政治特权。藩王们可以面对面和皇上联络感情，也有借此机会当面参与国政。朱棣驾崩后，周王朱橚、沈王朱模等都入京奔丧，朱高炽对他们以礼相待。
这个特权在朱瞻基时代被取消了，藩王有事只许写信请示，天大的事也不许入京，等于大大削弱了皇族参与政事的权力。
可是宗室们那么多，就算不进京，万一有人通过当官出人头地呢？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明确写下了允许子孙做官的文字——凡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职，其升转如常选法。
朱高煦事件后，禁止宗室出仕成为明文禁令。甚至宗室们想当个平头百姓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在宣德一朝，朝廷对皇室成员的事业发展作出了严格限制：不许做官、不许经商、不许未经许可出城，除此以外干什么都行。
记载中，能找到不少藩王做出种种怪诞反常行为的事，欺男霸女、随意伤人的宗室为数不少，仿佛他们的头脑就不像个正常的人类。要知道在政治、经济上没有任何出路和前途的情况下，空虚、没落几乎是必然的。如果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就有变态的可能，他们借种种荒诞行为排遣空虚，发泄苦闷。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后来国家需要的时候，几十万宗室大军成了一群待宰的猪羊，他们被李自成、张献忠和多尔衮杀得人头滚滚，也没见到几个宗室作出什么有效反抗。
与其怪到这些人头上，不如怪到宗藩政策这种专制制度上。
总之，一系列藩禁政策，如来朝有禁，出城有禁，入仕有禁，越关有禁，王亲有禁，以及宗室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婚丧名封必请于朝而后行，王府官不得外转等等。“法网之繁，无以复加”，都是打着“优礼”宗室的旗号，强加给他们的制度化约束，实际上是对高贵无比的“天潢”群体的歧视。
宗室们越是吃喝玩乐混吃等死，皇上越放心。他们要是开始关心人民了，开始表现出对军事的兴趣了，朝廷就会开始琢磨这些人是不是想要造反了。
要说藩王们都是废物，那倒也不尽然。宁王朱权被改封南昌后，知趣地以自己抱病为由，不再参与国家政事。他从此寄情道教，养性静心成为文化巨匠，被称为明代第一琴的中和琴正是出自他手。
第五代郑王朱厚烷之子朱载堉，七疏让国，辞爵归里，潜心著书，成为明代著名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
再如第九代蜀王朱让栩，享藩二十多年，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在四川兴办义学，修建水利工程，救济灾民，扶危济困之中，好评不断。
可惜，这样的宗室实在是太少了，一代人里也未必有一两个。种种限制下，明朝宗室们开始了“食禄不治事”，成为寄生虫般的存在。宗室中出了不少宗教学家、音乐家、书法家，唯独没出什么大臣，将军，连地方基层干部都一个没有，因为朝廷本来就不想要你出来工作。
他们绝大部分成了对国家、对社会无用的人，除了多生孩子，消耗粮食，找不到什么人生的意义。他们其实也是可怜人，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如果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我想许多人会放弃宗室身份，选择做一个正常人吧。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将军以下宗室才被允许参加科举，这时他们已被圈养了两百多年。宗室们还没来得及适应外面的社会，还没找到救国图存的办法，明朝就灭亡了，他们的结局绝大部分都很悲惨。
客观地说，这些也有朱棣的部分功劳，但主要工作是在朱瞻基手里完成的，他的统治不过短短十年，就迅速完成了对宗室的种种改造，这也是他集权工作的一部分。
【收回军权】
既然藩王的威胁已经解除，勋臣的权力就显得过于膨胀了。按照对权力的预期，如果要收回给张辅的权力而不进行补偿，张家老小肯定会有意见。所以正确做法是拿走这个包子，再塞给他两个馒头。
朱瞻基是个很懂权谋之术的皇帝，在收回军权之前，宣德三年（1428年）他组织了一次边界武装巡逻，明军在宣德皇帝率领下，在宽河顺利捕捉到了扰边的蒙古兀良哈部并将其击溃。
这次胜利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这是朱瞻基第一次真正亲临战阵，他还秀了一把骑射功夫，亲自率骑兵猛追敌军，据说还亲手射杀了3名敌人。
朱瞻基这次没有带上勋臣扈从，身边主要将领是金忠和蒋信，这其实是两个蒙古人，原名叫也先土干和把台，他们在朱棣第四次北伐时主动归降后获赐汉名。
不能带张辅，也不能带薛禄，朱瞻基要建立自己在军中的威信，以便收回军权。
宣德四年，朱瞻基下了一道诏书，对张辅一通褒扬后表示，太师您现在上了年纪，朕不忍心再看你这么操劳。中军都督府的职务你就不要干了，当然工资还是照发，您也不要急着退休，朕还想每天看到你，有事还会跟你商量。
为了避免张辅瞎想，朱瞻基又宣布，把他两个弟弟张輗、张軏提拔到为右都督和指挥同知。张輗原来只是金吾前卫指挥使，张軏是锦衣卫指挥佥事，朱瞻基把他们连升数级提拔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上，如果不是给张辅离职补偿，还会是为什么呢。
表面上看张家的待遇不升反降，家族依旧是军界豪门。背后的逻辑是火箭提拔的张輗、张軏影响力还不及张辅一个零头。张辅从此退居军队二线，只有建议权，失去了决策权和人事权。
不管如何，这种处置方式对张辅而言算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他恭顺地配合了皇上的策略。朱瞻基很满意张辅的态度，终宣德一朝，他也给了张辅应得的尊敬，但一涨一消间，张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已不复往昔。
同一天被免职的，还有朱瞻基的舅舅，左军都督府都督张升。张升、张辅都是实权将领又是外戚，一天之内收回两位军界领袖人物的实权，朱瞻基就差直接在诏书里写上“交权”两个大字了。
为了让张辅退得安心，朱瞻基还妥善安置了他的老战友们。阳武侯薛禄，你也不要呆在京城了，去宣府支援边区建设吧。宁阳伯陈懋，西部大开发需要你，卷铺盖甘肃呆着去吧。其他几个重要的靖难勋臣如融国公柳升、茂国公李彬等已经或老或死，靖难军人这样一股曾举足轻重的力量被朱瞻基轻松化解了。
宣德五年和九年，朱瞻基又先后两次亲自巡边，虽然没取得什么战果，但通过这种方式，他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威信。
这一套组合拳看起来复杂，其实也就是在宣德元年到四年间的事，短短四年朱瞻基完成了削藩、收权两大目标，效率不可谓不高。
收回军权，就是朱瞻基集权计划中的最后一块拼图，没有然后了。
自此以后，朱瞻基大权独揽，有明一朝，勋臣、宗室，再也不能对皇权造成威胁了。而起到的负作用，是当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这些本该与皇室联系最密切的人群，不要说能出现力挽狂澜的人物，就连出个把优秀的官员，都几乎成了奢望。
《明朝果然很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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