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闻一
（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胜利的战争让沙皇阿列克谢夺回了“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这不仅让这位沙皇欣喜若狂，而且使他壮了胆，有了藐视一切、运筹帷幄、掌控欧洲的强烈愿望和无畏气概。对他来说，既然宿敌波兰都打得交出了“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那瑞典就不在话下了：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波罗的海出海口和沿岸的土地了。他的父亲，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一登上宝座，就为收集这片土地和出海口与瑞典打了好几年的仗，结果以标志惨败的“斯托尔波夫和约”铩羽而归。
根据这一和约，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被瑞典收入囊中。对俄国更为严峻的是，俄国没有了一处出海口，这个因在西伯利亚和南部“荒原”迅猛收集土地而膨胀起来的国家，被困在了不能通达欧洲的原野之中。瑞典对宿敌俄国的这种困兽犹斗的处境十分高兴，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国会中这样评述沙皇俄国：“俄国，这是个危险邻居。它占有的土地一直到北海和里海，它南部的疆界又几乎与黑海为邻。在俄国，有强大的贵族，大量的农民，居民众多的城镇和大批的军队。而现在，没有我们的许可，俄国人连一只船也不能驶进波罗的海、浩瀚的湖泊拉多加湖和佩伊普斯湖了（俄国称为“楚德湖”——闻注）。纳尔瓦，这块宽30俄里并有着坚固碉堡的沼泽开阔地将我们与他们隔离了开来。现在俄国人失去了波罗的海的入海口，而我想他们再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跨过这条可爱的河了。”
阿列克谢沙皇的另一种画像
时隔将近40年，瑞典老国王的这番话仍然时刻刺痛着阿列克谢沙皇。阿列克谢早就想彻底改变这一历史的“误会”，不断觊觎可乘之机，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俄波战争的胜利不仅让这位沙皇踌躇满志，也让他左右的近臣、机密事务衙门的谋士击节而呼、不断上书求战，而手握兵权的贵族将军更是磨刀霍霍，志在必得。这时，一个名叫阿法纳西·拉夫连季耶维奇·奥尔金-纳晓金的谋士起了重大作用。奥尔金—纳晓金出生于临近波罗的海的城市普斯科夫的一个贵族之家，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精通拉丁语和波兰语，曾服役于波兰。
年轻时起，他的目光就专注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复兴起来了的欧洲，将欧洲各国的状况与俄国的现状作比较，力主俄国要向欧洲学习。1640年，在第一代沙皇执政时，他来到莫斯科，极力在沙皇的近臣贵族圈子里宣扬他的这种观点。他赞赏欧洲制度，推崇欧洲社会风尚，对俄国上层贵族的影响逐渐深入，而他也曾被沙皇派去波罗的海的瑞典边界，了解俄国是否有可能收回被瑞典所占的“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也就是说当过沙皇亲派的收集瑞典情报的间谍。
在当上沙皇后，阿列克谢对欧洲各种“新奇事物”的敏感、热情和仿效上，都可见到奥尔金-纳晓金的种种影响。这时，沙皇阿列克谢在收回“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上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联合瑞典，击败波兰，另一是联合波兰，向瑞典复仇。然而，这两种抉择都各具不可回避的风险，联合波兰，则波兰所占的“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就不可能收回，而联合瑞典，则俄国就休想夺得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和出海口。
沙皇阿列克谢行猎，油画：尼古拉·斯维尔奇科夫
解决这样两难的问题，需要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运筹帷幄的战术，要有对历史的认真追究和对现实的仔细考量。而阿列克谢这时才27岁，在当皇子时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当上沙皇后又沉溺于五花八门的爱好之中，再加上俄波之战的伟大胜利，他更是生活在一厢情愿的虚幻之中，想成为欧洲霸主，而对于决策之事，不是对谋士、近臣和将军们的进言轻而易信，就是摇摆其中，难以决策。他虽自称饱读诗书，雄才大略，但实际上是个对欧洲事务不甚了了的庸才。
奥尔金-纳晓金是第二种意见的坚决支持者，他一直坚持一种观点：莫斯科必需在波罗的海拥有“出海的码头”。因此，他认定俄国的主要敌人是瑞典，应从它那里把利沃尼亚（历史地区名称，在现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土地上。当年，利沃尼亚是德国骑士团和瑞典的称呼，而俄国和波兰则叫做利夫兰——闻注）夺给俄国，从而使俄国在波罗的海拥有自己的出海口。为此目的，他主张应该与土耳其、克里米亚，甚至和波兰结成反瑞典的同盟。奥尔金-纳晓金始终认为，俄国人和波兰人都是斯拉夫民族，所有的斯拉夫人都应该在俄国和波兰的统治下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斯拉夫民族的光荣名声才能彰显出来。
他不断通过自己的上司衙门把自己的看法呈报沙皇，阿列克谢密切地关注着这个谋士的意见，因为“泛斯拉夫民族的光荣名声”很符合沙皇当欧洲霸主的愿望。在俄波战争中，当俄军从波兰人手中夺得了波罗的海波洛茨克地区的边境小城德鲁加后，他就被任命为该城的军政长官。这是一个位于利沃尼亚的小城，沙皇对奥尔金-纳晓金的任命显示了他对联合波兰反对瑞典决策的重视，并且加快了俄国对瑞典战争的决策进程。
阿法纳西·拉夫连季耶维奇·奥尔金-纳晓金的画像，佚名
1656年5月17日，沙皇阿列克谢庄严宣告对瑞典开战，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土地和“出海的码头”。阿列克谢再次亲率35000士兵的俄国军队，从奥尔金-纳晓金所在的波洛茨克出发“御驾亲征”。真是所谓所向披靡，旗开得胜，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俄军就夺得了涅瓦河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系列城市，在夺得科肯豪森后，阿列克谢得意地把它改名为“皇子季米特里城”，将奥尔金-纳晓金调到此城管事。8月底，沙皇军队抵达里加，把该城围得水泄不通。面对里加高耸的、坚固的城墙，阿列克谢心中得意之情泛上脸颊：他现在终于站到了通向欧洲之门的门口了，越过里加，成为欧洲霸主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在里加被围期间，奥尔金-纳晓金的权力扩大至俄军所占领的所有城市，他竭尽力量劝说里加人归顺俄国，加速与波兰媾和的谈判。
但是，瑞典很快调整了力量，在波兰土地上和波罗的海沿岸全面反击俄军。结果是，里加虽被围多日，但终因久攻不下，沙皇不得不遗憾地匆匆离开似乎即将被打开的里加之门，俄军不得不弃城仓皇而走。波兰也见机重整军队，夺回被俄军占领的土地。在瑞典和波兰的双重攻击下，刚刚在俄波战争中“收回”的“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再次落入敌方之手。议和再次成为沙皇的唯一选择，奥尔金-纳晓金的建议是快速与波兰和解，以便全力对付瑞典。与波兰和谈的大权交给了沙皇派出的一个外交使团，团长不是奥尔金-纳晓金，但他却是和谈的核心和关键人物，因为有关和谈的一切机密事务均由他直接向沙皇汇报和接受训令。
里加被围，版画
1656年8月，也就是阿列克谢命名“皇子季米特里城”的时候，俄波在维尔诺开始和谈。11月签署的维尔诺和约中明文规定，应选举俄国沙皇为波兰国王。阿列克谢为即将登上波兰的王位而欣喜若狂，但他却忘掉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哥萨克赫梅里尼茨基。这个和谈与条款激怒了乌克兰的赫梅里尼茨基：一是，他派出参加维尔诺和谈的代表被拒之门外；二是他无权处置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的事务，使他实际上丧失了对莫吉廖夫、乔瑟夫、新贝霍夫和戈梅尔的管理权；三是俄国与波兰的这种亲近让持反波兰立场的这位哥萨克盖特曼对沙皇再起逆反之心，他对部下说：“嗨，伙计们，不要为此担心！我知道，对此该做什么：不再听命于沙皇陛下，而是去上帝让去的地方——不必仅仅臣服于基督国王，也可以臣服非东正教的君主”。
俄国与瑞典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8年。除了奥尔金-纳晓金这样的谋士外，坚持与瑞典开战的还有瓦·舍列梅捷夫和伊·霍万斯基这样重权在握的贵族将军。奥尔金-纳晓金是联波抗瑞，而这些将军们所持的立场是，侵占了“自古属于俄国土地”的国家就是俄国的敌人，就要与之开战，就要虽远必诛。所以，他们在俄波战争中就驰骋沙场，为沙皇而战，而当沙皇对瑞典宣战，他们更是欢呼雀跃，挥刀而上，成了这场战争中的两支主力部队。1657年，瑞典军队大举进攻，进入了俄国的普斯科夫地区，随之舍列梅捷夫的部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溃不成军。而霍万斯基的部队也在1658年被瑞典军队消灭。面对两支精悍部队的惨败，好战和能战的力量不复存在，沙皇不得不与瑞典再次议和。这一年的年底，俄瑞签订了为期3年的停战协议，协议规定俄国仍然保持对所占领的波罗的海土地的控制。
其后的3年，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状况不断恶化，无论是奥尔金-纳晓金这样聪慧谋士的进言，还是舍列梅捷夫和霍万斯基这样好战将军的谋略，都圆不了阿列克谢的欧洲霸主愿望了。经过漫长的谈判，俄瑞两国于1661年签署了《卡尔迪斯和约》，根据这份和约，俄国将1656—1658年俄波和俄瑞战争中所占领的城市全部让给瑞典。波罗的海沿岸和道加瓦河右岸的包括霍肯豪森（皇子季米特里城）在内的一系列战略要地也给了瑞典。俄国还让出了爱斯特兰（爱沙尼亚北部地区的旧称——闻注）和利夫兰（即利沃尼亚——闻注）。总之，俄国实际上把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都让给了瑞典。而瑞典所承担的主要责任是保证不再支持波兰贵族共和国反对俄国的战争。
左：伊·霍万斯基；右：瓦·舍列梅捷夫
其后，沙皇俄国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和约的规定：清除掉了利沃尼亚土地上的全部碉堡，撤出了涅瓦河源流处的重要碉堡奥勒什卡（即诺特堡），涅瓦河再次归属瑞典。在1661—1662年期间，沙皇军队完全撤出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维尔诺重归波兰所有，俄国军队的防线后撤到了更东部的地区——维捷布斯克和波洛茨克一线。总之，就像俄国在俄波战争中快速地夺得“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一样，它也闪电般地把这一切让给了自己的宿敌——瑞典和波兰。这是莫斯科公国和沙皇俄国收集土地以来最大的败局，沙皇阿列克谢为收集土地的决策所付出的代价之沉重，是他的先辈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造成阿列克谢在收集土地上败局的原因有多种，并且是重重交织在一起的。总观这一历史的风云变幻，阿列克谢沙皇本人对俄国实力的错误判断以及对欧洲霸主愿望的沉迷是最主要的、事先决定了败局的因素。俄国对波兰宣战实际上已经是勉力而为的事了，这场战争消耗了俄国本不十分雄厚的家底，在经济上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打一场战争，何况俄国这次要打的是瑞典。瑞典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个真正的强国，其经济、军事实力在欧洲即使不算第一，也是处于排头第一线的国家。
但阿列克谢却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自认为俄国要比瑞典强多了，尤其是俄国的军事实力要强大得多，只要俄军一出动，瑞军就会望风而逃。而助长这种判断的是舍列梅捷夫和霍万斯基这样的将军们的求战，是奥尔金-纳晓金这样的谋士们的鼓噪：“俄国占有利沃尼亚比占领俄国西部更为重要”，而俄波战争的胜利创造了俄国成为欧洲霸主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列克谢信了，陶醉了，行动了，于是也就失败了。
对波兰的战争已经对欧洲各国产生了不利于俄国的影响。在政治上，俄波战争的后果让刚刚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的欧洲各国感到了不安，甚至恐惧，在一个寻求没有战争、动乱的总的形势下，欧洲各国需要安定、平稳。它们担心俄国对瑞典的战争将会在欧洲扩大俄国的势力，动摇欧洲已经逐渐平稳下来的现状。沙皇阿列克谢本以为，只要他对瑞典宣战，欧洲各国就会与俄国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与俄国共同行动。
俄国史籍中对《卡尔迪斯条约》的图解：图中央黑线圈内的土地是俄波战争中沙皇夺回的，而在俄瑞战争中又失去的“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
但是，阿列克谢错了，欧洲谢绝了这位沙皇送过来的“战争之花”，并且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和瑞典反俄国的军事行动，而这些行动大大牵制了俄国对瑞典之战的胜利进军。对此情况，有位俄罗斯学者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欧洲乐队中谁也不需要这支新的俄国木笛”。用俄国的传统乐器“木笛”来形容阿列克谢的俄国真是惟妙惟肖：木笛的声音要融入欧洲的乐器声中是件极难想象的事，更何况要让木笛奏出凌驾于欧洲之上的俄国主旋律呢！俄国沙皇硬要把木笛塞进欧洲的乐队，想入非非了，行动了，于是也就失败了。
沙皇及其谋士们的判断失误还出现在对赫梅里尼茨基臣服俄国这件事的判断上。他们本来认为赫梅里尼茨基、扎波罗热的哥萨克是真的臣服沙皇、归顺俄国了，国内的长久骚乱之地天下太平了。但是，赫梅里尼茨基却始终是在俄国、波兰以及土耳其和克里米亚之间的争斗中觅求生存的，对于俄国的臣服并不是真心、彻底的。在1658年的俄瑞议和中，赫梅里尼茨基被拒之于门外使之顿生叛逆之心，俄国实际上所采取的与波兰和解的谈判措施也激怒了这位揭竿而起的哥萨克。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佩列雅斯拉夫里臣服协议，沙皇政府应允给予哥萨克的自由和对第聂伯河西岸（即第聂伯河右岸——闻注）土地的治理权并没有兑现，赫梅里尼茨基是在失望中再找新的出路的。沙皇阿列克谢及其谋士对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屑一顾，没有提上议事日程。阿列克谢失算了，没有办法补救了，于是也就失败了。
在这一时期，沙皇继续竭尽全力执行的仍是祖宗的政策：不停息地收集土地。但是，对于生活于俄国土地上的老百姓来说，这种土地收集所带来的战争、破坏、灾难、不幸、土地荒芜，和居民逃亡迁移是无法忍受的。由抗争而引发的骚动、叛乱和起义此起彼伏，不仅瓦解了俄军的实力，也动摇了国家权力的稳定。在俄波和俄瑞战争中，沙皇不得不承受这种愈来愈重的挑战和压力。阿列克谢无力彻底解脱，分身无术，于是失败了。
17世纪的版画：穿日常服装的沙皇阿列克谢
然而，沙皇阿列克谢似乎对土地的失而复得，对打打停停、最终以和约暂时结束的战争并不完全在意。他仍然犒赏那些支持过这些战争的将军，对奥尔金-纳晓金更是不断地封官升迁：1658年4月，沙皇赐予奥尔金-纳晓金以“杜马贵族”的封号。赏赐文书里是这么写的：“我，伟大的国君，因你供职众多和竭诚效劳予以赏赐，你铭记上帝和他的圣训，给求食者食，给饥渴者水，给赤裸者衣，给漂泊者房，给病者视，探监时濯足，代我伟大的君主行十字架之吻，你刚毅和英勇地关注我的事务，并且亲切对待作战的官兵，不让光荣的城市落入盗贼之手并且反对瑞典国王，你勇敢地与我的人站在一起”。此后，奥尔金-纳晓金一直是沙皇阿列克谢与波兰以及有关国家进行谈判和签约的忠臣和秘密使节，官升至外交事务衙门的重职。
尤其是在处理对乌克兰的事务上，奥尔金-纳晓金一直左右着那里纷繁复杂多变难测的局势。1657年年中，赫梅里尼茨基死去，新盖特曼维戈夫斯基与波兰签约，重新臣属波兰贵族共和国。1659年，赫梅里尼茨基的儿子尤里赶走了维戈夫斯基，继续臣属于波兰，与波兰再次签约，承认第聂伯河西岸（即第聂伯河右岸——闻注）属波兰，第聂伯河东岸（即第聂伯河左岸——闻注）归俄国。1667年，在斯摩棱斯克郊区的安德鲁索沃村的俄波谈判中，奥尔金-纳晓金作为俄方的全权代表签署了《安德鲁索沃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波兰将“自古属于俄国的土地”——斯摩棱斯克、切尔尼戈夫以及相邻的北部地区交给了俄国，基辅及附近的山洞修道院暂归俄国掌控，两年后随同整个第聂伯河西岸一并归还波兰。扎波罗热为俄国和波兰共管，以反对“穆斯林势力的侵扰”。
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是将乌克兰分为了两半：第聂伯河的左岸和第聂伯河的右岸分属俄波两家，乌克兰的哥萨克也分为亲俄的和亲波的两大阵营，造成了此后数百年俄国和波兰，甚至俄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冲突不断的严重根源。这似乎并不是沙皇收回“自古属于俄国土地”的本意，但在当时俄国的国力下，却无法祈求更好的结果了。在《安德鲁索夫条约》签署后，奥尔金-纳晓金得到了沙皇阿列克谢的大量赏赐：晋升为有500卢布年俸的贵族，担任外交事务衙门的首脑，主管小俄罗斯衙门之权，获得科斯特罗马县的500农户和斯摩棱斯克郊区的一处封地等等。这对沙皇身旁的谋士和近臣来讲，可谓登峰造极了。
现在依然立于安德鲁索沃村的纪念碑：“1667年1月30日在此安德鲁索沃村签署了俄波停战条约，根据此约斯摩棱斯克最终回归俄国。安德鲁索沃停战条款于1686年固定为‘永久和约’。”
在阿列克谢执政的最后十几年，奥尔金-纳晓金始终是俄国争夺出海口、收集新土地计划的推手，为此他不遗余力地要俄国建造自己的海军、要与欧洲各国交往通商，要建立自己的通邮设施……然而，所有这一切阿列克谢沙皇都未能完成，他至死也未能冲出波罗的海，而是把这些未竟宏愿和收集土地的传统国策留给了他的后代儿孙，同时也把日后的俄瑞之战和对波兰的争夺，以及他的欧洲霸主愿望，都留给了未来的罗曼诺夫沙皇们。当然，罗曼诺夫的沙皇们也没有忘记这位谋士，他们把奥尔金-纳晓金的外交决策视为国宝，所以他在大诺夫哥罗德的《俄国千年纪念碑》也就有了一席光荣之地。
2011年俄罗斯发行的纪念奥尔金-纳晓金的纪念邮票
沙皇阿列克谢终身摇摆在与波兰结盟还是与瑞典为仇的状态之中，而对奥尔金-纳晓金来说，贯彻始终的准则是：与波兰结盟，对抗瑞典，在波罗的海拥有“出海的码头”比夺取乌克兰西部的土地更重要。这种情况既把他们君臣二人捆绑在了一起，又成了终极分离他们的致命因素。这也是他们在收集土地国策上的难以弥合的裂缝。1671年，奥尔金-纳晓金被免去外交衙门之职，削去了主管小俄罗斯衙门之权。奥尔金-纳晓金满怀忧愤，辞官而去。回到自己的故乡普斯科夫，在一处教堂里削发为僧，最后死于远离君权的默默无闻之中……不过，在俄国，这对于为沙皇作伥的谋士精英来说，应该是个善终其身的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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