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异秉》的写作时间跨越了整整32年。在这部小说的构思与修改中，汪曾祺从未及而立的青壮年走向人生暮年。历经旧稿重写，倾注了大量妙思心血与人生经验的《异秉》，也被后世看作是汪曾祺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寄托着他的人生感悟。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抗战时期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学习，小说创作自成一派，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更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汪曾祺与沈从文
汪曾祺的创作清丽自然、自成一派，但他很少对自己的创作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小说笔谈》作为汪曾祺写作生涯中一篇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散文，系统表达了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理念。让我们以《小说笔谈》为线索，通过对《异秉》的深度解读，一窥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特征，汲取一位士绅耆老的人生智慧。
在汪曾祺看来，“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于无声处听惊雷，化日常平淡为情致韵味，用白描的手法塑造出“热气腾腾”的画面感，精准的语言不可或缺。
汪曾祺素来对语言有着极致的追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道：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异秉》讲述了苏中小镇上卖卤味熏烧的王二一家的发达历程和生活琐事，刻画出熏烧摊子旁保全堂药店里不同等级用人的人生百态与众生群像。小说从王二的熏烧摊子生意谈起，“吃”向来是汪曾祺最喜欢也最擅长描写的事物。在《异秉》的开头，汪曾祺寥寥数语就将“卤牛肉”这一寻常吃食描写的色香味俱全，这就得益于其准确的语言：
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
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
汪曾祺是当之无愧的美食家，他对食物的描写首先基于广博的见识，对吃食概念和品类的分辨十分精准，对美食的描写更是如数家珍。此外，他在对烹饪过程的阐述中，尽可能地做到客观细致，撇去人为的情感和无谓的抒情，专注于表现食材、颜色、形状、甚至食物的姿态。
“堆”、“抓”、“浇”、“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都是极为简练准确的用语，以上一段对卤牛肉的描写中，几乎没有使用形容词。食材食物与人的行为穿插呈现，读者忘记了做熏烧的王二，却如同站在熏烧摊子旁，观摩着这一场熏烧的盛宴。
“趣味性”是汪曾祺小说语言追求的另一个境界，他曾在《小说笔谈》中告诫后辈：
一个写小说的人得训练自己的“语感”。要辨别得出，什么语言是无味的。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说的大多是随处可见的生活小事，他却用细致入微的观察，为读者提供了容易被视而不见的信息增量。此外，汪曾祺还擅长用短句，口语化的表达为行文赋予了强烈的生机与趣味，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
刨烟师傅把烟叶子一张一张立着叠在一个特制的木床子上，用皮绳木楔卡紧，两腿夹着床子，用一个刨刃有半尺宽的大刨子刨。烟是黄的。他们都穿了白布套裤。这套裤也都变黄了。下了工，脱了套裤，他们身上也到处是黄的。
小说《异秉》介绍了苏中小镇上熏烧、制药、刨烟、听书等多个行当，充满了市井的热闹气氛。汪曾祺将语言风格与描述对象紧密结合，身为书画家的他对色彩词汇的使用尤其独到，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同时，如同观看一部连环画，娓娓道来，引入入胜。
汪曾祺的画作
结构是小说的节奏。汪曾祺崇尚“内在”、“自然”的行文结构，他直截了当地说：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随便”。汪曾祺曾在《小说笔谈》中这样形容小说结构的建立：
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
《异秉》就是这样一部行文如同“野蛮生长”的小说。开篇点明“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汪曾祺用小说近三分之一的笔墨讲述了王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进而发达到足以“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的历程。
随后汪曾祺笔锋一转，便引出了王二“发达”的地方，熏烧摊子旁边的“保全堂”，从“管事”、“刀上”、“同事”、到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小说主人公的药店学徒“陈相公”，逐一介绍，节奏悠闲自在。
《异秉》作者汪曾祺
作为药店中地位最低的人，“陈相公”生活艰难，挨打也不敢哭，只有到了晚上，关了门，才能向他远在故乡的母亲哭诉：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异秉》对陈相公社会底层处境的白描理性克制，除了陈相公挨打时的几句求饶，汪曾祺并没有刻意营造悲惨的基调，就连药房的“刀上”卢先生打陈相公，汪曾祺也将其评论为“打他是为他好，要他成人”。
小说结尾，作者介绍了保全堂常客中的新人物：张汉。这一人物的作用，便是为小说题目“异秉”点题。张汉阅历丰富、见识渊博，从朱洪武、沈万山、樊哙、张翼德天赋异禀，提及王二，“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秉”。最终在王二展现异秉的厕所里，陆先生与陈相公偶然相遇了。这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也是人们追求成功的共同努力。
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
汪曾祺写《异秉》，如果说书艺人说书般随性自然，故事发展流畅却引人入胜，几处转折在读者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异秉”是小说的主题，却被作者留到最后才得以揭示。读到最后，不免会心一笑，此前所有的铺陈都有了合情合理的归宿，汪曾祺写小说的游刃有余、悠闲耐心、精妙细致可见一斑。
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夹叙夹议，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
必要和简练是汪曾祺行文的重要原则，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少见主观评论，连叙事中的抒情都是字斟句酌的。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谈到：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
怎样表现倾向性? 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读《异秉》很难直观地说出作者的用意，初读时只觉得心疼年轻的陈相公为生活苦苦挣扎，感慨开熏烧摊子的王二靠勤奋致富。细读几遍，便惊诧于小说结尾处卢先生与陈相公在厕所的相遇，他们只因王二的一句“大小解分清”，便去努力复刻王二的“异秉”，荒诞中带着心酸，讥讽中含着怜悯，转折巧妙，默示希望，这便是小说《异秉》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余韵。
汪曾祺曾在《我的祖父祖母》中坦言，他的祖父开过两家药店，其中一家叫作“保全堂”，《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而保全堂的春联“保我黎民，全登寿域”也被写进了小说里。
汪曾祺认为，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被人们欣赏、接受的。小说也不例外。年过半百之时，汪曾祺以接地气的笔墨讲述中年发达的王二与底层青年陈相公，是一种生命的回望，也带着鼓励与安慰：所谓天赋异秉，不过是锦上添花的赞美，而勤奋努力，才是飞黄腾达的缘由。
汪曾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