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在学校做完了民族主义与族群研讨课的课程报告，出了特拉维夫大学的校门，眼望所及：右边是巴勒斯坦国旗，巴勒斯坦年轻人在台阶上高呼。左边以色列年轻人也扎成了一堆，大卫之星的蓝色国旗到处飘扬。
我和旁边的英国小哥说，大概是因为今天美国使馆要迁到耶路撒冷，年轻人才出来闹腾。小哥又补充道，今天还是以色列的独立日——巴勒斯坦的受难日。
巴勒斯坦青年和以色列青年
关于这篇文章的题目，绝对不因为我是一个反犹者（因为我从来也不是）。
这是一个提给大家的问题，如何用三十块杀死一个以色列人？
问题的答案，将会在文章中给出。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叫做阿米尔（ Amir）的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上周六我参加了脸书（Facebook）上一个名叫“Window”的以色列非政府组织（NGO）的难民营活动。这个NGO致力于培养巴以孩童的亲密关系。
大约每周他们都会组织一些年龄在8-18岁之间的以色列小孩儿和巴勒斯坦小孩儿一起玩耍，培养亲密关系。因为以色列人很难获得政府的文书许可前往巴勒斯坦，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巴勒斯坦的孩童前往以色列，或者是寻找一个折中的地方。本次活动的向导阿米尔，十年前就是这个活动中的一员。
“这是联合国为难民建立的学校，11年级以后就需要转到政府开办的学校里去继续念书。这样的学校一共有四所，两所为男孩儿所建，两所为女孩儿所建。除此之外，联合国还提供医疗，食物捐赠等社会服务。但是大约一年前，食物捐赠就停止了。”走过小学的时候，阿米尔这么介绍。
因为毕业论文的关系，我尝试咨询他更多关于联合国在帮助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阿米尔的态度有一些不耐烦，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回答我这些“天真”的问题。
他说，想象你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有一天，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从背后打了你一下。你昏迷了。醒来后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躺在一个小岛上。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
首先，你肯定会想要找吃的、衣服、或者是找一个山洞住下来，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呢，当你做完了一切能做的事情，你会做什么？他接着自己作答，逃离这个岛。
这是所有正常人的行为模式。以色列人在背后打了我们，联合国通过所有这些解决温饱的手段企图让我们在这里永远安定下来。然后终有一天，有些积蓄的巴勒斯坦人就会离开这里，而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再返回自己的家园了。
说完后，他不再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没有继续追问，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比喻。
联合国为难民创办的小学
“我需要你们每个人，都紧紧地挨在一起，跟在我的身后，尤其是前面的拐弯口，快速通过，不要走散了。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在以色列都学了一些希伯来语，在这里，如果有任何人用任何希伯来语和你们沟通，都一定不可以作答。”
于是，我们跟着阿米尔，在巴拉塔（Balata），在约旦河西岸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开始了一场时常约十分钟的“穿行”之旅。除了主干道、市场街（Market Street）是一条十个人可以基本并排行走的商业街以外，整个难民营的住宅区构造都格外的狭窄，可以说平均宽度是老北京弄堂的二分之一。阿米尔开玩笑地说，每次来这里他都可以检验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吃胖。
孩子在这里到处都是，他们拿着玩具手枪，向我们不停地“开火”。同行的一个加拿大小哥说：我了解我自己，如果我在这里长大的话，我一会变成一个恐怖分子。阿米尔总是不时地问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吧，没有人被绑架了吧。然后，笑声一片。
难民营的活动时间所占的比例在整个活动中算是最少的了，我能够理解安全上的考虑，可我依旧好奇，在一个窗户挨着另一个窗户，甚至是没有窗户的墙后，生活究竟是如何的？或者说，究竟有没有生活？
后来，当我们问起，那个拐弯口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需要快速通过时，阿米尔讲了一个老妇人的故事。他说，这个老妇人有两个儿子，因为反以被抓进了监狱。
每个人被判了23年的刑期。服役期满后应该就可以出来的，但是不知为什么，进去不到两年就都死了。这个老妇人，打那以后就有了魔怔，看到所有的外国人都认为是以色列人，会突然冲出来想要绑架他们。
难民营中狭窄的弄堂
午饭过后，在纳布卢斯老城一栋三层小房的天台，我们眺望整个纳布卢斯山谷。千百栋白色的小房坐落在这个山谷里，一切看似平静。如果你将视野再望及远方，就可以发现两面山顶处，坐落着以色列的军事基地。这是一个被监视着的，被控制着的Area B。
在这里，阿米尔讲起了他自己的故事。他家原本在海法，一个如今拥有巴哈伊空中花园，被称为以色列“美丽的海岸”的城市。1948年战争爆发后，他的祖父母带着全家一起逃到了纳布卢斯。
在这里，阿米尔和他的家人拿到了联合国难民证，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他们身份的文书。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逃亡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相比，在这一点上，阿米尔和他的家人要幸运的多。这些后来的难民在联合国的定义中是不属于巴勒斯坦难民的，因此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国籍者。联合国的难民文书，至少证明了阿米尔和他的家人归属于何处。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后，以色列控制了整个纳布卢斯。“22天里，所有人都不能出门。不仅如此，在屋子里的人也不可以移动，一旦有影子，以色列的士兵就会射击。这22天，我和我的父母生活在一个屋子里，我的母亲用毯子将窗户蒙住，我们匍匐着去厕所，每天需要计算我们还有多少食物和水，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
阿米尔指着我们脚下的这栋房子说，“当时我的祖父母和叔叔一家就住在这栋房子里。禁令结束后，你想知道的一切就是你的家人是不是还活着。我和父亲走了四个小时，从纳布卢斯的另外一边到这里，我竟然认不出我的祖父的房子。”
因为担心士兵从巷路上通行会有危险，以色列使用坦克直接在房屋中穿行，老城的房子因此毁了一大片，很多人都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我和我的父亲就一直挖啊挖，幸运的是，我的家人都还活着。”就是在这里，阿米尔问了我们这个问题：How can you kill an Israeli by 30 shekels？有人回答，30谢克尔可以买枪和子弹来行凶，有人回答这是杀人后用来疏通关系免服刑役的价格。
纳布卢斯老城（山坡上坐落着以色列军事基地）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到了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博物馆。
如果说2000年以后，以色列不断进步的舆论手段在人数上占据了上风，那么在这个巴勒斯坦小型博物馆里，阿米尔的讲说和他朋友的咖啡，则从真正意义上赢得了我个人的支持。
战争后，以色列毁掉了大部分巴勒斯坦的博物馆，残存的一些文物也被运送到了今天特拉维夫的博物馆里。于是，这家香料店的老板，就用自己收藏的小玩意儿创建了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博物馆，供所有人参观。
起先，我还以为这是活动中的一个购物环节，接下来会有人为我们介绍产品。我的传统中国盈利式的思维模式让我后来羞愧不已。在这里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只是倾听阿米尔讲述巴勒斯坦难民当前的状况，品尝免费的咖啡，如此而已。
香料店里的巴勒斯坦博物馆
阿米尔谈及了当前巴勒斯坦最严肃的一个问题，却几乎是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的一个问题，难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我开始不断追寻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我发现，在我父亲这边，我的祖父来自希腊，我的祖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后来搬到海法的。那我究竟是不是巴勒斯坦人？我对这片土地究竟有没有主张？我的家到底在哪里？”
“奥斯陆协议时，以色列的非法定居点只有50个，如今已经达到了300个，这些定居点中只有70%的房屋是真实有人居住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只想盗窃土地！美国使馆搬迁耶路撒冷的行为，就已经使得《奥斯陆协议》非法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遵循？”
在阿米尔给的破碎的信息里，我能整理出的是，因《奥斯陆协议》而产生的当下巴勒斯坦政府实则是以色列的傀儡。以色列通过税收，掌控巴勒斯坦的经济，操纵巴勒斯坦政府的国际行为，影响巴勒斯坦政府的内部权力框架，甚至是创制巴勒斯坦的内斗。
从更生活更小的角度去看“从前以色列军队平均每两天就会在夜里闯入我们的家，把我们从床上提起来，进行安全检查。而如今，他们会利用巴勒斯坦政府的军队为他们做这件事情。”
解放巴勒斯坦涂鸦（涂鸦中男孩的手势是该作者的特定手势，后遭以色列当局迫害死于黎巴嫩）
以色列所创制出来的，不相连的巴勒斯坦领土，也是分割巴勒斯坦的手段。
“对西岸的人来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欧洲，不是美国，我自己去过欧洲好几次，这都不是问题。最远的，是加沙。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了一通电话，号码是以一个莫名的国际区号开头，电话那头没有声音，那么你就会知道，这通电话来自加沙。”
“阿米尔，你认为巴勒斯坦会不会分裂成加沙和西岸两个国家？因为你们没办法和彼此沟通交流。”有人问道。
“不会，我们是在用心沟通。”阿米尔坚定地回答着，一只手拍了拍左胸。
我猜测阿米尔是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因为他提到自己去过欧洲。而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国籍，无根无依，他们将会一辈子被困在自己的出生地。
涂鸦（句意：以色列人正在用欧洲人曾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巴勒斯坦人）
最后，阿米尔回答了在天台上的那个问题：如何用30块杀死一个以色列人？
“很多以色列士兵偷运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境内来赚取外快，平均一个巴勒斯坦人只要30谢克尔。只要你到达了以色列境内，其他就不是问题了。但是，普通的巴勒斯坦人根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巴以冲突。他们只想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他们只想把食物带回家。”
涂鸦（resist to exist，拒绝才能生存）
今天晚上，以色利人要在拉宾广场庆祝歌手Netta获得欧洲电视网的冠军。我的房东在和我讨论这个party的时候提及了巴以问题。让我愤怒的是，这位高中英语老师竟然坚持，巴勒斯坦人不配拥有这片土地。
如果你真要问我，为什么对以色列偏见如此之多？那我只想说，因为这片土地的另一边，是痛苦，是毫无希望，而这一边，花开的过于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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