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进入了和平时期，“兔死狗烹”的怪圈就又要来临了。历史上的新王朝建立，君主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似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有的处理平和一些。比如唐朝、宋朝初年，有的则是大开杀戒，如汉朝初年、明朝初年。
公元1368年，明太祖建立了大明王朝。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本人其实是批评刘邦“内多猜忌，诛夷功臣”，而肯定李世民“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能保全”。但是，后来面对势焰熏天的功臣集团，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明太祖还是违背了初心，发动了“胡蓝之狱”，而这都是为了巩固皇权。
明太祖朱元璋
明初，在朝廷上存在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明朝的创建和以后的统一战争中，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但是，由于他们的乡里观念，经历相似，地位相近，利益相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淮西勋贵集团。
淮西勋贵主要指从南略定远到攻占集庆两年间跟随朱元璋征战的将领，也称为“渡江旧人”。
由此可见，明朝建立后，淮西勋贵封官进爵，权势迅速膨胀，而朝中的重要官职大多数都是由淮西勋贵充当。下面，我们从明太祖首次分封功臣来看看淮西勋贵的权势到底有多大？
甲午，告武成于郊庙。丙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封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常遇春子茂郑国公，汤和等侯者二十八人。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首次大封功臣，封国公的有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邓愈、冯胜六人，六人皆是淮西人。而终洪武一朝，封公者有十一人，除上边的六人之外，还有蓝玉、汤和、胡显、常升，皆是淮西人。
封侯者共计五十七人，也是以淮西人居多，非淮西人能够封侯，大多数是对战败投降之类人员的战略性安抚，比如归义侯明升、归德侯陈理、海西侯纳哈出等等。而封伯者六人，东莞伯何真、怀仁伯陈友富、怀义伯陈友直等，都是安抚性的封官。功臣中非淮西人且是文臣的只有诚意伯刘基和忠勤伯王广洋等少数人。
李善长
这样一来，淮西勋贵抱团合作，迅速崛起。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几乎垄断了朝中所有的重要官职，权倾朝野，只有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才能稍微与之抗衡。可是，后来刘基病逝，淮西勋贵集团彻底失去了牵制，势焰熏天。
洪武六年（1373年），由于李善长等人的推荐，明太祖任命胡惟庸为丞相，成为百官之首。而胡惟庸当上了丞相后，刘基“惧其偾辕也”，残害百姓，可是已经无能为力。
自此，刘基忧愤交加而发病。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亲自撰文赐给刘基，并派专人护送其返乡。到家后，刘基病情加重，不到一个月就去世。淮西勋贵失去了刘基、杨宪等人的制衡，从此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刘基
而且，淮西勋贵还通过与皇族联姻，相互结合，荣损与共。武定侯郭英之妹，临川侯胡美长女皆为明太祖的妃子，魏国公徐达有三女，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凉国公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同时，淮西勋贵之间又相互联姻，李善长和胡惟庸为儿女亲家，常茂之妻是冯胜之女。
这样一来，淮西勋贵的地位显赫，而且明太祖还是在政治上给予他们扶持，经济上给予优待，这样更是促使淮西勋贵集团气焰熏天。而此时，刘基之死，朝中再也没有与淮西勋贵分庭抗礼的人物了，他们在朝中排斥非淮西官员，擅权挠政，结党营私，权势发展到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地步。
但是，这一切“不轨”的行为，逐渐被明太祖所察觉，而且淮西勋贵此时的权势已经危及到了皇权，对皇帝的地位造成了威胁。所以，无论是为了当下的利益，还是朱家天下的长远发展，明太祖清除淮西勋贵集团势在必行。
胡惟庸案
明初，淮西勋贵集团是以李善长为核心的，李善长致仕后，就以胡惟庸为核心。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被告“谋逆”，审讯后处死，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一批高官被诛杀，丞相官职和中书省也被废除。
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此后十余年，明太祖又以“通倭”、“通虏（北元）”等罪名来扩大胡惟庸案的范围，追究其党羽，前后诛杀或者已死的淮西功臣共二十一侯，牵连人数达三万余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以“知谋反而不发举，默许胡惟庸之行为”之罪，诛杀了六公之首的李善长。
此时，明太祖已经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只要太子朱标顺利即位，朱家天下就可以很好的维持下去，千秋万代。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子朱标在巡视西北回来后，一病不起，次年就病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明太祖的打击是很大的，而且新立的皇太孙朱允炆还年幼，明太祖不得不再次披挂上阵，为新王铺路。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在捕鱼儿海之役中，一战成名，被封为凉国公。蓝玉是个武将，有勇有谋且忠诚于太子，是明太祖留给朱标的一员大将。所以，虽然蓝玉为人嚣张了一些，但是明太祖觉得朱标可以驾驭蓝玉，就容忍了其放纵的行为。
可是在朱标去世后，朱允炆的性情仁慈，能否驾驭蓝玉等人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为了巩固皇权，明太祖又找了个借口来发动了“蓝玉案”。
凉国公蓝玉以谋反，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等皆坐诛。己丑，颁《逆臣录》于天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告意图“谋反”，审讯后迅速被杀，前后牵连一公十三侯。自此，淮西勋贵里“于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罕有存者”，明太祖把所有可能会威胁到皇权的因素都铲除。
如果说胡惟庸案标志着淮西勋贵集团走上衰败之途，那么蓝玉案则是标志着淮西勋贵集团的灭亡。由此观之，“胡蓝之狱”其实一场皇权与淮西勋贵集团的较量，明太祖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
“胡蓝之狱”，有人说是明太祖狠心，不顾情谊而诛杀功臣，实为“兔死狗烹”之道理，这其实是片面的。“胡蓝之狱”虽然是明太祖为了巩固皇权有意为之为，但是在洪武八年以前，在对待功臣的政策上基本是采用优待的，明太祖希望君臣共享太平。
可是，此时的淮西勋贵“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扞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翦除以为私计也。”，所以不得不除之。
淮西勋贵是一个共同利益结合的集团，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会向当时的绝对权威（皇权）发起挑战的，甚至会危及皇权。这样一来，在社会向和平时期转变之时，淮西勋贵如果不图求改变，放下权势，明太祖为了巩固皇权，其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
【小皮】
参考资料：《明史》、《明史》/王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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