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二年（1807），安徽颍州霍丘县接到一起发生谋杀亲夫的命案，一妇女顾氏伙同奸夫杨三等人把自己亲夫范寿子杀死，并烧尸灭迹。
范寿子因家贫，长与父亲在别村做佣工。该村老妇顾氏膝下无子，只一女，因此便招范寿子为上门女婿。范寿子的生活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善，因为顾家也穷，以卖馄饨为生，不过比范寿子四处做工稍强。范寿子入赘后的第二年正月十四忽然不见，顾媪让义子杨三四处寻觅，一直找不到，范父据此怀疑儿子被害，屡次到顾家寻人闹事。
因痛骂杨三，可能涉及到家产之类的事，说杨三别有用心，怀疑儿子的失踪与杨三有关，结果被杨三推倒，痛打一顿。范寿子的父亲就俱状上县呈控。
知县王某经集中审讯后仍不得详情，无法判断。正好他所雇的一个奶妈和顾家同村，王某就问她是否知道顾氏之婿被杀的事。奶妈回说有听闻，好像是因奸情致命。王某信以为真，成竹在胸，对杨三重刑严讯，逼其招供。
因摊上这个糊涂官，不勘察现场，不问四邻查证，不查失踪原由，就靠儿子奶妈断案，杨三遂熬刑不住，只得诬服：顾氏与杨三有奸，杨起意与其母女将范寿子打死灭口。王某又问尸体所在，如说不出来，便要大刑伺候。也亏杨三聪明，竟编出一个惨绝人伦的慌话来。他说杀死杨三后，当下唤顾氏之弟与雇工，帮同砍成八块，入锅蒸成汁，泼入土坑，将骨烧成灰，最后灭去一切痕迹。这下就非杨三一人有罪，又拉出几个垫背的。
所有被杨三牵扯的人，重刑之下不得不招认，案情遂定。招解至府，也无异词。杨三为免再次受刑，先后供出血衣、残骨、凶器等佐证，被送到省里复审。复审官吏均是从各府州县抽调的有丰富侦讯经验和实践经历的官员，安徽省提刑按察使李书年令凤阳府通判高廷瑶与某知县共同复讯。
经多次审问批驳，李书年见一干人犯的供词仍说得熟练顺溜，不由怀疑案情的真实性。因此他一面下文传死者亲属和有关物证到省，一面委托高廷瑶和某知县复审。结果证词、供词都相符，某知县回复：“供词确实，不会有错。”而高廷瑶则摇首反对：“供词是假的（此案出入殊巨，未可即定也）。”
李书年问高廷瑶：“你有何根据说这些口供是假的？”高廷瑶说：“范寿子在岳母家，正月十三晚间还与岳母、妻、妻弟等人一同外出观灯，事完返回，应是二更时分了（约晚十点），后又外出斗牌，已是三更时分（十二点）。范顾氏和杨三、母亲、弟弟等商定，各持器械将范寿子打死，已是四更时分（凌晨两点），又将尸体支解煮汁，捞起骨头来再烧成灰，然后把肉汁倒入土坑掩埋。人肉未曾煮过，但猪肉是天天买来煮吃的，煮烂必须一、二个时辰，如要熬成肉汁，没有一昼夜的时间是完全不可能的。四更到五更，才几个时辰？这是供词最可疑之处。再者，范顾氏住在集镇，前后左右都紧挨邻居，死者被打致死，难道没有一点声息？烧骨的臭味，难道未被旁嗅到？这道理最明白不过了，正说明此案另有内情。”
李书年颔首：“的确如此，且根据口供，煮肉烧骨，而肝肺肠肚还没有着落，看来可以从这儿追根究底，或许另外会发现线索。”
第二天复审，某知县知自己本事有限，同审难免丢脸，便称病不来，让高廷瑶一个人审。高廷瑶先是传范父到堂：“你儿媳罪拟处以凌迟，杨三斩首，媳母、媳弟及雇工都处以绞刑，下在死牢待秋后处决。如此判决冤不冤？”范父回答不冤。
高廷瑶说：“你儿媳五人正法后，若你儿子又出现，那一干人等的性命，你都应抵偿，你可愿立下保证？”范父闻言慌神：“我只是上告儿子长久未归，至于因奸情被人谋害的情况，由官府审定，与我有何相干？” 高廷瑶遂将各犯一一详加审问，各犯供词仍与以前相同。
他问道：“你们招供把人肉煮了，把骨烧了，那肝肺肚肠何在？”人犯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顾氏及其弟顾三麻子登时明白，这位审官已看出其中疑点，立即大叫冤枉。高廷瑶说道：“范寿子若是活着，定可伸冤，或是全尸，也可追根究底。如今既无尸体，你们这些人又不能供出别的情节，凭什么说冤枉？”
顾三麻子说：“地保和我们一起来省里，他说此案实在冤枉，但解差关切地嘱咐我们，按察司衙门复审，如有翻供的人，就夹一夹棍。因此地保不敢乱说。”高廷瑶马上提地保来问：“此案是官府查访所得，还是死者亲属告发？”地保回道：“死者父亲四月初告状，官府命令差役李遥同小人一起查访，我们访至范寿子姨父陈大凤家，陈大凤已外出，他妻子说范寿子十五日来拜年，住了一宿，十六日吃了早饭便走了。”
这是一个重要情况，高廷瑶于是令人提审李遥，李遥的供词也完全一样。高廷瑶问：“这些情节，为什么不向官府汇报?”李遥答道：“小人回县，本打算禀报官府，正值案已审定，就私下告诉看门的差役，没想到反遭斥骂，因此不敢再多言。”高廷瑶将此情节禀告李书年，等李书年委派人员提陈大凤质询时，霍丘知县王某已被撤职，派了一个姓陈的知县去接替他。高廷瑶对陈知县说：“范寿子的案件不了结，终究是您的累赘，不可不严加防范。假使府、县两级官府嘱咐陈大凤不得承认，将怎么办呢？您到任后，先将陈大凤交予李大人派来的人员，等陈大凤离去之后，传陈大凤之妻，从其妻之口取出真实的口供，派专人送来，使任何人不能翻案。此事要秘密进行，不可泄露。”陈知县答应照办。
过了十几天后，高廷瑶接到陈知县的回报：陈大凤之妻已问明白，范寿子十五日晚在他家过夜，十六日吃早饭后离去，并将陈妻口供一纸呈报审阅等等。高廷瑶于是留下陈妻口供存案，等到李书年委派的人员押解陈大凤到省里审讯，陈却招供说：“正月十五，范寿子确实未到我家。” 高廷瑶取他妻子供词给他看，他一看就哑口无言了，问他为什么不供认，陈大凤说：“本地的官府嘱咐说，如果供认范寿子正月十五在家住过，那么这个案子就没有出路，所以嘱咐我不要供认。”假如没有他妻子的口供，此案又不能翻过来。
李书年下令将五人交保候讯，责成该县查清范寿子的踪迹。此案延搁半年之后，一天突然有人到提刑按察司的大堂上哭喊，自称是范寿子，以前因赌博欠债，被人逼迫，潜逃到河南，昨遇邻人告诉他家中遭难，所以赶来自首。李书年令人传诉讼的双方前来认人，果真是范寿子。至此，这个案子才搞清楚。
范寿子回家后，霍丘知县正好到省城，这天是除夕，颍州知府也在省城，他们与其他官员前往巡抚官署贺年，巡抚说：“今日本不想见你们，因范寿子已回，不得不见。倘非高大人（高廷瑶）细心研鞫，竭力平反这起冤狱，那五个人就已经伏法，今天将何以自处，诸君还能安然过年吗？”又回顾颍州知府说：“你一直对重审此案有怨言，现在范寿子是死还是未死?”
颍州知府长跪请罪，巡抚又说：“乾隆年间苏州有一个案子，与此相类。有轿夫左脚大指骈生，共六指，抬轿度日，出门两月馀了。一天水漂一具尸体到沙滩上，左脚大指亦骈生，地保去告知轿夫的妻子来辨认，皮肉都已腐烂而六个脚指却还在，其妻误以为是她丈夫。官员审判为妻子与人通奸推夫堕水，照例正法。后几天。轿夫回来了，邻里以为白日见鬼，都躲避他。他说日头正当顶，怎么会有鬼？我是人，不是鬼。众人把几天前其妻凌迟、奸夫斩决的变故告诉他，他号哭至县署击鼓鸣冤。知府、知县、地保都被判抵命，巡抚、按察使遣戍。这是以三条命抵两条命，现在五条命如何抵法？” 颍州知府面色如灰，各官骇然。
高廷瑶当时是通判，通判的别称是别驾、通守。同知与通判都是知府的佐贰官，同知的品秩比通判略高，是正五品，职掌也相仿，皆分管粮、盐、防务、缉捕、河工、水利等，各府不一。同知、通判都是闲曹，通判的品秩比府属州的长官知州还低一级，所以每每为州县官所轻视，也难有所作为。当时称同知为“点头大老爷”，通判为“摇头大老爷”，意谓州县以公事报告时，点头表示不敢持异议，摇头表示不敢发表意见。
高廷瑶任通判多年，却做得很出色，所到之处，都为大吏看重，倚为左右手，哪里有棘手的事情，就派他去处理。嘉庆十三年，正值考核地方官吏，两江总督铁保至函安徽巡抚董教增，问他举荐何人、弹劾何人，董复函说安徽省的道、府、州县的正印官都只能勉强供职，卓异的只有一个高通判，我打算举荐他。
贵阳旧谚有“唐家顶子，华家银子，高家谷子”之说。唐家的官多，华家的钱多，高家的地多。高廷瑶即出谷子高家。廷瑶父祖虽积田产，但未入仕途，高家世宦自廷瑶始。廷瑶字青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四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嘉庆六年（1801），定番、广顺苗民暴动，高家有田在定、广，多识当地人，故当事者延请廷瑶前往安抚。事毕，赏六品顶戴。次年大挑一等，以通判用，选授安徽。举人大挑，最高只能得任正七品的知县，高廷瑶得正六品的通判是个特例。
高廷瑶后来历任庐州府、凤阳、颍州三府通判，晋凤阳府同知，后升广西乐平知府，调知广东肇庆府、广州府。一生历任之职都是中下级官吏，因此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民间奇案。道光七年（1826）高廷瑶致仕回籍，四年后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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