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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晦顾问第29篇:北周武帝宇文邕勤政

声明:本文仅代表刘博年的学术研究思想,可能某些观点并不代表普世价值观的立场。

北魏时期,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国都从关中大同迁到了中原洛阳。因此西北故都大同平城也逐渐疏远了洛阳中央朝廷对其的管控,西北鲜卑族“反汉化”的暴乱频发。公元523年的鲜卑族“六镇起义”是北魏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此次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镇守西北边疆的六镇将领,其主要诉求是希望北魏朝廷重新重视西北故地鲜卑人的民生经济发展。

身为北魏末帝孝武帝元修因受不了权臣高欢的管控,于永熙3年即公元534年,从洛阳北上出逃至长安,投靠关中统帅宇文泰;而身处洛阳的高欢也不甘心失去魏朝正朔,于是在洛阳也推举北魏皇室元善见为傀儡皇帝。至此北魏分裂为两个朝廷,史称“东魏”和“西魏”。

元修于当年闰12月15日,被宇文泰以“淫乱姐妹、有伤大雅”为由而被处死,宇文泰则立同为原“北魏皇室”且是自己亲信的元宝炬为西魏文帝;而在此之前的高欢也于农历10月17日,以元修弃国叛逃为由废弃帝号,另立元善见为东魏孝静帝,并于十日后迁都邺城。自此北方东、西魏的割据势力形成。

东魏和西魏的角逐即武将高欢跟宇文泰之间的博弈,他们同跋扈于之前的六镇起义。因北魏分裂后,东西魏军事力量的悬殊,致使当时只有六镇偏师中的3万西魏军,不得不在严冬之际以“人工破冰”的办法去开凿今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黄河,以使东魏那20多万的精兵无法踏冰越过此东西魏的界河而进攻西魏。

然而总处于弱势地位的西魏也不甘心老以“防御战术”迎击东魏军的屡次挑衅。公元534年,宇文泰亲率10万大军在黄河对战高欢的部队。宇文泰曾点燃满载草料的大火船,企图以此计来烧断架在黄河上的浮桥而阻止敌军过河。但东魏军却用长铁锁链勾住了这些即将到来的火船。因此,顺利渡河的东魏军在邙山脚下大败西魏军,西魏军兵损失大半。

为了增加军力,宇文泰在原有“府兵制”的基础上,大量招募关中地区的汉人,以增加民兵的数量,其中就有豪门武装和均田农民。随着军队中汉人比重的不断增高,宇文泰决定将军中“汉人”赐予“鲜卑族姓”,以便使汉人与鲜卑人享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利而被同化,因此有效地缓解了民族矛盾。同时吸取东晋家族“门阀政治”的前车之鉴,团结当地汉族豪强并拉拢他们参政支持;还对西魏继续汉化,以复兴《周礼》为目标,使胡汉人民走向融合。

而东魏高欢集团的做法却与西魏的政策大相径庭。因其治国朝臣和军事将领大多均为鲜卑人,所以高欢反对汉化,朝臣却开历史的倒车地进行所谓的“鲜卑族胡化”,并称“汉人是鲜卑人的奴隶”而歧视欺压汉民,加深了民族矛盾。而且以鲜卑优先的东魏朝廷奢靡腐败,汉民起义不断。公元547年,东魏政权实控者高欢将领病逝。其子高洋于三年后逼迫孝静帝禅让皇位,称“文宣帝”,建立了史称的“北齐”政权,并子承父业地继续进行“胡化统治”。

宇文泰于公元556年辞世前遗命其侄子宇文护辅佐他16岁的儿子宇文觉完成统一大业。西魏宰相宇文护在宇文泰病逝的两个月后,就立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孝闵帝”,并改国号为史称的“北周”。因孝闵帝对宇文护的独裁专权不满而招致其即位还不满一年即被宇文护残杀。之后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明帝”。但在他登基两年后,也因其反对宇文护的专权而被他毒死。临死前曾下《遗诏》,令众大臣托付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北周的新皇帝。

即位后的宇文邕富有心计,深沉大气的他不但没和先后杀害其两位兄长皇帝的宇文护争权夺利。而是像汉宣帝表面对霍光那样地对宇文护的专权唯命是从,他还下令按西周尊崇周公的规制,在宇文护的封国建立“黄祖别庙”,却从不涉及宇文护把持的军政,而是注重“汉化兴儒”。他还于即位三年后的公元563年,恢复了周代设立的“三老”顾问礼制,并在“太学”拜“西魏北周”的四朝元老于谨为三老。

想通过战功增加自己政治资本的宇文护于公元564年,联络北方突厥进军北齐。但因传令有误,北周军队惨败在洛阳的邙山,宇文护也因此战败而像之前东晋好大喜功的桓温第三次北伐兵败一样而威信大跌。此时朝中众臣对其专权早已不满,纷纷指责宇文护。而北周武帝却没有责备他,还处处为他说好话,并以此来团结和维稳朝中的势力,从而避免了当时因宇文护战败而造成北周政权的内部动荡。

连杀两帝、专权跋扈的大将军宇文护自以为现任北周武帝宇文邕此生会对他唯命是从,而放松了警惕。就在公元572年3月18日,他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叱奴皇太后时,却死在了周武帝的手上。武帝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后,让他在拜见太后时,朗读周成王所著的《酒诰》,以劝诫太后不要过度饮酒。兄弟二人遂走进“含仁殿”并拜见皇太后。

就在宇文护专心诵读《酒诰》时,旁边的宇文邕突然举起手中的朝拜礼器“玉圭”,并向此时毫无防备的宇文护头部砸去…这个平时看似“文弱儒雅”的皇帝,几下子便让其独裁的政治对手头破血流、当场毙命!杀死专权的宇文护后,周武帝总算是可以独立执政了。而且当时专制的宇文护树敌很多。周武帝杀死他后,朝内党派及民间群众并没有出现强烈的反对之声。因此,周武帝在天下一片和谐大好的情况下继续改革,国富民强。

虽然在周武帝独立执政的当初,全国大面积爆发蝗灾致粮食减产。但武帝决心先修水利,扩大农耕,并扩建了于西汉时营造在今陕西渭南大荔的“龙首渠”。翻修此渠不仅提高了灌溉水源,而且渠水还带来了落水中可增加土壤肥力的泥沙。因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富国强兵等均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力。武帝于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在全国境内发布《诏令》,实行了释放奴婢和杂户的措施,而稳定了民心。史称“北周放奴”政策。

在北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同时,北齐却在“吃老本”地继续“过度兴佛”。北齐除在公元551年的文宣帝高洋时代开始兴建山西太原晋阳的“蒙山大佛”外,还在境内大搞修建佛寺和招募僧人等的兴佛运动。据《北齐书》记载,历时24年日夜兼程施工的蒙山大佛造像,每晚耗费的照明燃油就上万盆,足以把20多华里外的“晋阳宫”照亮。北齐众多懒于劳动的农民却摇身一变,进入佛寺,出家为僧。他们这样可以既不用劳动,反而会得到国家从那些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税赋供养,而成为北齐财政支出的寄生虫。北齐的佛教及其建筑和僧尼虽给世界留下了众多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和文化遗产,但因此过度兴福佛所造成国家经济入不敷出、以及社会贫富阶级分化加大的矛盾,还有对汉人的残酷迫害,必将致其灭亡!

与北齐高洋过度兴佛不同的是,北周武帝为了发展国力,不得已才下达了“灭佛”指令。因当时佛教已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传,如果强硬武力灭佛,势必会出现社会动乱。在100多年前的公元446年,惨遭“国史之狱”灭门的崔浩等汉族大臣曾建议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以削弱佛教对北魏的政治教化。不仅捣毁全国佛寺,还滥杀了众多僧尼而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武帝不敢盲目拍板灭佛,而是民主地于公元567年在全国举行了三次“讨论会”,共同商议灭佛的程序。当时的还俗僧人为卫元嵩曾上书《佛道二经》至武帝,推崇“道教”、废除“佛教”而招致广大佛教徒们的不满。于是武帝召集文武百官、僧人道士、太学儒生,就“佛、道、儒”的“教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到第二次讨论会时,参与者已多达两千余人。周武帝还特邀名儒沈重以“儒教”的视角去阐述佛道,并受到广大儒生的支持。

公元574年的第三次讨论会,北周武帝最终判定“三教”的优先顺序为“儒、道、佛”。虽然众多佛教高僧曾多次上诉武帝,不甘心让佛教排到最后,但武帝还是在五个月后下达《诏书》:明确以儒教治国、并全面禁止佛教和道教。而与北魏不同的是,北周武帝只是强制令全国僧人还俗,但未对僧尼斩杀。还俗僧人300多万、废除寺院四万余座。又在一个月后设立“通道观”,选取120个知名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道之间的沟通及关系。因此稳定了社会,还扩大了“还俗僧人”对社会生产建设的劳动力贡献。

目睹国力逐渐增强后的北周武帝决心研究军事,准备讨伐北齐。他还发明了“中国象棋”,以达到“寓教实战”的目的。公元575年7月,北周军队在经过多次演习练兵后,武帝发布《伐齐诏书》,率17万大军亲征洛阳。并严明《军纪》:禁伐树木、毁坏庄稼和残害当地百姓,否则“军法”处死!然而此次伐齐因武帝日理万机的勤政积劳成疾的病倒而无奈撤军。但武帝也看到了北齐皇室的奢靡享受和不理朝政,及北齐军队调动的指挥不力与士气涣散。在经过此次战场洗礼后的次年10月,武帝二次伐齐攻平阳。公元577年2月,北齐后主高纬在弃国逃跑后,最终被俘而致北齐灭亡,结束了中国北方自北魏以来长达43年的大分裂。

作者:刘博年,北京朝阳人,大学本科学历;爱好有电子、医学、金融、法律、英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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