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自青海省西南部的源地出发，越高原，穿峡谷，长途跋涉，流到四川宜宾，走了一半以上的路程。这前半段路程，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奔腾而下，下降到四川盆地的西部边缘，上下高度相差五千多米，占到全江总落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长江干流蕴藏的丰富的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这一段。在宜宾汇合岷江后，才称为长江。
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之间的一段长江，习惯上又称川江。其中从宜宾至奉节一段，蜿蜒在四川盆地的南部，由西而东转向东北流去。四川盆地是我国四大盆地之一，周围环绕着海拔一千至三千米的高山和高原，内部丘陵和低山交错，还夹杂着小块平原，平均海拔五百米左右。
如果从宜宾坐轮船顺流而下，只见沿途有数不清的低丘，象一张张桌子平放着。这是因为构成这些山丘的岩石层次接近水平，经过流水天长日久地侵蚀切割，就形成桌子般的平顶方山。它们高出地面一般还不到五十米，山坡上分布着肥沃的紫红色土壤，层层迭迭的梯田从山麓一直修到山顶，顶部也有田园村落，真是别有天地。过了江津，景观又有变化。两岸平行排列着一列列东北一西南走向的较高山岭，山岭和山岭间又隔着一道道河谷，地势起伏较大，但分布非常整齐。长江横切这些山岭，形成一系列小型峡谷，重庆西面的猫儿峡、东面的铜锣峡和长寿以下的黄草峡，比较著名。江边有些局部的平地，靠江一面多为斜坡，从江中望去，又象巨大的阶梯，所以地川做阶地。四川盆地一些沿江城市，都是建在这种阶地
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黔江（现通称乌江）四大支流，汇集了四川盆地内的大小河流，分别从南北两侧注入长江。由于四川盆地的地势从北向南倾斜，除黔江外，其他大支流都在北岸。
岷江来自四川和甘肃边境的岷山脚下，上游山高水急，到灌县进入成都平原后，流速突然减缓，挟带的泥沙和卵石大量沉积，淤塞河道。过去每逢山洪暴发，田园尽成泽国；如遇雨水不足，又会造成干早。根治岷江水患，自古是劳动人民的迫切望。
二千二百多年前，李冰担任秦国蜀郡守。他依靠广大人民众，在灌县附近兴建了著名的都江堰工程，引岷江水自流灌溉成都平原。都江堰工程主要包括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鱼嘴修在江中卵石沉积的天然滩脊上，迎向岷江上游，把江流一分为二：西侧的叫外江，是岷江正流；东侧的叫内江，供灌溉用水。内江的水通过人工劈山开出的节制口门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上密布的无数灌溉渠道。鱼嘴和宝瓶口之间，则是长约三百米的低坝——飞沙堰，当内江水量过大时，洪水可翻过它泄入外江，从而保证下游灌区的安全。这一工程不但是我国水利史上划时代的创举，技术成就之高，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很罕见。
都汇堰工程建成后，“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水旱频繁的成都平原，一变而为“水旱从人”的谷仓。这一工程一直沿用了二千多年，解放前由于年久失修，渠道淤塞，堤坝破烂，早涝增多，灌溉面积由三百万亩减少到不足二百万亩。
古老的都江堰回到人民的怀抱后，焕发了青春。解放初期，通过整治河道，加固堤坝，迅速恢复了原有灌溉面积。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开始大规模扩建。
一九七○年，成都平原以东的川中地区人民又响亮地提出了“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的口号。千万水利大军在龙泉山的南、中、北段摆开战场，凿隧洞，修明渠，架渡槽，开挖了六万多条新渠，不到三年时间，就夺取了都江水三穿龙泉山的胜利。同时，在山的两侧修起黑龙滩等大小水库和塘堰，引岷江水进行自流灌溉。
现在，都江堰的灌区范围已不限于成都平原，而扩展到周围的丘陵地区。它由解放初期的十四个县扩大到二十七个县、市，灌溉面积则由原来的二百万亩增加到八百五十多万亩。一些过去只能种一季的冬水稻田，变成一年两熟或三熟田。全灌区的粮食亩产由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以上。红日照古堰，古堰展新篇，都江堰的变化是巨大的。不久的将来，它还将进一引岷江水穿龙泉山往东，以岷济沱，以岷济涪，形成一个横越岷、沱、三江流域的宏伟水利工程。
从成都平原顺岷江而下到乐山，右岸有大渡河来会。提起大渡河，自然会想到毛泽东同志的“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一名句。一九三五年五月底，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大渡河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胜利的凯歌。
大渡河两岸悬崖壁立，河床礁滩棋布，急流汹涌澎湃，自古称为天堑。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石达开天京出走，转战到大渡河边，企图在安顺场渡河北上，结果没有成功，惨遭覆灭。因此，当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向大渡河进军时，国民党军队一面派大军尾追，一面下令重兵扼守所有渡口，梦想置红军于死地，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地区，出其不意地赶到大渡河右岸（南岸）的安顺场，消灭了驻守在那里的一营国民党军队，找到留在那里的仅有的一只小船。由十七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就凭着这一叶孤舟，冒着对岸国民党军队射来的阵阵弹雨，冲破惊涛骇浪，胜利抢渡。随后，红军分左、右两路沿河北上，奔向泸定桥。
泸定桥在泸定城西，是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为四川入藏必经的要道。“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形势十分险要。它是一座铁索桥，由十三根锚固于两岸悬崖之上的铁链组成，每根有饭碗粗。两边各两根，作为桥栏，当中九根并列，上铺木板，做成桥面。桥长一百多米，宽不到三米，下临深渊。当左路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十八小时内急行军一百二十公里，赶到泸定桥西边时，国民党军队早已把桥上的木板抽走。夺桥的战斗打响了，我二十二名红军勇士迎着对方从对岸射出的密集火力，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奋勇往前冲，随后的战士边冲锋边铺桥。这时，惊惶失措的国民党军队又纵火焚烧东边的桥头，二十二名战士奋不顾身，从火海中冲入敌阵，胜利地夺取了泸定桥。
“安顺场边孤舟勇，踩波踏浪歼敌兵。昼夜行程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威风显，勇士万代留英名。”让我们永远怀革命前辈的英雄业绩吧！
在长江的支流中，论长度，岷江并不突出，但是水量和水力资源却是首屈一指。由于岷江流域所处的四川盆地西部是我国多雨的地区之一，向有“西蜀漏天”之说，因此岷江水量特别充足，相当黄河的两倍还多。加上干流上游和大渡河等支流都是激流奔腾，水力资源的蕴藏量很大，占整个长江水系的五分之一。现已在乐山县境内的大渡河上建成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水电站龚咀水电站。
我国最早的地理古籍之一《禹贡》误把岷江作为长江正源。两汉和六朝时，已有人知道金沙江源流很长，但由于封建社会中人们视《禹贡》为“圣经”，它的错误说法影响非常深远。三百多年前，明朝的杰出地理学家徐霞客“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写下了著名的《江源考》一文，最后肯定了金沙江为长江的上源。徐霞客不应科举，不入仕途，注重实际考察，因而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碧绿的岷江、黄浊的金沙江，在宜宾会合。两股水，互相冲击，互相混和，凝成一串串黄绿相间的圆形图案，滚向下游。到泸州，有两岸蔗园如林的沱江流入。再往东，南岸有一条较小的支流，这就是当年中央红军于长征途中进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战役四渡赤水之战的赤水河。
一九三五年初遵义会议以后，在长征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之战。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广阔战场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规模地运动作战，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为完成伟大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一月下旬，红军一渡赤水河，进抵川南，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以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加强江防，阻止我军渡江北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挥仑东向，于二月中旬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一举歼灭和击溃蒋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为了进一步牵制蒋军，三月中旬，三渡赤水，再至川南。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重重设防。当各路国民党军队麇集时，中央红军突然折返贵州，于三月下旬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作出进逼贵阳的姿态，迫使蒋介石调动滇军援黔。红军乘虚直入云南，于五月上旬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完全掌握了长征的战略主动权。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艺术的灿烂光辉。
长江流到重庆，又有嘉陵江来会。在地图上看嘉陵江水系，好比一棵大树，枝茂叶繁。它的上游有一条支流叫白龙江，主要流经甘肃东南部，和淮河、秦岭同为我国自然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根据白龙江、秦岭和淮河一线南北的不同自然条件和农业原有基础，分别规定了粮食亩产八百斤和四百的不同指标。嘉陵江主要流经四川盆地中部，两岸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粮棉产地和丝绸之乡，干流支流航运都比较发达。但是，“想起从前嘉陵江，滩多水浅行船险，冲毁土地又淹田，沿江人民苦难言。”解放以后，它的面貌一新，过去密布江中的礁石和二百多个险滩，已全面整治。重庆至广元的近千里航线上，轮船终年畅通无阻。
长江在四川盆地的最后一条大支流，是南岸的黔江。黔江的名字似乎比较陌生，说起乌江，大家就很熟悉了。它来自贵州，到四川境内才叫黔江。乌江水深流急，礁石林立，两岸危崖耸峙，向有“天险”之称。解放前，只能分段行驶木船。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几次突破乌江天险。解放后，乌江得到整治。航道工人因地制宜进行水上、水下爆破，铲除淤积在河床浅滩的卵石泥沙，整治近百处险滩、暗礁，开拓了五百多公里的机动船航道，实现了中下游的日夜全程航行。
黔江在四川涪陵流入长江。涪陵城北，两江汇口上游约一公里的长江江心，有一道狭窄的天然石梁，叫白鹤梁，顺着江流伸延一千多米。长江上游象这样的石梁并不仅见，但白鹤却是古代留下的一个不平凡的“水文站”。 原来，古代的当地劳动人民为了掌握长江枯水的规律，最迟于唐代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起，就在石梁中段紧靠多年平均低水位附近的砂岩层斜面上镌刻石鱼，作为记录枯水的标志。平常年份，石鱼沉浸水中；最低水位出现时，才露出江面。所以石鱼出水的机会较少，或三、五年一见，或十余年一现。由于涪陵民间有“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说法，每逢石鱼出水，人们奔走相告，观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些人就把石鱼出水的日期、尺度以及叙述出水情景的诗文，留刻在石梁上面。随着岁月的推移，石刻水文记录逐渐增多，形成了一系列的历史枯水资料记录。
近年来，我国水文考古工作者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系统进行发掘，已发现用作水文标志的石鱼三尾（除唐代石鱼外，另两尾是清康熙年间刻的双鱼），构成水文资料的题记一百零八幅，记载了从唐广德二年以来一千二百多年中七十二个年份的长江枯水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长江上游的水文规律，制订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规划，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涪陵石鱼，这座古代的“水文站”，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水文科学知识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因为只有对年最低水位经过较长时期的观测和研究分析比较之后，才有可能把石鱼水文标志的位置刻定得如此合度。在长江上游，类似涪陵石鱼的枯水题刻还发现多处，如重庆朝天门的灵石（丰年碑）、云阳的龙脊石、奉节的记水碑都很著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整理，让这些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记录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众水会万，翟塘争一门”（杜甫《长江二首》）长江在涪陵、万县以上汇集了四川盆地里的岷、沱、嘉、黔诸水，水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江面也大为展宽。重庆附近，洪水期间江宽八百米，枯水期间也有四百米。浩荡的江水，滚滚东流，冲向三峡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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