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大地上就开始开通运河。当时诸侯争霸，群雄逐鹿，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了沟通淮河和长江的邗沟，这是京杭大运河最早出现的一段。战国时期魏国开凿了著名的运河——鸿沟，沟通黄河和淮河，成为黄淮间中原地区主要的水运交通线路。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派兵统一岭南地区，为了解决秦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开通了被称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灵渠。这条人工运河连接了湘漓二水，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联通了南中国的水运网，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加强了中原和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到魏晋时期，经过近千年的经营，我国运河的分布已经很广，全国规模的水运交通网初步形成，为以后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奠定了基础。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修建提供了可能。隋炀帝即位后，征发几百万人，倾全国之力，开通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隋运河永济渠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运河。永济渠的开凿，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开辟了一条连通北方的蓟城涿郡（唐代改称幽州）的运河，对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隋唐时代是利用桑干水（清代改称永定河）作为永济渠的水源疏浚而成的。桑干水在隋代涿郡（唐代改称幽州）以下的干流，就是永济渠水道，它自今丰台、南苑、大兴、安次一线，转淤口关(今霸县信安村)注入雄县、霸县境内东来的拒马河，下汇渤海。它是当时幽州城通向南方的主要航道。
到后来宋辽南北对峙时期，两国以白沟为界。辽朝将幽州定为陪都，称南京或燕京。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是辽乾亨四年，辽景宗去世，十二岁的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隆绪的母亲萧太后听政。
当时，宋辽以白沟河大清河（今河北雄县、容城、定兴一带）为界，长期对峙，南京城作为辽与宋对抗的前沿重镇，又是辽的“五京”之一，不仅大量驻军，而且皇帝太后、达官贵族也经常过来居住，物资给养的供应极为匮乏，需要辽国从北方的辽河流域等地筹措大批粮食物资运来。 由于陆路交通诸多不便，这些物资的运输主要就是通过水路，由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装船运送到北塘海口（在天津塘沽）。
从辽西郡把物资粮食经海道运到北塘海口，到达海岸后，取道哪条运河抵幽州？从当时的情势看，直沽河与拒马河在宋朝的北境，辽人不能溯行此道转航到永济渠。唯一可能顺畅航行的是蓟州河。漕船进入今北塘地区的蓟州河口后，又取哪条水道赴幽州？从明人的记载来看，当是今日尚存的青龙湾河。青龙湾河原名“龙湾河”。明万历年间蒋一葵作《长安客话》说：“香河县境内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县入七里海，相传辽时运粮河道也。”
由蓟运河入海口转入内河运输，先进入白龙港河，然后沿七里海（在天津宝坻）逆流而上，沿大龙湾河和小龙湾河逆流而上，在香河县西南进入白河，然后继续向西北逆流而行几十里到达潞县（今通州）南的张家湾，在此距离燕京城就不远啦。
为了解决陪都燕京20多万军民吃粮等物资供应难题，足智多谋的萧太后下令利用高粱河白莲潭下游的河道开凿一条运河，从燕京迎春门到张家湾，然后从白河转道龙湾河通天津北塘入海。
这条河大致开凿于萧太后与辽圣宗主政早期的统和年间，正好是辽朝国力上升、占据燕京并挥师南下、开拓中原之际，所以，民间传说它是萧太后从辽东向燕京地区运输兵马粮草的一条运粮河。这条河说是“开凿”，其实并没有太大工程量，只是利用了当时高粱河下游河道，稍作疏浚、修整和连通后形成的。
萧太后运粮河最初是为契丹政权在宋辽对峙期间为辽南京城的巩固发展提供了物资保障。可以说，它是改造天然河道、沟通北京城河道与北运河漕运的开端，为金代开金闸河、元代开启通惠河及京杭大运河提供了基础和启发，因而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后来京杭大运河漕运兴盛期，它也曾作为支系发挥着水流调节和民船分流的作用。明清以后，随着通惠河和北运河的发达，这条河逐渐失去了运输功能，成为城市排水渠道，今左安门外向东流至通州张家湾后汇入凉水河的一段就是萧太后运粮河遗址。这是北京境内唯一使用人称命名的河流。
萧太后运粮河全长约30公里，起点在辽南京城的东门——迎春门，在迎春门汇大川淀和小川淀之水，然后向东流入黑龙潭（陶然湖），在此蜿蜒沿东沟（龙须沟）东流进入金鱼池，再向东南的龙潭湖，出龙潭湖过左安门至位于今朝阳区的十里河村，这一段的距离恰好约10里，十里河由此得名。过十里河村后，河水继续向东南流，过老君堂村、西直河、水牛坊、马家湾、大鲁店后，进入位于今通州区的胡家垡、台湖、田府、大高力庄至张家湾，在此与潮白河相接，这一段的距离约为50里。
当年辽国的粮船就是由白河与萧太后运粮河交叉点的码头（位置在今萧太后河口以南、张家湾镇村东边古运河西岸）进入萧太后运粮河，然后转运至辽燕京城。除了货运码头，张家湾城南门外萧太后桥（今名通运桥）的东西两侧均建有为乘客登岸所设的石质平台，这就是著名的张家湾客运码头遗址。南来的客船都停泊在张家湾城西南角外萧太后运粮河的宽阔处，然后在此等待登岸。
萧太后运粮河的正源是辽燕京城的护城河，其水来自位于辽燕京西边的西湖（莲花池）东边的洗马沟，注入燕京护城河。萧太后运粮河流到东湖（野凫潭）时，又将高梁河白莲潭（北海）湖水通过东沟汇入，水量大增。萧太后运粮河沿线所分布的众多湖泊、沼泽和湿地也都被充分利用，不仅大大节省了开河的工程量，而且还充分发挥了它们吞吐和调蓄水量的作用，真正做到了“旱时有水行船，雨时能纳水保堤”。
根据陈瑞芳著作《十里河》记述：辽代时修河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主要体现在河床工程上。在解放后疏浚萧太后运粮河旧河道时，曾经对萧太后运粮河进行过测量，河床宽约31米，河底宽约8米，河底和河岸分别以坚硬的黑色和黄色黏土铺垫夯实而成，坚固异常，河道挖开后，两岸土黄如铜，河底则土黑如铁，加之历经近千年的河水侵蚀、冲泡和数次地质灾害，河道的位置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所以萧太后运粮河又有“铜帮铁底运粮河”的美誉。
萧太后运粮河转运物资中最大宗的自然是粮食，作为当时辽南京城通往北塘海口的唯一水运路线，南京城内20多万军民的粮食供应全部仰仗这一路线，运力相当可观。金人刘晞颜在《创建宝坻县碑》中提及运粮河所说“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辑扬风，懋迁有无……虽千里之远，旬日而至”，正是萧太后运粮河漕运繁忙的真实写照。
当然，萧太后运粮河并非仅仅只转运粮食，还有很多其他物资，南宋人徐梦莘在其《三朝北盟会编》中提到辽南京城时说：“陆海百货，萃於其中……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由此可见辽南京城的繁荣景象，而这些无疑都是通过萧太后运粮河转运而至。
除了是承担辽南京城物资运输的经济命脉外，运粮河在当时还是最重要的一条旅游线路。运粮河沿线的东湖、金鱼池、龙潭湖、和张家湾附近的延芳淀都是湖泊湿地，处处泉水潺潺，遍布茂盛的蒲草、芦苇等野生植物，均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色，这是终年生活在森林和草原地带的辽国帝王后妃、达官贵族们完全没有见过的。“四时捺钵”制度下，定期前来南京城“休闲度假”的辽国帝王后妃们纷纷在迎春门乘船，沿萧太后运粮河东下，欣赏沿途如同江南水乡般的美丽风景。
辽朝被金朝取代以后，金朝改辽燕京为金中都，与南宋朝廷的管辖分界线推到淮河一线。中原及山东河北产的粮米需源源不断供给中都。金王朝中期，朝廷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河道的疏浚和治理。为解决通漕问题，朝廷下令开凿疏浚到天津的潞河，北起潞县南到天津三岔口。经三岔口并与南运河相接，为此三岔河口成了漕粮转输的大码头。
《金史》上最早提出要挖浚漕渠的是金大定四年（1164年）。这年八月，山东秋粮丰收，金世宗'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同年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问其故'。主管官员说是由于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于是，金世宗召户部侍郎曹望之，对他进行批评，说'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要求他'悉力使漕运通也'。第二年正月，尚书省提出方案，经世宗批准'令营藉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看来，这次不是新开辟运道，而是沿旧渠疏浚的。但史书上并未注明这条旧渠在哪里，从何地到何地。查阅资料，从金中都东部通向通州的水道共有两条。一条是绕行金中都东北方的车厢渠（现名坝河）下游水道；再一条是位于金中都偏东南的前朝萧太后运粮河。
现今根据《金史》记载的大定四年'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命户部侍郎曹望之疏浚河渠。以及《金史·海陵本纪》:'十月乙亥，猎于近郊，观造船于通州'。皇上都是在“近郊”游玩打猎，所以皇上要求曹望之所疏浚的最有可能的当是距离金中都比较近的辽代留下的运河“萧太后运粮河”。
金代利用这条运粮河有几个优点，其一，利用辽代旧运河，疏浚比较简便，省钱省工，发挥效益快，稍事修整即可通航；其二，卸粮运粮离中都城最近，比从坝河运粮要近便得多。
根据《金史·河渠志》开头一段'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金代建燕京以后不久，即疏浚了金中都至通州张家湾的运粮河，并且疏浚东沟引白莲潭（北海）之水到东护城河，又开掘了西沟（大明濠）引高粱河水到金中都北护城河，而且用节制闸控制运粮河水位。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岳升阳先生在其著作【大地文献-40】西城闹市口的地下遗迹（之二）中论证过：“金章宗泰和年间，当时为了运粮，兴建潞水漕渠，建闸节高梁河、白莲潭诸水以济漕渠用水。要做到这一点，仅靠今什刹海河道（从东沟）供水是不够的，因为它难以向金中都北护城河补充水源，为此还需要在上游另辟水源。此前，金中都北护城河的水源是靠玉渊潭水和金口河来实现的，金口河废弃后，玉渊潭虽然仍有水流，但水量肯定不够漕运之用。也许在此时，利用了崇智门外道沟，开辟出由高梁河引水的渠道。那为什么不直接引到崇智门呢？可能是受到关厢建筑群的阻挡，只能在快到城门时绕道而行。侯仁之先生似乎赞同此种观点，在他所绘的金中都水系图中即引用了金代引水漕运的史料。并称之为高梁西河”。岳升阳先生通过考察西沟沿线现在的几个工地地层剖面，得出的结论为：“西沟肯定不是自然河道，而是人工建筑的引水工程。”
有人认为萧太后运粮河的名字在金代的史籍从未出现过，就怀疑这名称是否为后人所加。其实，在明人写的《帝京景物略》里就提到有'萧太后运粮河'的名字，而且一直沿用至今。萧太后运粮河的名称在金代史籍中没有出现，而记载称为漕渠或者运河，是为了避讳使用前朝萧太后的名字。
金代在辽燕京建立金中都以后，人口增加物资需求增加， 城市用水和漕运用水不足，虽然疏浚东沟引白莲潭（北海）之水到东护城河，开掘西沟（大明濠）引高粱河到金中都北护城河，但还是不敷使用，官员中的有识之士有了引用永定河水的想法。
金大定十年（1170年）为了扩大水源，朝廷讨论了引卢沟水通漕运的动议，在金中都的永定河金口处开辟新的运河。
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日：“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熟大焉”。于是在第二年十二月开始动工，“役千里内民夫，以百官从人助役”，到了大定十二年三月完工。这就是北京水利史上的第一次开金口河引水。取水的源头就在永定河石景山前的金口，行水路线是“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金代首次开掘了金闸河路线到通州，废弃了萧太后运粮河。金天德三年（1151年）将潞县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金闸河代表了金代漕河工程的最高水平，但只使用了10年左右，蒙古族近逼中都，金主迁都汴京，金闸河河道也逐步湮没了。
元朝统一中国，定鼎元大都，全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京。为保障大都百万人口的供给，朝廷起初通过海道从江南向元大都运粮，后因多次遭遇风险，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通京杭大运河。从元大都到通州的一段运河，郭守敬使用了金闸河路线，效果极佳，忽必烈赐名“通惠河”。
元代末年（1343年）又进行第三次开金口引水。这次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将卢沟河岸的引水口，从金口附近的麻峪村上移到三家店，增长3.5公里。三家店是永定河的出山处，地势平缓，河道较宽阔，引水比较安全，比麻峪更优越 ，这次引水口的选择十分高明。下游的金口河河道，在金中都护城河东边的地方开掘金口新河，连通启用萧太后河路线入白河。（见下面两张示意图）
《元史·河渠志》记载：由于在卢沟河三家店金口“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莹，夫丁死伤甚众”，水势汹涌，地势陡峻，水急沙多，河水难以控制。后来由于出现洪水浸城的危险，终于“将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同时又再次废弃了萧太后运粮河，仍然依靠白浮泉、玉泉山水源以及通惠河河道。
辽金元三代都使用过萧太后河，这条河道经历过历史风云变幻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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