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正月二十日，这是“景泰”作为大明的年号以来，被天下万民使用的最后一天。
巍峨恢弘的承天门外，三法司、五府九卿衙门、锦衣卫各堂上官、以及科道言官齐聚当廷，众人脸上肃穆萧杀，各怀心思的注目着廷下所站的十余“人犯”。
这些“人犯”当首的老人寒霜傲骨，气禀刚明，乃是有保全社稷功劳的少保于谦。其他各人如大学士王文、陈循、商辂、尚书江渊、俞士悦等也都是当朝重臣。
正月十七日，徐有贞、石亨等发动了夺门政变，拥立太上皇朱祁镇复位。当日在午门外宣谕完上皇登位诏书后，如狼似虎的官校立即就逮捕于谦和王文下锦衣卫狱。
徐有贞和石亨给于谦、王文罗织的罪名是，勾结司礼监太监王诚、舒良等图谋迎立外藩入继大统。随即在十九日，徐有贞、石亨等又唆使言官弹劾陈循、江渊、萧镃、商辂等党附于谦，朋比为奸，祸乱朝纲。重新登上帝位的英宗皇帝将几人如数下狱，令群臣当廷杂治问罪，这便有了二十日开头的一幕。
附庸石亨等人的御史言官，急于表现，一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纷纷抨击于谦、王文等意欲迎立襄王来京，行大逆不道之举，按罪应凌迟。
面对无中生有的指控，内阁大学士王文析折条辨，并指出迎复外藩之罪的最大漏洞：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事之有无，稽此可知。
按照明制，藩王无诏不得进京，要想召请藩王，流程上就相当繁琐，需要尚宝、印绶诸司内官依旨取出秘藏的亲王金符，交予宣旨之人赴封地与亲王所存另一半金符核验无误后。藩王方才能奉诏进京，不然无金符信物擅自离开封地，等同谋反。因此但凭金符取出难度，就不是于谦和王文能轻易办到的。况且那时金符仍在内府，迎立藩王一说无从谈起。更何况遣使还要兵部车驾司发给马牌，方才能够使用驿传往来，有没有人去召襄王，一查便知。
此言一出，众御史登时语结。
于谦俛首不辩，环顾廷上衮衮诸公不屑道：辨也死，不辨也死，朝廷赦得我，众人亦不肯。
作为主审的都察院右都御史萧维祯大为惭愧，尴尬道：事出朝廷，不承亦难免。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对萧维祯的话大为不满，所谓事出朝廷不就是告诉天下人，是朝中有人要治于谦等人的罪吗？作为夺门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张軏得为这次廷审定下调子。
张軏瞪着萧维祯道：此辈自犯，如何谓出朝廷？萧维祯沉默不答，同审的刑部右侍郎刘清想要分辨，却被张軏怒斥：看你这等脸嘴，也不是这才料。
如今所谓的夺门功臣们，其势正张，在场百官无不阿附谄媚，皆不敢拂逆张軏之意，开始大肆诋毁于谦等人，至于冤枉了忠臣？不存在的，君不见南宋岳飞之事乎？
徐有贞最后给出了绝妙的借口：事虽传闻，情实显著。前有“莫须有”，今有“事虽传闻，情实显著”，罪名承不承认不重要，朝廷认为你有罪那便在所难免。
正月二十二日，天空阴霾，晦暗不明，在英宗正式遣使祭告太庙陵寝，改元天顺的第二天，钦命斩于谦、王文于西四牌楼下，一代名臣终将一腔热血洒向了他保卫过、挚爱着的土地上。
历史留给了后人无限的叹息，我们在感怀之余，不禁审问，于谦怎么就成了政变的牺牲品，而王文也因何遭此厄难？
杀害于谦、王文绝不是政变集团临时起意，正如徐有贞对英宗皇帝道：若不至谦等于死，今日之事为无名。凡事讲究个师出有名，这是国人古来已有的传统，夺门政变，从法理上讲还是有些瑕疵的。
当初英宗失陷土木，郕王临危继位，虽也不符合正常的皇权交接程序，可事急从权，后来也补上了英宗的退位诏书，这让景泰帝成为了大明朝野认可的合法君主。彼时景泰病重，虽无子嗣为储君，可按照祖制礼法，下任皇帝无论是谁也应是景泰皇帝钦定才是。可偏偏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等趁乱发动了政变，迎复英宗复辟，让大明的皇位传承再起波澜。
所以徐有贞、石亨等人为了给此次政变披上合法外衣，自然要撺掇英宗皇帝替夺门正名，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早在奉天殿外登位当天，英宗看着错愕的群臣就曾宣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其各仍旧用心办事，共享太平。群臣是想要确立新君，但不一定都属意太上皇，这时候人心不定，英宗如此这般说，既是给群臣认可自己找台阶下，也是给自身复位找合理的借口。
群臣在经过短时间的不知所措后，都开始接受了太上皇的说辞，皆呼万岁朝退。景泰不豫，英宗复位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至少可以安定社稷，朝中重臣诸如王文、胡濙甚至于谦，都默认了这个事实。所以若以此大势观，其实英宗那事的合法性还是毋庸置疑的。
在退朝后，英宗摆驾文华殿，命徐有贞入阁，协助首辅陈循草拟即位诏书，安定中外人心。中午时便在午门上宣示诏书，称：当今皇帝不豫，四日不视朝，中外危疑，无以慰服人心，再三固请复即皇帝位，朕辞不获，请于母后，谕令勉副群情以安宗社，以慰天下之心。
说辞虽然冠冕堂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景泰帝病危，总得有人主持朝政吧。太上皇曾为君十四载，作为先帝宣宗钦命的继承人，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合理的皇帝人选，这也是短短半天时间内，大明中央衙署都普遍接受英宗复位事实的主要原因。
但也就在半天时间内，英宗原本共享太平的态度登时大变，当场就逮捕了于谦、王文。这中间当然不会是英宗眼看人心顺服，便立刻翻脸的缘故，笔者认为更多的是石亨、徐有贞劝说造成的。
正如前边所论述的那样，英宗继位虽不合规，但绝对合法，他没必要杀于谦，只需笼络好于谦等重臣，天下不是更容易归心吗？
可坏就坏在，这样并不符合政变集团的切身利益，若是于谦为首的老臣在朝，哪有他们这些投机者晋身的余地？
所以徐有贞、石亨等需要清除景泰朝的老臣，为他们掌权铺平道路。而他们原本在朝堂的话语权并不大，要想快速站稳脚跟，杀人立威便成必要的首选方案，这也是在夺门之前便有的打算。
既然确定了要杀人立威，杀谁也是有讲究的。首先这次迎立计划中石亨、张軏等武将是主力军，当然不能动杀武臣勋贵的心思，那唯一可以任他们宰割的只能是文臣。文臣按照官位排序，六部堂官中以王直、胡濙、于谦为尊，内阁大学士则以陈循、高谷、王文为主，所能起到立威效果的，也只能从这几人中选。
先说王直和胡濙，都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左右逢源，才干不一定最高，但人缘绝对第一。两人为官数十载，门生故吏遍天下，杀他们效果好是好，却可能引起文官们的抱团反抗，政治成本太高。而杀陈循也是同样道理，作为首辅，长袖善舞，调和内外，本身在朝廷上下的影响力就大。政变集团可以后续弹劾贬谪他，唯独不能率先杀他，朝中舆论干扰会很大的。
从私人恩怨上讲，于谦为人太过正直，一心为社稷，他曾呵斥过徐有贞南迁之言，从而导致徐有贞成为朝内笑柄，数年不得升迁。而对于于谦亲手提拔的石亨，在京师保卫战后，石亨获封侯爵。为了讨好于谦，曾上疏景泰帝，恩荫于谦之于冕，但被于谦拒绝。还道：“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大恨。
徐有贞和石亨都对于谦有私怨，杀他两人都是赞同，况且于谦“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于谦虽然被诬陷，可凭他孤直的性格，也根本不会有大臣开口替他辩解。再者说，当初英宗被也先挟持叩关，于谦严令守将禁闭城门拒不迎奉。这套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做派，难道英宗心里就没有丝毫芥蒂？
再说说王文，《明史》形容他为“面目严冷”，“然中实柔媚”。也就是说王文，为人太过严苛，但他不像于谦表里如一，实际心中有机谋算盘。曾在科举中为子孙谋利，私节还是有亏的，以至于获罪被杀后“人皆知其诬，以素刻忮，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
杀王文这样的重臣当然也不会引起百官反弹，反而起到极好的震慑作用，为政变集团张势。因此算来算去，只有于谦和王文官职既高又能杀之立威。
更重要的一点，王文和司礼监太监王诚，关系密切，约为兄弟。构陷王文，不但可以将司礼监牵涉进来，一网打尽，还能构成清晰的罪名链，于谦和王文勾结司礼监太监企图迎立藩王入继大统，虽然是诬告，可至少看起来像那会事。
所以综上所述，徐有贞、石亨等选中于谦和王文作为这次政变的牺牲品，是最有利他们快速掌握朝中的大权的不二选择。
最后一点，杀害于谦是政变集团的诉求，但最终拍板的却是英宗皇帝。史书上说英宗对杀害于谦是有悔意的，这点虽说有替英宗遮掩之嫌，可笔者认为也是符合史实的。
正月二十日，百官会审的结果就已经呈递英宗，直到两天后，英宗才下定决心将于谦等处死。不能不说，英宗在这两天内是犹豫不定的。于谦有大功，磨杀不掉的，悍然杀害是否得当，也是英宗考虑的问题。
土木大败，英宗只身被俘，此等污点让他在复辟后面对朝臣时，难免不自信。本来可以清晰看透的朝局，也在英宗皇帝眼里变得迷蒙、多疑起来。徐有贞、石亨的游说，偷换了概念，将英宗登位的法理变成，为阻止于谦等谋立外藩乱祖宗法统而不得已发动的。这样一来其实是英宗自己在否定原来已有的合法性，反倒让政变集团有了泼天大功。
没有认清局势，陷入徐有贞、石亨等人逻辑陷阱的英宗，在发现并没有太多人替于谦争辩，便同意处死于谦，替“夺门政变”正名。
几个月后襄王来朝，英宗发现于谦等迎立襄王乃无稽之谈，渐渐回过味来。之后几年又有李贤等人不断替他分析当时局势，才使英宗恍然大悟，在处理完曹石之乱后，英宗也自下罪己诏，彻底否定了当初的夺门政变。
只是英宗一生，先是宠信王振，又有土木之耻，复位之后冤杀忠臣，滥用石亨等祸乱朝政。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颜面尽丧，威严扫地。他已经没有勇气再承认戕害忠贞的事实，所以终天顺一朝，未能替于谦翻案，直到其子朱见深继位，才以“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为于谦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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