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1397），大明迎来了三年一度的丁丑科二月会试。谁也未曾料到，这一场考场盛事，最终竟落到杀得人头滚滚的科场大案的地步。考官王府纪善（官职名）白信蹈等人下狱论死；年届八旬的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虽然侥幸逃得性命，也难免戍边的下场。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明初“南北榜”大案。
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就颁行了“科举成式”，确立了明代科举制度的三级考选之制，即由地方乡试到全国会试再到皇帝亲自主考殿试的入仕三阶梯，并以此为各级仕进之人选官授职的依据。这一带有“皇明祖训”性质的规定在此后一直相沿不变，成为科举史上行之达数百余年事实上的“永制”。明代给予取录的进士以极高的荣誉，其中一甲授进士及第，二甲授进士出身，三甲授同进士出身。其中一甲之状元授修撰，一甲之榜眼和探花分授编修，成为实质上的翰林官员。
洪武三十年的丁丑科二月会试，共取录了宋琮等51名士子。经三月廷试后，又宣布“以福建陈为状元”。事情的蹊跷在于，此榜所录取全是南方人，北方人无一中式，因此也称为“南榜”。北方落第举子一时“口语籍籍”“咸蜚语噪之”，放出谣言指责主考官刘三吾“南人，私其乡”，因而制造了一场科场弊案。
这实在是冤枉了刘三吾与其他考官。实际上，刘三吾是茶陵（今湖南茶陵）人，而会试第一名宋琼是泰和（今江西泰和）人，廷试第一名陈安是闽县（今福建福州）人，第二名尹昌隆是吉安（今江西吉安）人，第三名刘仕谔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们与主考官既不同府更不同县，连一个省都不是，如何谈得上是“私其乡”呢。何况，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连朱元璋都曾经感叹，“得三吾晚”，这样纯粹的一介儒生，怎么可能借科举考试来冒死舞弊。更不用说，当时，胡（惟庸）、蓝（玉）党狱已发，文字狱大兴。朱元璋已经把元老重臣接二连三地屠杀殆尽。其罪名之荒谬，株连之广泛，手段之残酷，直令朝堂上下的大小臣僚惶惶如惊弓之鸟，刘三吾手下一班人岂会熟视无睹，顶风作案？
刘三吾像
事实证明这些考官确实也是经得起审查的。舆论传入宫中之后，朱元璋特命侍读张信等12名儒臣复阅试卷，复查结果认为刘三吾并未舞弊违法，维持原榜不变。按说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谁知北方举人中又有人上疏告张信等人和刘三吾暗中勾结，故意将北方士子的劣等试卷呈送皇帝审阅，肆行欺骗。朱元璋闻讯更是恼羞成怒，下令处死白信蹈、张信等考官，状元陈等人遣戍，刘三吾以年老免死充军。随后朱元璋亲自阅卷，简单粗暴地钦定录取了任伯安等61人，并在当年六月发榜，以山东韩克忠为第一。此次上榜者竟全为北方人士（包括四川籍6人），故而又称“北榜”。
后来的《明史》编纂者认为这就是一起确凿无疑的科场舞弊，“科场弊窦既多，议论频数。自太祖重罪刘三吾等，永宣间大抵帖服。”考虑到《明史》成于清代，而清代科举弊案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每次都要杀得人头滚滚，清代史臣有这样的看法似乎并不足为怪。不过，“当局者迷”在这里倒也不一定成立，明代的当事人恐怕都很清楚“南北榜”是一场冤案。若非如此，刘三吾就不会在朱元璋去世后不久立即得到比较公正的待遇，被建文帝从流放地召还京城了。
南京科举博物馆藏《明状元图考》
其实，造成“南北榜”中北方士子全部落第的原因非常简单。元末的大战乱，主要发生在中原一带。百姓在乱世中求生尚且不易，如何专心于四书五经？客观而言，当时的北方文教水平确实不及南方，这是朱元璋无法依靠屠刀所能改变的事实。洪武年间（包括南北榜最后录取的61名北士）各科进士共867人，其中南人620人，占71%。即使是在“南北榜”案大开杀戒之后，从1399年至1424年之间的9榜进士中，共录取进士1938名，其中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市）、浙江、江西、湖广（今湖南与湖北）、福建、广东这些南方省籍进士达1621名，仍占总数的83.6%之多。以此看来，应该说作为主考官的刘三吾确实是在择优录取秉公办事。此人最后落得一个充军发配的下场，实在是做了南北文教水平差异的替罪羔羊。
到了洪熙元年（1425），“南北榜”之争的余波才算平息。当年，名臣杨士奇（江西人）向明仁宗提出，“科举当兼取南、北士”，“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彀矣”。仁宗感叹：“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为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矣。”此后明代科举才逐渐形成了南北分区取士制度，尽管地域取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存在，就像明人所说：“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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