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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学术界有诸多研究指出中国会进口大量玉米,但是事实上中国大量进口的农产品却是大豆。近些年,诸多研究再次纷纷指出中国未来会进口大量玉米。显然,科学分析玉米进口对判断未来农产品进口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计算大陆目前肉、植物油的人均消费量,通过与发达经济体作对比,试图匡算植物油和肉类消费缺口。研究发现,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植物油和肉类均存在消费缺口,然而中国未来需要大量进口的仍是大豆而非玉米,大规模进口大豆既能满足植物油需求,还能为国内畜牧业提供丰富的饲料,而基于目前超过1亿多吨玉米库存,2020年之前不可能出现大规模进口玉米的情况。即使不考虑玉米产量提高,到2030年饲料粮缺口不会超过1800万吨。1800万吨玉米对于国际市场而言占比仅20%左右,而且2014年已经进口了超过2000万吨玉米及相关替代品。

 

关键词:大豆,玉米,粮食进口,食物消费

 

一、问题提出

我国玉米在很长一个阶段处于供需宽松、出口量比较大的状态中,1992、1993、2000、2002和2003这5个年份中,玉米出口均超过1000万吨,但是2010年我国开始进口玉米,进口量为157万吨,2011年进口175万吨,2013年我国谷物共进口1458.5万吨,其中,玉米进口326.6万吨。玉米出口转变为进口的情况使得国内很多人联想到大豆产业的尴尬境地,担心玉米会重蹈大豆的覆辙。相关判断和预测结果频繁出现,比如,中国玉米供求的紧平衡状态正在被打破、2011年我国已经进入玉米的“全面进口”时代,比较保守的估计到2020年,玉米缺口约为1000万吨[1],考虑饲料需求增长,仇焕广认为2020年和2030年中国玉米的净进口量将分别达到1764万吨和4809万吨,中国玉米自给率将分别下降到93%和84%[2],更为悲观的结果是,到2020年玉米缺口甚至将达到2000万吨[3]。除了学者研究之外,国际组织也更为关心中国肉类和饲料粮的预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预测,到2022年中国粗粮(主要是玉米)进口量将为1320万吨,将超过中国进口配额的最高限水平。2014年6月中国经济简报专题研究了中国粮食消费结构的转变对国内供给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该报告认为中国粮食消费量将不断增长,由于国内生产增长受到限制,玉米和大豆的进口量将不断增加,预测到2020年中国玉米产量为2.2亿吨,2030年为2.43亿吨;预测到2020年中国玉米需求量会达到2.4亿吨,2030年达到2.85亿吨,使玉米的供求缺口加剧。尽管预测(或者叫匡算)的假设、模型等各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有一点确信的是,大家对玉米进口量扩大拥有更加一致的认识。无独有偶,国际上也出现很多类似的判断,比如“中国肉类需求正在改变全球食物系统”、“谁来养活中国人”、“谁给中国提供肉”等一些质疑或担心不绝于耳,更有经济学家大胆预测中国会进口超过3000万吨玉米。

他们会不会预测错误呢?其实,入世前后的大量研究也预测了中国会大量进口粮食、肉类和畜产品,但是最终中国农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大豆、棉花和糖等产品上。正如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Gale指出的,现实中中国并不像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进口小麦和玉米,谷物进口量极小,且中国从玉米出口国向进口国转化的转变只是在2010年刚刚开始。那是否存在一种可能,2010年之后,大规模进口玉米成为趋势?2012年玉米进口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520.74万吨),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玉米的净进口国。这种变化也是引起人们对中国玉米问题甚至粮食问题的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大家预测未来中国将不断增加玉米的进口数量的最为重要的证据。但是据此认为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玉米进口与当前东北玉米库存压力较大相互矛盾,因此,科学分析玉米进口对于判断未来农产品进口形式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在中国广大农村,玉米和大豆有非常多的相似性,首先,二者均是土地密集型作物,大豆的下游产品豆粕和玉米均是重要的饲料粮;其次,中国的两种作物种植均没有比较优势,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国内玉米和大豆价格均高于美国产品价格;最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两者均作为传统粮食作物,尽管后来放开政策稍有区别,但是关税和配额政策均不足以解释二者后来贸易状态之差别。为什么中国大豆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进口,2014年大豆进口量高达7140万吨,而玉米在1997-2009年内一直保持净出口地位。在这样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进口大豆是为了满足植物油需求还是豆粕需求?如果是为了满足饲料粮消费的话,那么需要进一步解释中国除了大规模进口大豆之外还进口366.2万吨油菜籽和922.1万吨食用植物油,如果仍旧是油的需求,那么这种进口模式未来会持续多久,对于中国农业政策与进出口政策来说会做出哪些应有的调整?

本文试图匡算中国植物油和饲料粮需求的现状,并分析其增长趋势,判断当前进口现状是植物油需求还是肉类需求导致;其次,考察几个重要的国家(或地区)的食用植物油和肉类需求特点,进而考察中国未来食用植物油和肉类缺口;接着依据多个情景预测中国肉类和植物油的进口规模;文章最后给出结论性评述和政策建议。

 

二、植物油需求还是饲料粮需求:1983-2012

1.植物油消费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植物油消费的统计数据仅包括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食用植物油购买量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植物油消费量,缺乏国内植物油消费总量的统计。按统计局的数据匡算,我国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全国人均植物油消费量稳定增长,2012年已经突破8千克/人,如表1所示,并且在近两年呈现趋缓之势。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植物油消费量是根据中国城乡人口加权获得,显然,这两个数据均显著低估了中国植物油实际消费量。农业部公布数据相对较高,是因为其数据是植物油的全国人均占有量,而不是食用消费量,忽略了库存、工业消费、高估产油率,同时把所有大豆都视为产油大豆。相比较而言,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和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数据较为接近,而且二者均是食用消费量,低于农业部公布的全国人均占有量,比统计局公布的购买量要高,较为准确。

考虑到中国食用植物油的消费习惯,除了在餐桌饮食中摄取植物油外,还存在“牙齿榨油”。即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些干货,例如瓜子、花生、松子、榛子等有较大消费量,同时,豆腐、豆奶、豆浆等豆制品也是国人的偏爱。瓜子、花生、松子等,虽经过炒制,未直接榨油,但其自身含油率较高,经过牙齿咀嚼,在体内亦可完成油脂转化过程。而豆制品也是如此,豆制品属于大豆加工的副产品,但其自身含油也会在人体内得以消化,完成对油类的摄取。所以,本研究考虑的摄取植物油的渠道,不仅仅有从超市购买的植物油,也应当包括这些未通过“直接榨油”而是“牙齿榨油”的油料加工产品。故而本研究在匡算食用植物油时,采用了一种大胆的算法,即将油料作物中所有油量(除部分损耗),经过直接或间接渠道都被人体吸收,也就是说一种油料作物所含有的植物油,均可被人类所吸收(不计损耗)。给定了各种油料产量及进出口量,结合其含油率,即可算出该油料作物的“可榨油量”供给。再加上这种油料的净进口,可以得到该油料的总供给。最终加总我国各种油料供给,即可匡算出我国食用植物油的消费量。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总油源=油料(产量+进口量-出口量)*含油率+油品进口量-油品出口量。

油料=大豆+菜籽+棉籽+花生+葵花籽+芝麻+其他油料。

压榨出来的油和油料中油都是油源,油品包括棕榈油。

总的来看,在新的匡算方法下,不考虑库存情况时,我国2012年食物植物油的总供给可达到3713.54万吨,这与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有些出入,但相对比较准确。我国人均食用植物油量已达到27千克,并且呈现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人均占有量没有农业部公布的那么高,即使考虑到其中的工业用途或其他非食用需求可能在300万吨左右,再减去300万吨库存,那么人均食用植物油量仍旧应该不超过23公斤。由此可见,国家粮油中心和USDA的数据更加可信,其中USDA的数据最为接近,所以,本研究在匡算植物油缺口更加倾向于USDA的统计的大陆植物油人均消费量。

2.肉类消费/饲料粮量消费

相比植物油消费量,肉类消费的估算就更加困难,原因在于中国肉类消费统计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中文文献中钟甫宁和卢锋较早认识到肉类在生产量与居民直接消费量两者间存在较大的差异,1995年我国人均肉类的生产量是消费量的2.6倍[5-6]。尽管诸多学者从多个维度去分析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差异的来源,但是人均肉类消费量数据仍存在较大的缺陷。按照统计局的统计,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35.71公斤肉,如表3所示,显然这个数据低估了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量,至少这个数据没有把在外消费量纳入到统计系统中。马恒运、袁学国等诸多学者的经验研究都支持肉类在外消费的比例相对较高,统计局统计低估了人均肉类消费[7-8]。如表2所示,FAO和USDA的数据较为接近,但是FAO统计的中国肉类的消费量要高于USDA提供的数据。农业部公布的全国人均猪肉占有量为39.6公斤,这意味着中国猪肉人均消费量不可能超过39.6公斤,所以,USDA统计中大陆的猪肉消费统计数据可能高估了大陆猪肉消费。考虑到中国禽肉的快速增长,禽肉的消费量应该会超过10公斤以上水平。所以,本文判断运用FAO提供的肉类消费量数据更加可靠。

饲料粮需求是引致性需求,是从肉蛋奶等派生出来的需求,因此,肉蛋奶和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状况是饲料粮需求的原动力。从发达经济体的粮食消费来看,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粮食直接消费随着收入提高逐渐增加,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粮食直接消费量则逐渐降低,而粮食间接消费由于动物性蛋白需求提高呈现增加趋势。饲料粮是指为满足养殖动物需要,以原粮形式被直接制成饲料所消耗的粮食,主要包括玉米、稻谷、小麦、谷子、高粱及薯类等。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玉米、小麦、稻谷以及大豆,同时对饲料粮的供给量进行新的匡算。考虑到稻谷在近些年直接用作饲料粮,我们可以将稻谷总供给量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饲料粮供给;麦麸、豆粕作为传统饲料,只需将小麦、大豆供给量与出麸率和出粕率结合,即可算出这部分饲料粮的供给;而玉米作为主要饲料粮,其主要用途便是饲料,除了部分工业消费和种子消费之外就是饲料消费。其中,所有作物的供给量均考虑产量与净进口量加总。匡算的人均饲料粮消费如图2所示,整体呈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

3.肉类和植物油消费的对比

从图3来看,肉类和植物油消费增长速度均下降,但是植物油增长速度仍旧高于肉类增长速度。由此可见,相比较肉类需求而言,植物油消费仍旧会出现增长趋势,只是增长速度相当于之前有放缓趋势。显然,植物油需求仍呈刚性增长,尚看不出拐点。

同样,根据本文测算的植物油和饲料粮增长速度,在1992-2013年之间植物油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之后呈现较慢的增长速度,如图4所示。但是2006年之后饲料粮开始出现较快的增长,但是并没有超过食用植物油增长速度。

 

三、中国未来植物油与肉类需求:基于国际经验

尽管有关中国肉类和植物油消费的预测(包括学术、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机构)较为丰富,但是相关研究更突出地表现为线性预测或者历史资料的外推。囿于数据的限制,尤其一些关键变量和参数无法获得,相关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大打折扣。本研究退而求其次,选择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等经济体,总结他们在不同阶段的肉类和植物油消费特点,试图对大陆未来食物消费前景做出前瞻性判断。日本和韩国饮食习惯与我国具有一定相似性,分析日韩食物消费结构演变特征,对判断我国食物消费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台湾和大陆两岸居民有着较为相近的消费习惯,更有利于前瞻性判断大陆的肉类和植物油需求。美国既是发达国家代表,也是西方西餐的代表性国家,西餐的人均肉类消费量相对较高,如果中国遵循美国的食物发展模式,则是中国肉类和植物油人均消费预测的最高方案选择。

1.植物油消费

从各个经济体的人均植物油消费来看,第一,植物油消费与经济增长、民众收入水平紧密相连。1955年-197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从1560美元上升到7660美元,食物人均消费量(包括植物油)随GDP的增长快速上升。1970-1990年日本经济增速放缓,人均实际GDP从7660美元上升至30000美元。这一时期肉类、乳品、鸡蛋和植物油消费继续保持增长,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人均实际GDP增长缓慢,肉蛋奶及油消费开始趋于稳定。第二,当植物油消费达到一定水平,则植物油趋于饱和。日本1996年人均消费量达到了19公斤水平之后基本趋于稳定,2005-2006最高达到19.7公斤,但是之后出现过下降,2009年人均仅消费了18.1公斤。美国也出现过类似现象,1996年之后超过了30公斤水平,2005年达到了33.6公斤,之后出现些微下降,2008年仅消费了31.7公斤植物油。第三,存在不同的烹饪习惯、不同消费模式。日本的以大米、蔬菜、鱼、大豆为中心的饮食模式,韩国以泡菜、烤肉为中心的消费模式,食用油脂消费相对较低,韩国人均植物油消费基本在15公斤水平、日本人均植物油消费基本在20公斤以下水平。然而在美国的消费模式下,植物油消费量较大,2014年超过32公斤。还有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突出以中国为代表,更突出表现为饭菜消费模式,中国台湾省目前在24公斤水平。第四,食物消费除了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还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影响。1960-1970年日本这个阶段15-64岁人口从6000万增加到7200万,而0-14岁青少年及65岁以上老人数量变化不大,中青年人口的大量增加极大带动了食物人均消费量的增长,而1996年0-14岁人口比重开始低于65岁以上人口比重,日本进入少子化时代,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日本进入老龄社会,2005年突破21%,日本进入超老龄社会。显然,老龄化和少子化将导致人均食物消费下降。所以,对于东亚人来说,消费“饱和态”很可能出现在20-30公斤,并根据饮食习惯略有差异。对比与中国大陆饮食习惯最为相似的中国台湾,认为其食用油脂的消费量应该不会超过30公斤,大陆现在的人均消费水平为22.42公斤(2014年),仍旧有提升空间。

2.肉的消费与引致性的饲料粮消费

从全球肉类消费来看,2014年日本的肉类消费基本在45公斤水平,韩国2012年之前维持在60公斤水平(2014年达到了66公斤),中国台湾的人均肉类消费不到70公斤,而西方经济体,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各国人均肉类消费超过了100公斤。

显然,肉类消费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密不可分。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肉类消费需求量呈现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之后进入一个较为稳定水平。从日本情况来看,肉类消费和植物油消费一样,进入1990年代肉类消费进入成熟期,1990年突破40公斤后逐渐进入稳定期,2010年为44公斤,2014年达到45.7公斤。2000年中国台湾人均肉类消费达到79公斤、之后出现过下跌,2006年恢复到79公斤水平,之后出现下跌,2014年下跌至低于70公斤水平。2002-2007年美国肉类消费基本维持125公斤水平,之后出现下降,2014年仅113公斤。有趣的是,中国台湾和美国都达到一个比较高肉类消费水平然后呈现些许降低,之后进入一个较为稳定水平,可以称之为消费成熟期。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毛学峰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刘冬梅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刘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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