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史中，明代与东汉、唐代被视为是“宦官之祸最烈”的三个王朝，而在这三个王朝中，又以明代宦官之祸最为严重。
正如明末清初史学家黄宗羲所说：
“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阉宦，无奉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司法司。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
汉、唐虽有干预朝政的宦官，却没有宦官专权的朝廷。而在明代的朝廷，宦官可谓是无孔不入，他们是既掌政，又掌财，又掌刑，又掌军，是名副其实的朝堂上的实权派系。
首先是掌政。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宰相及六部长官向来就是全国的最高政务长官，他们替皇帝处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军政事务，只需向皇帝负责，只需听从皇帝的命令。但是，到了明代，因明朝皇帝多不喜政事，除事关国运的事情，他们不得不出来处理外，其余政务却多交由宦官处理。
于是，在明朝皇帝的纵容下，宦官“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他们赋予宦官批红权，让宦官来决定内阁所提交的“票拟”是否通过，如此也就导致“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在明中期后，多数时间宰相（阁臣）及六部长官都不得不受制于宦官，“听从”宦官的吩咐。
明代皇权、宦权、相权的相互交错
其次是掌财。在明代，天下臣民所缴纳的财物赋税要先充盈内库，然后才入太仓。“内库”始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属皇家私库。它拥有内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赃罚库、广盈库、广惠库、天财库、供用库等十二个库房。内库建立之初，朱元璋希望它能“积为天下之用”，在国家财政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出手拯救国家财政。
然而，自明中期后，因武宗、世宗等诸帝对财富的渴望，他们不仅屡次拒绝调用“内库”的财富去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财政，更甚者他们还不停地从国库“太仓库”调取银两来满足皇室奢侈的生活，他们借助着手中绝对的权力将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划为己有，存入内库中，这期间金花银、太仓库银、矿银、杂税银、赃罚银等各项原属国库的赋税，皆被他们以各种理由划入内库，用于满足皇室那奢侈的生活。
如此，自明中期后，在明诸帝的“努力”下，内库是储存着全国近乎三分之二的财富。而在当时，掌管内库的就是宦官，因此，借着内库的财富，宦官完全就可以左右明代的经济。此外，在明晚期，明皇帝为了更加方便自己掌控全国经济，同时也为了更方便自己的掠夺，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由宦官掌控的“户工总部（崇祯朝，改“户工总理”）”的衙门，这个衙门总署户部、工部之权，位于户部、工部尚书之上，总督明朝内外经济事务。由此，借着这个衙门，宦官更是可以直接掌控明朝的经济。
影视剧中的明代宦官
再是掌刑。若要选出明代最让人熟知的衙门，我想“东厂”绝对是榜上有名的。“东厂”是明朝著名的特务机构，直属于皇帝，他可以不经三法司的批准，就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时，东厂最高长官就是由宦官担任，名曰“东厂掌印太监”，因此在当时，借助着东厂，宦官是完全可以直接插手明朝的司法事务的。
此外，明时，从正统六年开始，明皇帝多会委派宦官会同三法司官员定期录囚（对在押犯的情况进行审录，并决定是否宽大处理）。而在当时，因宦官的势力已十分庞大，因此在录囚的过程中，三法司官员多“俱视中官意，不敢忤”，宦官说有罪，三法司就认为有罪，反之宦官认为没罪，那就没罪。
最后是掌军。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诸帝多会派宦官前往各地担任镇守和守备，去执掌一地兵权，以此来帮助自己掌控全国军队。此外，也是从永乐年间开始，每当朝廷有军队在外征战时，明朝皇帝也会派遣宦官前往监军，监督各路人马，而因其是皇帝指派的，所以宦官往往是能直接掌控出征军队的。
如上所说，可以说在明代，宦官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几乎可以说是掌控了整个朝廷。最强盛时期，如英宗年间的王振专权时期、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时期、武宗年间的刘瑾专权时期、熹宗年间的魏忠贤专权时期等，在这些时期，就连内阁（最高决策机构）都不能与之抗衡，更甚者还有“跪舔”的时候，如武宗时期，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皆都附庸于刘瑾，甘愿为他所驱使。
明代中央与地方机构
那么，到这里，就肯定会有人问了，是谁造成了明代出现如此严重的宦官之祸呢？始作俑者到底是明朝的哪位皇帝呢？
首先，我们需知道的是，在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朱元璋对于宦官的管理是十分严苛的，他认为“太监不过是司晨昏、给使令、供洒扫的粗使下人”。因此，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定下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的祖制，并制铁牌置于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严律，明令禁止宦官干政，违者斩。
可以说，明初，就在朱元璋的刻意压制下，宦官是毫无权力和地位可言的，他们真的只是一个供皇室驱使的奴才罢了。因此，若朱元璋之后的皇帝能够严格的遵循着朱元璋所定下的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明代的宦官是绝对无机可乘的，不可能去掌控明朝的朝政，更不可能有机会去祸乱明朝天下。
只是，可惜的是，自朱元璋、朱允炆后，到了第三位皇帝，也就是永乐帝，明朝的皇帝就开始打破朱元璋所定下的宦官不得干政的铁律。
永乐时期，因在靖难之役中，在朱棣称帝一事上，宦官多有功绩，有如李兴那般在京师为他提供朝堂上各种情报，帮助他提前掌握朝中动向；也有如郑和那般在战场上替他出生入死，帮助他在战场上节节获胜。因此，朱棣登基后，开始对宦官升起了一丝信任，不再单纯的将他们视为“司晨昏、给使令、供洒扫的粗使下人”。
而与此同时，与宦官的忠心耿耿，为朱棣的称帝立下大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上至朝堂，下至民间，除了追随朱棣造反的那批人，多数臣民或多或少都对他存在着不满，都不愿意向他效忠，不少人甚至依然还是忠于建文皇帝，希望推翻朱棣的统治。
明代“靖难之役”示意图
如朱棣初登基时，他曾征召刘伯温之子刘璟入朝为官，可刘璟却是称病不出，始终不愿替朱棣效力，而后朱棣虽然派人将他强制带入京师，并以性命相威胁，可刘璟却是依然不从，最终甚至以自杀来拒绝效忠。而刘璟之所以会那么强硬的拒绝为朱棣效力，那是因为在刘璟的心中：“殿下（朱棣）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朱棣就是一个乱臣贼子。
再如御史大夫景清，当时朱棣在篡夺了朱允炆的皇位后，他虽表面上臣服于朱棣，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是时刻想着要替朱允炆复仇，诛杀朱棣。永乐元年（1403年），某次早朝中，他就腰藏短剑，决意诛杀朱棣，可是因有些慌乱，致使行迹败露。被捕后，景清并未跪地求饶，而是呵斥道：“吾为故主报仇耳，可惜不能成事！”，并且破口大骂：“叔夺侄位，如父奸子妻。尔背叛太祖遗命，真乃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由此，在朝中多数官员都不是真心效忠朱棣，而宦官却是忠心耿耿的效忠朱棣的情况下，为了彻底的掌控住天下，朱棣遂开始重用宦官。“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自永乐始，多有宦官直接参预朝政事务，如郑和，他就曾被朱棣委任南京守备太监这一要职，节制南京诸卫所，并以正使的身份七下西洋，全权负责大明与西洋各国的外交事务。
当然，我们需明白，在永乐朝，宦官虽被重用，但被重用的宦官仅仅只是在靖难之役中立有大功的那些宦官，如郑和、狗儿、李兴、马靖等人，而对于普通宦官，朱棣还是不允许他们参预政事的。
其实，真正让宦官可以大规模的参预朝政事务的皇帝，他非朱棣，实乃明宣宗朱瞻基。正如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所说：“历代奄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真正让宦官有能力，有资格去干预朝中事务的，就是宣宗朱瞻基。从他开始，宦官开始全面插手明朝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司法等几乎所有领域的事务，自朱瞻基后，上至中央六部，下到地方三司，无论是军政，还是民政，就都有了宦官掌权的身影。
影视剧中的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即位后，他对于前代宦官之祸的教训以及朱元璋禁止宦官干政的祖训，是比朱棣都要置若罔闻。他非但没有提高对于宦官的警惕，反而是积极的扶持宦官势力，对宦官是“恩待甚厚”。朱瞻基即位伊始，就违反了朱元璋所定下的“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规矩，为了让宦官可以在日后帮助自己处理一些内外事务，他就在宫中设立了一个专门教导宦官读书识字的书堂，名曰“内书堂”。
据《明通鉴》所载：“（宣宗）始立内书堂，教习内官监也……至是开书堂于内府，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授小内使书，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其后大学士陈山亦专是职，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宣德年间，朱瞻基从内宫中挑选出300余位年龄在10上下的小宦官入内书堂就学，由翰林院官员负责教导，此后成定制。
内书堂的建立，不但让宦官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同时也提升了宦官的政治地位（想想看，连内阁大学士都曾做过内书堂的教习，你说宦官的政治地位能不提高吗？要知道，能让大学士出面教导的，在当时除了宦官，其他的可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比如翰林院庶吉士，而庶吉士在明代可是被称为“储相”，是明内阁首辅大臣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由此，随着宦官政治地位的提高，他们与外廷交往变得更加的容易，而这也为宦官日后全面参预朝中事务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此后“凡不识字而秉笔者，穆庙时孟冲，神庙时张明，先帝时魏忠贤、王朝辅，止四人耳”，宦官若想走向权力的鼎峰，多数就得先入内书堂读书，然后方有机会充任秉笔太监等要职。
与此同时，朱瞻基不但依靠内书堂来提高宦官的政治地位，同时对于一些特别宠信的宦官，为了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朱瞻基更是赐予他们以往只有开国元勋才能获得的免死之权，如宣德七年，朱瞻基就赐予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免死诏。而要知道，在明初对于免死这样显赫的待遇，朱元璋早有规定，那就是“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可是对于这个规定，宣宗依然是置若罔闻。
明代“内书堂”
而朱瞻基除了用提高政治地位的方法来扶持宦官势力，宣宗更是直接重用宦官参预政事，赋予他们重权，以此来加强宦官的势力。
宣宗朝，朱瞻基赋予宦官的权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行“批红”权。宣宗朝，朱瞻基赋予宦官最大的权力，无疑就是“批红”权。 众所周知，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为了达到大权独揽，让皇权变得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目的，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就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将丞相之权划归六部，并亲自掌管六部，此后全国军政事务皆由朱元璋一人决断，百官只能是服从命令。
但是，全国政务何其繁重，单凭朱元璋一人显然是无法完全胜任的。据史所载，朱元璋曾在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这八天内，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也就是说朱元璋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试想，这样繁重的政务，哪怕是体力旺盛的年轻人都未必吃得消，更何况是此时已经步入老年的朱元璋呢？
事实上，晚年的朱元璋的确也是吃不消这样繁重的政务了，他虽然勤政，但体力已经是跟不上了。所以，朱元璋晚年为了减轻繁多的政务所带来的力不从心，他就设置了“殿阁大学士”作为侍从顾问，帮助自己处理繁多的政务。当然，此时的殿阁大学士只是一个顾问，他们并不直接参决政事，仅仅只是给朱元璋提供政务上的处置意见，而到底要不要执行，还是由朱元璋说了算。
但是，到了永乐时期，因朱棣经常御驾亲征，因此对于朝中之事，他更是有些应付不暇。于是，为了让朝廷能在自己在外征战时继续照常运转，由此一个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是“内阁”。永乐元年，朱棣诏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翰林院官员入文渊阁，参预政务，内阁制度自此建立。
明朝内阁的创立与发展
当然，永乐初期，内阁的权力并没有后世那么大，所谓“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此时内阁大学士虽能直接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但却是一个临时性的官职，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兼任，并没有具体的职责，更没有官属，他们只是随侍皇帝左右，替皇帝出谋划策罢了，说白了，此时的内阁就是一个现代版的“秘书处”。
但是，自永乐中期后，内阁的权力渐重，此时内阁大学士多不再有翰林院官员兼任，而是由六部尚书兼任，如杨士奇就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兼任内阁大学士、杨荣就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兼任内阁大学士。到了宣宗时期，内阁的职责不但被加重，且开始被规范化，此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会先由通政使司负责汇总，然后由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除一些皇帝认为是涉及秘密的奏章会留下外，其余奏章则会再由司礼监交由内阁，由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票拟”），之后再由司礼监将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批红”），皇帝批示后，再由司礼监交还内阁，最后经六科校对无误后，即可将其交给相应的部门执行。
按理说，宣宗所制定的这种政务处理模式是相当完美的。先有通政使司进行最初的遴选，排除掉一些无关痛痒的奏章，然后将一些重要的奏章化繁为简，以最简洁的语言写出此奏章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后再交由皇帝遴选，对于一些机密奏章，皇帝会自行决定，其余则交由内阁先行处置，由内阁提出解决方法，然后再交由皇帝决定是否实施。再之后，交由六科来检查奏折的处理意见是否有误，若有问题则驳回，若无误则交给相应的部门去负责执行。
如上所述，如果当时明朝的皇帝真的能严格按照此流程去操作，是能确保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平衡，相权制约皇权，可以让天下不会因皇帝的昏庸而变得大乱；皇权制约相权，可以保证皇权不会旁落，臣子不会乘机专权，跃居皇权之上。但是，事实上，从宣宗制定了这个规矩时，他就根本没有按照这个流程来。此时，朱瞻基为了减轻自己政务的负担，多数时候，他并没有亲自去批答内阁所呈报上来的“票拟”，而是让宦官去替他代行“批红”权，“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用硃笔批行”，此后，除军政大事外，其余奏折皆由秉笔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愿代行批示。
清代皇帝的“批红”
当然，客观的说，宣宗这般安排，本质上并没有错。让宦官代行“批红权”，既可减轻自己的负担，也不会让内阁一家独大，更可有效的牵制内阁，让自己稳坐钓鱼台，不至于让内阁一家独大。况且，当时宣宗虽让宦官代行“批红”，可他却不是放任不管的，宦官只是照他的意愿去批示，而非自己做主。
因此，宣宗这般操作，对于当时的大明朝来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事实上，如果之后的皇帝也是这般做的，这也并不会危害到大明的国本。只是，让宣宗万万没想到的是，后世的皇帝会为了偷懒，让宦官彻底的掌控住“批红”权，由他的自己的意愿去处理朝中事务。
第二、出镇。所谓“出镇”，就是宦官前往各省和边镇担任镇守太监，替皇帝代监地方军政事务，掌监督民事，刺探民情，随军出征、监军，监督、弹劾地方官员等职责。派宦官出镇地方，虽然在永乐年间就有，但那时却并不多，可是到了宣宗时期，几乎各省和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朱瞻基即位之初，他就命宦官云仙镇守云南，在任命的诏书上，朱棣说道：“尔内臣，朝夕侍左右者，当副委托，务令军民安生乐业。凡所行事，必与总兵官黔国公及三司计议施行，仍具奏闻。遇有警备，则相机调遣，毋擅权自用及肆贪虐”。
从诏书中可知，出镇宦官的职权是非常大的，是握有重权的。在地方上，他的权力和地位与总兵官、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等地位相当，且相对他们，镇守太监的权力更大，更广泛，当时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行政、财政、司法等诸多方面，他都有权以皇帝的名义去行干预之事。
第三、掌军。宦官掌军向来是历朝历代的大忌，一旦让宦官掌兵，则宦官之祸不久矣，可恰恰宣宗朱瞻基就犯了这么一大忌，他让宦官开始在明代掌军。如宣德三年，朱瞻基就下诏：“敕行在锦衣卫指挥任启、参政叶春、监察御史赖瑛同太监刘宁往镇江、常州及苏、松、嘉、湖等府巡视军民利病……凡军卫有司官吏，旗军里老，并土豪大户，积年逃军、逃囚、逃吏……有不服者，即所在卫所量遣官军捕之，仍俱奏闻”，此时太监刘宁就被赋予了可调遣卫所官军镇压百姓叛乱的职权。
明代神机营
再如在宣德五年，朱瞻基还曾将神机营铳炮这一精锐部队交由宦官控制，“命太监杨庆等率神机营铳手往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同都督陈景先备御”，这一年朱瞻基就将神机营铳炮部队交由太监杨庆统帅，前往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巡视。可以说，自朱瞻基将“批红”权交由宦官，又将兵权赋予宦官之后，明代“宦官之祸”的发生就已成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第四、采办贡品。宣宗时期，对于皇帝而言，宦官最重要的使命无疑就是替皇室前往各地采办贡品，负责监造瓷器、采买玩物、置办用品等，此名曰“孝顺”。时，朱瞻基就经常派宦官前往各地采办，可谓是十分泛滥，当时仅苏州一处就经常有五六个宦官坐镇，“或织造，或采促织（蟋蟀），或买禽鸟花木”。
这群采办太监虽然权力不大，但毕竟是皇帝的特使，是替皇帝办事，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也算是一个“钦差”，因此其实权虽不大，但地方上的各级官员都得给这些宦官一些面子，都深怕因得罪他们，从而在皇帝面前被安上一个“阻拦采办，不敬皇帝”的杀头罪名。
第五、出使外国。派宦官出使外国，始于永乐年间，《万历野获编》载：“本朝内使出使外国，始于成祖时，如内臣李兴。使暹逻国，又太监郑和，勒兵使西洋满刺加诸国，不过奖劳赏赐之事。唯永乐三年，命内使王琮，同给事毕进，封真腊国长子参烈昭平牙为王，则衔锡土分茅之任，日与省垣法从为伍矣”，时，永乐朝就时常派宦官作为大明特使，替大明行“奖劳赏赐之事”及索要贡物之事。
而至宣宗时，宦官出使外国更是屡见不鲜。以朝鲜为例，至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就先后6次派遣太监昌盛、尹凤等出使朝鲜，替大明恩威朝鲜。
明宦官郑和以正使的身份出使西洋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说，在宣宗朝，曾被压制了近半个世纪的宦官开始全面崛起，成为了明朝堂上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此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无论是在军政、民政，还是在经济、文化，亦是在司法、外交，我们都能看到宦官存在的身影，他们已经是渗透到了明朝社会的每个角落中，是真正的无孔不入。
由此，因宣宗朝宦官的无孔不入，也难怪时清人会说：“宦寺之盛，自宣宗始”。可以说正因朱瞻基有意无意的拔高宦官的政治地位，又赋予宦官“批红权”、出镇、参与军政、出使等重权，最终促使明中期后，明朝相继出现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宦官专权的事件，同时也造成了明代出现“阉宦之祸......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这样远比东汉、唐代都要来得更为严重的宦官之祸。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朱瞻基重用宦官的目的并不是想去祸害大明，而是想让朱家子孙可以更加牢固的掌控大明天下。他重用宦官，其根本目的是想利用宦官来制约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行为，从而让朱姓皇帝可以从容的居中驾驭，稳坐钓鱼台。
只是，让朱瞻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朱家后世的皇帝会如此的放纵宦官，甚至为了贪图享乐，都让本属皇帝的“批红”权直接落入到宦官之手，最终酿成宦官之祸。只能说，明代的宦官之祸虽是宣宗开启的，但却是他无意间开启的，而非有意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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