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和“书香京城”读书活动的推广开展，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以及穿越北京中轴线的河流桥梁在读者群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连带着永定河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的话题也热烈起来。
但是任何有关水系的热点话题，也都热不过高梁河，因为北京城就建立在高梁河流域上，北京城的中轴线，就是在元代建立元大都时，以高梁河形成的湖泊积水潭的东岸定位的。金元两代利用高梁河流域建设宫苑和都城以后，高梁河又与都城城市用水和漕运用水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厘清高梁河的变迁。
在讨论高梁河之前，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高梁河”与“古高梁河”是不同的河流。他们存在的年代不同、源头不同、流量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古高梁河是更新世时（距今一万多年以前），发源于山西一带的古永定河在北京湾洪积扇上冲出的古清河、古高梁河、古㶟水、古桑干水、古凉水河及古浑河等数条古河道其中的一条。在不同的年代里，因为气候水量不同，河道淤积堵塞的程度不同，古永定河就在这几条河道中反复迁徙摆动。
全新世晚期（距今4000～2000年）古永定河以古高粱河故道为行水主河道，大致的地理位置在今老山、八宝山以北向东经今半壁店一带向东北经恩济庄、紫竹院、动物园、德胜门，转向东南方向经北海、中南海，然后向东南经金鱼池、龙潭湖向东南方向流去，这就是古高粱河故道最后一次作为古永定河的主流河道。 此时之前的古高梁河就是发源于山西一带的㶟水。
汉代桑钦起草，东晋时期郭璞（公元276～324年）增补出版的《水经》记载：“漯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又东过涿鹿县北，又东南出山，过广阳蓟县北，又东至渔阳雍奴县西入笥沟。”《水经》记载的是㶟水在2000多年前，没有摆动迁徙时沿古高梁河故道的走向和地理位置。
由于气候变化和新构造运动以及河道淤积物不断堵塞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距今2000多年的古永定河放弃古高粱河故道，以古桑干水故道作为行水河道。从石景山附近出西山，“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在蓟城南边流过。
在汉代时，古高梁河故道上只有平地泉涌出的泉水形成的新生小河。所以才有“高梁河无上源，清泉河无下尾”的俗话。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派驻蓟城的行政长官刘靖为了帮助辖区内农户灌溉蓟城东北方向的田地，主持开掘了车厢渠。
根据刘靖碑记载：“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成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势，……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公元250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
刘靖在㶟水出西山处造戾陵遏，开车箱渠。车厢渠建成后，引㶟水的一部分导入高梁河。后来又从积水潭引水东流至入笥沟（曾称白河，今温榆河）。
车厢渠只使用了不到50年就被废弃了。250年以后，那时郦道元写的《水经注》记录了㶟水以及高梁河的变化。成书时间大约为北魏晚期（公元515-524）的《水经注》中写到：“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水，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郦道元认为《水经》记载有误，认为漯水（曾称清泉水）流经蓟城南，而不是蓟城北，并引用《魏土地记》来订正。
其实《水经》记载以前㶟水走蓟城北没有错，而在郦道元来到蓟城时，他所见到的漯水也确实在蓟城南。只是在两个作者记载的是不同年代里的河流走向，㶟水河道经过了摆动迁徙，跑到了蓟城南边去啦！
《水经》由汉代桑钦起草，成书时间为东晋时代郭璞(276～324)增补出版。 《魏土地记》成书于北魏太和末年或稍后(公元497~515年间)。到了北魏延昌正光间（公元515-524），郦道元有感于《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于是他参考 《魏土地记》，以《水经》为底本，勘正多处错误，详加注解论证，以求“旁通”。郦道元终于在《水经》基础上，详加注释并且增补内容，完成《水经注》一书。
按《水经注》成书于北魏推算，公元515-524年间，㶟水当时的大致的走向是出西山后向东南方向流去，进入蓟城南边的古桑干水故道一线。
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车厢渠早已废弃，高梁之水还是源出平地泉。所以他在《水经注》中写到：高梁之“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東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薊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㶟水。”
古永定河以桑干水河道为行水主河道一直持续到唐宋，隋炀帝开凿的运河就利用桑干水河道，运输粮食和军需物资到幽州（原蓟城）城南，隋末神僧卢师就是溯桑干水河道乘舟到达卢师山下，可见隋唐当时桑干水河道在蓟城南，一直到宋辽时代亦是如此。
到了金代，曾经在金口建闸开渠引水，以济闸河漕运，但是金口河流量无法控制。《金史．河渠志》记载“凌则奔流漩回，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渣成浅，不能胜舟”。金口河造成水灾后，不得已又堵塞金口。《金史·韩玉传》记载：后来，翰林应奉韩玉“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韩玉这次开通漕运工程总结了以前金口引水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河道工程建闸节流和水源开发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他不敢动用永定河水源，而是改用了高梁河白莲潭水源，还有瓮山泊的水源，以清水代替永定河多沙的浑水。这一方案奠定了京杭大运河水源的引水思路，同时也将高梁河的源头从曾经来自西南方向的车厢渠，改到了西北方向的长河之上。
水利史学家吴文涛在《长河的历史探源》中说的“长河”是指紫竹院湖以上到颐和园的一段，这一段河道就是金元两代开掘的人工渠道。侯仁之、姚汉源、岳升阳、蔡蕃等北京历史地理学家和水利史学家也一致认为：长河是人工渠道，从金代开始引来瓮山泊的水入高梁河以济漕运。
此段内容可参见侯仁之教授著作《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的城市供水”一文中的高粱河历代水系图。
所以元代末年成书的《析津志》的记载：“高梁河源出昌平县山涧，东南流至高梁店，入宛平县境，由和义门北水门入抄纸坊泓渟。”（即后来的北太平湖）
到了明清时期，白浮泉水量减少，长河的水源主要以玉泉山和西山的水源为主。
解放后，为了保障北京城市的用水，修建了京密引水渠，高梁河的源头改到了北京东北方向的密云水库，才解决了北京市城市景观用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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