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征和二年八月（公元前91年），大汉王朝的国都长安城内，动荡着血腥、压抑、惶恐的气息。不久前，因汉武帝身边宠臣江充，诬陷卫太子刘据以巫蛊诅咒皇帝，使得惊恐万分的刘据铤而走险，率先捕杀江充等人，举兵反抗。但调动不得北军的刘据，最终还是在丞相刘屈髦的围攻下，兵败出逃，暂时藏匿。
太子虽侥幸外逃，可留在长安城内的太子故旧亲属，却不得不面临武帝的雷霆怒火。皇后卫子夫被迫自尽；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上至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受兵祸及株连者已达数万之众，当真是血流漂杵。
武帝怒火炽盛，群臣忧惧不敢劝谏，只有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历陈太子之冤，希望武帝能停止追捕，召太子回朝。
读过奏疏的武帝，心有所悟，但还未下定决心赦免太子，噩耗便已传来。躲在湖县泉鸠里农家的刘据，在被地方官吏找到围捕时不肯受辱，愤而自尽。
这件因“巫蛊”而起的悲剧，史家称之为“巫蛊之祸”。虽然这次动乱很快平息，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深刻的，武帝培养三十多年的太子一朝丧命。以太子为核心的执政班底全遭屠戮，无可避免的影响了汉王朝统治核心的延续。造成国本严重的动摇，以至于武帝在最后几年内为政权的平稳交接煞费苦心。
那么巫蛊之祸为什么会发生？是武帝为了刻意打压太子的势力而酿成的宫廷惨剧？还是单纯的小人作祟？
巫蛊之祸的背景
巫蛊，在《巫蛊方术之祸》一书中的解释，是指通过巫师的活动以咒语之术唤来蛊虫以害人之事。
我国古代对“鬼神”的信仰由来已久，“巫”就是负责沟通人与“鬼神”的具有宗教性质的“专业人士”。
《汉书 郊祀志》中记载：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武帝对鬼神的崇敬，自然使得巫师的地位水涨船高，长安城内方士、巫师云集，他们出入宫廷，往返王侯贵族府邸之间，各种巫术、谶纬迷信之言横行，为巫蛊之祸的爆发滋生了温床。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资治通鉴 汉纪十四》
其实早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的皇后陈氏因失宠而借巫蛊邪术行媚道，妄图令皇帝回心转意，事发后武帝大怒，不仅废了陈皇后之位，还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可谓开武帝时期“巫蛊之祸”先河。
但陈皇后被废也并非单纯巫蛊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是武帝对外戚势力的防范和打压。
因为武帝能继承皇位，与馆陶公主（陈皇后之母）的帮助分不开的。在武帝执政初期，馆陶公主一家仗着拥立之功，以及真正主政的窦太后尚在，气焰张狂，骄横无忌，严重掣肘皇权。
因此切身体会到外戚危害的武帝，在窦太后去世后，不仅借窦婴与田蚡之争，先后扫除了窦、田两股朝堂势力，又借“巫蛊”的罪名，捕杀馆陶公主和皇后的亲信三百多人，彻底剪除了困扰武帝初年的外戚势力，巩固了皇权集中。
所以说武帝早年的巫蛊事件，更多的是作为打压外戚的借题发挥罢了。那么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是不是也是同样呢？
卫氏外戚在武帝中后期的影响十分巨大，卫子夫为皇后，其弟卫青、外甥霍去病都是战功卓著，位极人臣的存在，这就让卫氏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环绕他们身边的亲信支属，无不位列要津。
尽管在巫蛊之祸前，霍去病、卫青早已经过世，可外戚的权力源泉皇后卫子夫还在，卫氏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以卫氏姻亲为代表的丞相公孙贺便是卫氏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位五十年，专横猜疑的武帝，面对卫氏外戚集团的强势，必然要着手清洗这股潜在的威胁。
所以便爆发了被称之为“巫蛊之祸”导火索的公孙贺父子一案。公孙贺之子被人告发与公主私通，且还以巫术木偶诅咒皇帝。案发后，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伉皆坐巫蛊诛。
此案对卫氏外戚势力打击极大，卫氏在朝中的势力被连根拔起，可以说是武帝又一次借掀起的大案，扫除了威胁皇权的不安定因素。
那么若是以此来看，在公孙贺一案过后的三个月，武帝的宠臣江充便再次以巫蛊为由搜查后宫，将矛头直指太子，是不是就是出于武帝暗中授意？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审视下武帝与太子，这对天家父子的真实关系到底如何。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资治通鉴 汉纪十四》
太子刘据是武帝的长子，因而出生后甚得武帝宠爱，七岁时就被立为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可以说武帝为了培养这个继承人倾注了心血。
但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与雄才大略、极富主见的武帝完全不一样，因而被武帝嫌弃不类己。那么看来太子和武帝的关系应该好不到哪去，巫蛊之祸似乎就是武帝刻意为之？
先别急，虽不类己，可太子未必就不受武帝待见。
在政务上，武帝也给与太子充分的历练，“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
武帝对太子处理的政务、做出的决策从无异议，表现了极大的肯定，而且即便是和武帝所做有冲突的也不例外，“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皇后怕太子因此而获罪，告诫太子要听从上意，这让武帝听闻后，肯定了太子作为，“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
是不是很奇怪，武帝对这个不类己的太子，不但没有压制，反倒给与信任，根本不像是要废太子的节奏。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笔者认为正是与汉朝的国情有着巨大关系。
武帝正式亲政后，汉王朝由“无为”进入了“多为”的转型期，“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微发烦数”。皇权的空前集中，对外战事的频繁，财政的日益窘迫，天下共其劳，汉王朝内部的矛盾冲突也就愈发加剧。这时候一个宽厚的皇太子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替武帝一定程度上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也正如当初武帝对卫青所说的那样：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武帝很清楚，他征伐四夷、变更制度是会让国家疲敝，可这是汉家长治久安必然要经历的，但后世的君主不能和他一样，需要守成安天下，而太子“敦重好静”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太子每谏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武帝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战争也好，打击豪强、遏制外戚也罢，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个无事的江山，这跟后来的明朝太祖朱元璋，为仁厚的太子朱标营造安定的政治环境的做派如出一辙。
因此就像后世朱元璋一样，即便是有类己的燕王朱棣在，朱元璋也还是会把皇位传给了仁孝的皇太孙。故汉武帝不会因为太子“仁恕温谨”而产生废太子的想法，相反他还会乐见其成。
巫蛊之祸的主谋
武帝虽然不是巫蛊之祸的主谋，但巫蛊之祸却与他有直接关系。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时，皇子刘弗陵降生，因弗陵母赵婕妤“任身十四月而生”，武帝便以“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为由，将刘弗陵出生的门命名为“尧母门”。
司马光认为这是巫蛊之祸的诱因，确实如此，因为世人都知道尧是上古贤君，那皇帝释放出的信号是不是有想更换储君的想法？
当然不是，首先武帝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可能为了刚刚出生婴儿而妄动国本。笔者认为武帝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武帝本身太过自负独断，所作所为很多全凭喜好而来；二是此时卫氏外戚力量还很庞大，未免没有敲打敲打的意味。
只不过这种暧昧不详的信号被有心人过分解读，便成了宫廷惨剧的开端。
因为武帝喜欢任用酷吏掌握刑罚，来打击豪强贵势，而江充正是武帝后期信任的主要酷吏之一。
武帝对酷吏的任用条件，无非两点，一敢于任事；二绝对忠心。江充正是凭此两点，成为武帝身边的宠臣。
但也正是这两点，造成了酷吏今后的下场不会善终，更别说太子宽厚，不喜这些“用法之臣”。而江充甚至为了上位，还曾故意不给太子面子，使得他与太子的关系很差，注定了江充未来的命运必然是凄惨的。
基于此，在皇帝释放出打压卫氏外戚的信号后，江充自然会积极撺掇武帝扩大打击面。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汉书 戾太子传》
那时正逢汉武帝晚年，身体不好，经常疑神疑鬼，江充就唆使胡巫，向武帝道：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
于是武帝便命江充专治巫蛊事，在宫中大肆掘地求蛊，最后在太子处掘出木人和帛书，进而引发了巫蛊之祸的悲剧。
但若是将主谋定为江充，又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江充只是陷害太子的主谋之一。
因为武帝在任命江充搜查后宫时，还专门了派了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一同协助，这说明武帝也是很慎重的，怕江充作假诬陷。但江充最终还是掘出了木人，很显然是一场有预谋的搜查，以江充一介外臣的实力，根本没有可能在太子宫内提前埋下木人。而能做到这些的必然是宫内之人，黄门苏文就有最大的嫌疑。
苏文也和太子有矛盾，经常在武帝身边搬弄太子的是非。一次武帝生病，派人去请太子过来，苏文便指使宦官常融在传召太子后，对武帝讲太子面有喜色，武帝不信，在太子来后，见太子面有泪痕且强颜欢笑，便知道是宦官捣鬼，立刻诛杀了常融。
武帝对太子太过了解，等闲是离间不得。在巫蛊之祸爆发后，太子惶恐之下捕杀了江充，举兵自卫，苏文跑回甘泉宫告诉武帝太子反，武帝此时认为：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
于是派遣使者要召见太子，若是使者真能见到太子说不定这场悲剧也有可能避免，但使者根本没进长安，就直接回来告诉武帝：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坐实了太子谋反的情况，让武帝大怒而发兵，围剿太子。
这一系列反常，都能看出阴谋的影子。苏文，这个武帝身边的黄门宦官，必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然在武帝醒悟后，便将苏文活活烧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除了江充、苏文这两个直接参与者外，还有一个股外戚势力不容忽视，那便是李氏外戚。
武帝在卫皇后年老色衰后，又相继宠幸了很多美人，其中就有李夫人，李夫人生有一子便是昌邑王刘髆。
巫蛊之祸爆发前，李夫人早就去世，但以贰师将军李广利为首的李氏外戚势力也不容小觑。在公孙贺父子被诛杀后，而接任公孙贺为丞相的刘屈髦除了是汉室宗亲外，更是李广利的女婿，所以此时卫氏外戚被武帝清除的情况下，李氏便一家独大。
在太子还在的情况下，昌邑王是不可能有机会成为继承人的。所以在江充、苏文一同诬陷太子反后，武帝命丞相刘屈髦领兵围攻太子军时，即便太子想要和武帝说明情由，也不可能有机会了。只有太子死，李氏才有机会扶立昌邑王为帝，所以丞相刘屈髦在这一战中表现的格外卖力。
因此在巫蛊之祸一年后，武帝幡然醒悟，开始反倒清算。刘屈氂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李广利本人在于匈奴作战中降敌，其宗族被武帝诛灭；江充家也被灭族，苏文焚死于横桥上；而加兵刃于太子者也悉数被灭族。
可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换回苦心栽培的太子，武帝只能怜太子无辜，无限悲凉的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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