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年前，年仅 19 岁的加拿大少年泽维尔·多兰从大学退学，自编自导了电影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2009），以自传体风格成为当年戛纳电影节备受瞩目的新锐导演。此后，他以平均 1.5 年一部长片的速度保持创作。多兰的高产暴露了他某些方面的稚嫩，如《只是世界尽头》（2016）被很多媒体批评为过度沉溺于自我世界、无聊乏味、“就像一部 MV”，尽管该片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主评审团大奖也不能挽回口碑上的滑铁卢。今年 9 月，最新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亮相多伦多电影节，目前负面评价居多，“烂番茄”新鲜度评分仅 8%。
节选出几位国外网友给出的评价：
“一部半成品，笨重，冗长的内心戏。”
（A half-baked, cumbersome, overlong psychodrama.）
“多兰的电影成为他糟糕倾向的受害者。”
（Dolan's film falls victim to his worst tendencies.）
“一项令人惊叹的技术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唯我主义中黯然失色。”
（A work of stunning technique eclipsed by its increasingly jaw-dropping solipsism.）
可以看出很多观众不满于多兰的自恋。
新片的失败还不至于影响多兰的创作前途，毕竟他每部作品都拥有足够的话题性。多兰 10 年拍了 7 部长片，我们也越来越能看清他和这个时代的关联，可以对他的艺术探索进行一次阶段性总结，总结他这 10 年来“杀”了什么，以及他的反叛最终可能面向的未来。
撰文 | 范文，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编辑 | 萬桑何
他杀了权威
加拿大裔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在某种重要意义上，美国只有一种男人完全不用感到羞愧：年轻、已婚、白种人、城里人、北方人、异性恋、新教徒、有子女、受过大学教育、全职、气色好、够重、够高、近期有运动记录。”在严苛的社会区分标准下，大部分美国人都处于随时会感到羞愧和被污名化的境地。
△泽维尔·多兰 (Xavier Dolan)
多兰也属于在生活中会被污名化的一类人，他是同性恋，个头不高，不强壮，除此之外，他还有恃才傲物者的通病——脾气暴躁、叛逆、不和群，这些“缺点”都导致了他的自卑和压抑，并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于是他用电影与世界对抗，女性、同性恋、变性人、艾滋病人等弱势群体都是他表现的对象。在一次采访中，他表示对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男性毫无兴趣，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抵抗，看不到反叛的可能性，他们代表了权威。
△多兰的女装造型
多兰在电影的角色设置上反叛了男权社会的权威，在题材选择上，他反叛了西方典型家庭模式（一夫一妻制）的权威。
家庭观念是嵌入在人们精神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成立家庭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来源。但对于某些人而言，家庭却是痛苦的根源，要么在原生家庭中无法获得爱，要么由于个性孤僻或性取向问题不愿成立家庭。此时，合乎社会期待或合乎法律的家庭对他们来说就是压迫的来源。于是多兰在电影中很少表现家庭的完满，不是母子关系紧张的单亲家庭，就是为了寻找真实自我而离婚的家庭。
△多兰的女装造型
发达国家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独居状态。美国社会学家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指出，“1950 年代，美国人口中只有 22% 的人单身生活，而今天，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正处于单身，而其中，3100 万人独自生活，差不多占到了美国成年人口的 1/7。独居人口占到了美国户籍总数的 28%，这一比重使之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家庭形式，甚至超越了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
△《我杀了我妈妈》剧照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也描述了类似的现象，日本“1990 年出生的女性的终生未婚率将增加到 23.5%，剩余 76.5% 的人中有 36% 离异，加起来有 51% 的女性为单身，或单身母亲。”
一个温情脉脉的时代正在远去，一场家庭变革正在冲击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家庭关系的多样化是现代性的命题，也是多兰作品受到青睐的原因。家庭结构瓦解的背后是传统价值观的式微，也是个体意志的释放，因此多兰个人的反叛也传递了时代的反叛。
他杀了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爱情，多兰对亲密关系渴望至极，却一次次从中受到伤害，于是对亲密关系的维系怀有深刻的怀疑。至少他目前的几部作品都刻画了亲密关系带来的疏离。
《我杀了我妈妈》（2009）、《妈咪》（2014）杀了母子关系；《幻想之爱》（2010）、《汤姆的农场旅行》（2013）杀了爱情；《双面劳伦斯》（2012）杀了婚姻；《只是世界的尽头》（2016）杀了家庭。
这 6 部电影都是多兰自身体验的写照。他深爱母亲，却与母亲矛盾激化、隔阂渐深；他幻想爱情，换来不欢而散；他怀疑婚姻，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无人能伴；他逃离家庭，想象着告别世界前才能正视无法割舍的亲情。
△《我杀了我妈妈》剧照
为什么多兰对亲密关系如此纠结，一句“人本质上是孤独的”可以解释吗？不，虽然人本质上是孤独的，但不妨碍在亲密关系中缓解孤独，无法和他人维持亲密关系在心理学中或许会被界定为具有某种性格缺陷，多兰本人也确实比较情绪化，性格不稳定，容易狂躁。但心理学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只是一种性格缺陷，电影就不会引起观众共鸣了。所以对亲密关系的疏离不只是多兰的个人体验，还是时代的特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和法国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都发现西方社会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种社会性的“自恋主义”倾向，和西方文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不同，个人主义追求个人奋斗，积极推动社会变革，以及维护家庭的稳定和温情，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可以看作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英雄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抛弃家庭，对家人的爱至死不渝。
△《我杀了我妈妈》剧照
社会性的自恋主义是个人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延伸和演变，当物质生活持续丰裕，个体越来越沉浸在消费带来的愉悦中，需要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独自做出选择，不再遵从宏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社会目标，而将一切公共议题都转化成心理和情感的诉求，躲在“最小限的自我”（the minimal self）中抵御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紧张和冲突。然而，人们越是活在微观的自我世界，就越会陷入焦虑和彷徨，想通过建立人际交往满足自我需求，却发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由此体验到冷漠与幻灭。因此，自恋主义的现代人十分孤独，“不再强调与他人保持一致，也不再关心他人，而仅仅保持着自恋主义式的、最小限度的自我认同。”
多兰不否认他的自恋，不过他的自恋也是时代赋予的自恋。
他杀了距离
距离有两层含义，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
多兰就像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一样以自己为素材进行创作，弗里达说：“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人”。多兰也是孤独和痛苦的，他也直接将自己作为创作源泉，在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中大胆袒露真实的母子关系，之后的所有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自传体的痕迹，无保留的自我呈现带来最直接的情感冲击。
△《妈咪》剧照
多兰 2013 年以前的影片常常自己担纲主演（除了《双面劳伦斯》），这些作品尽力从心理上拉近观众和诉说者之间的距离，从 2014 年《妈咪》开始，他将工作的重心转向幕后，这时的多兰开始尝试通过镜头语言拉近观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妈咪》采用 1：1 的正方形构图，灵感来自社交软件 Instagram 的照片呈现方式，多兰认为切掉多余的信息可以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物身上，画幅上的大胆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功，启发了冯小刚用圆形构图拍摄《我不是潘金莲》。
△《只是世界的尽头》剧照
《只是世界的尽头》没有在画幅比上做文章，而是采用大量特写镜头进行拍摄，这一做法遭到了非议。通常而言，电影会采用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等镜头的切换控制叙事节奏。多兰一改惯常的镜头语言，全片大多数时候采用特写和大特写，极大压缩了演员之间的空间，拉近了观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感，也许他本意为了突出人物的情感波动，实际上却暴露了对话内容的空洞。
我们只能猜测多兰大量采用特写镜头背后的意图，也许试图通过挤压空间，逼迫观众、演员聚焦于一些容易被忽略却真实存在的情感矛盾，也许是冷漠背后的渴望，也许是热情背后的迟疑，也许是顺从背后的反叛。
△《只是世界的尽头》剧照
中国人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拉远距离往往能看清人和事，或将暧昧不清悬置于遥远的距离中；与此相对，现代性的视野追求清晰和靠近，自然科学用显微镜、望远镜靠近观测对象，社会科学用实证调研介入不同社群，摄影艺术和电子屏幕也都越来越高清。多兰以视觉刺激呈现了现代性的靠近，放大了每一个角色的情感波动，然而逼仄空间内的情绪堆叠反而让每个角色失去了独立性，他们好像仅仅活在多兰的内心世界，都是多兰主观情绪的投射，失去了距离赋予的客观性。不过这恰恰是多兰“自恋主义”的又一种验证，他的内心世界还不够广阔，未给必要的距离留下空间。
△《妈咪》剧照
反观伊朗导演阿巴斯、台湾导演杨德昌等 1940 年代出生的导演，擅长用冷眼旁观的镜头语言纪录人物群像，在影像中留有足够的空间。冷眼旁观是否代表价值上的客观中立，是学者型精英主义视角的体现呢？至少出生于 1989 年的多兰不喜欢，他是带着耳机沉浸在自我世界中成长的一代，属于他们的潮流是从微观视角看待身边的小时代。
他还杀了什么？
二十世纪的文化战场波澜壮阔，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关注价值、意义和文化生产的社会，统治阶级支配了文化和价值的定义权，在这种情况下抗争者只能诉诸“唯一或可逃开支配的事物”来对抗社会支配，这一事物就是“自然”，自然的范畴包括身体、欲望和潜意识。
于此同时，反抗没有尽头，尤其是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一无限分裂、瞬息万变的领域。利波维茨基用“无使命的革命”来形容这场变革，没有计划、没有受害者、没有叛徒、也没有政治框架，“不管是哪一类事端，其所唤起的‘高涨’都会慢慢地消退，其结果便是这些问题被社会加以大范围地中性化和平庸化。”
△《双面劳伦斯》剧照
反抗的尽头是虚无吗？
死亡的隐喻大量出现在多兰的电影中。《我杀了我妈妈》用“杀”表达母子关系的冲突，《汤姆的农场旅行》是一场葬礼中的插曲，《只是世界的尽头》是男主临终前最后一次家庭团聚，《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显然也关乎生死。也许，对于多兰来说反抗是生存意义的来源，反抗的尽头是虚无，虚无等同于死亡。
△《我杀了我妈妈》剧照
今年，一部表现虚无的电影备受瞩目，根据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改编的电影《燃烧》，是一个“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故事，是一个消耗生命如同废旧塑料棚燃烧一空的故事，是“没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的故事。影片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争议集中于片中的细节和线索究竟是实还是虚，如果抱着一切皆实的心态去推理片中的细节，就会将影片归为故事没讲清楚或是毫无意义的烂片，但抱着一切皆虚的态度理解，就会惊叹于影片的深刻性和现实意义。
△《幻想之爱》剧照
1950 年代，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问世，这部戏剧直指现代人的虚无，“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此后，虚无的主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现代艺术中。被誉为“美国电影界惟一的知识分子”的伍迪·艾伦就是虚无的典范，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以一场突如其来的艳遇打破平静，风波过后尘归尘、土归土，每个人又重归原来的生活轨迹。同时，伍迪·艾伦展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新型人格，极度关注自我的“心理的人”，在政治失去对私人生活影响力的背景下，关注公共问题的“政治的人”已经远去，“心理的人”只在乎自己的体验，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也许多兰没有看清反抗背后的虚无本质，他将空间压缩得太小，只放得下他自己的内心，以为近在咫尺的反叛就是真实。
△《我杀了我妈妈》剧照
多兰曾表示他拍电影不是为了表达反抗，那样会使影片从一开始就陷入僵硬的模式。无论他是否替少数族裔宣泄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权力话语的抵制，还是单纯的自我表达，在现代文化惊人的自我消解作用下，都会转化成空洞贫乏的陈词滥调。不知多兰在耗尽旺盛的创作欲之后，是否会发现当自恋主义遇上反抗的虚无之后，才会撞上由焦虑、苍白、空洞编织成的现实之墙。
于是，他杀了权威、主流、传统、亲密、空间、距离，最终发现，他也杀了自己。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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