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安居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荣宝斋都无法比肩故宫博物院，但在当代书画家的心目中，荣宝斋的地位庶几与故宫博物院相等。这是基于，由两者公开展出的传统书画作品，尽管各有侧重，对书画家、书画爱好者而言，荣宝斋和故宫博物院则同为行无言之教的审美“大学校”。
是故，书画家、书画爱好者每每会把荣宝斋和故宫博物院作等齐观，也视其为传播书画之美的神圣殿堂。
当下的荣宝斋较之以前，可谓声誉日衰，在书画家、书画爱好者眼中，荣宝斋早已不像原来那么高大了。而让人感到最为费解的还在于，一家享有350年盛誉的文化艺术老店，在最近的十多年间，为什么总是热衷力挺、乃至无底线吹捧画艺庸俗、低下的范曾呢？这的确不可思议。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反正在近十多年以来吧，每年春节之前，荣宝斋都要专门为范曾主办一场规模盛大，场面豪华的“迎新书画展”。在这一展事的对外文宣中，荣宝斋最初对范曾的“封号”是“大师”，继之又晋级为“巨匠”“大儒”，如此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封～号”，被社会公众广泛诟病、讥讽、批评后，荣宝斋似乎懂得了收敛，悄然之间，收回了以上对范曾曾有的“封～号”。这是荣宝斋自觉理亏兼有汗颜的隐形示意吗？
在今年2月1日开幕的“诗笺宝瑟墨醍醐——荣宝斋范曾龙年新春书画展”的官方文宣中，荣宝斋就不敢如往年一般，再把范曾“册封”为名实不符的“大师”“巨匠”“大儒”之类了，而是改变套路，更换了另外一种略有“内涵”，稍微“含蓄”的吹捧方式——“（范曾）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先河”等。范曾的画艺书艺俗气熏天，假如俗气透顶如范曾类型的作品都能“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是否意味着中国画创作的末日已经来临？在我看来，荣宝斋用“含蓄”的手法替范曾瞎吹牛，还不如赤裸裸地将其呼为“巨匠”“大儒”来得直接、痛快。
至于荣宝斋定义范曾的“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先河”一语，同样令我们感到莫名其妙。“新古典主义”的概念自18世纪在欧洲诞生起，无论运用于哪一个艺术领域，其内涵、外延不外乎是在继承古典主义风格的基础上，更要有所创新，即以“新”的古典主义审美范式来区别“古典主义”的审美范式，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儿的“汲古出新”。范曾的中国画创作与传统中国画的联系不大，他的传统笔墨功底，直称孱弱到了极点；而其所谓的中国画“创作”，不过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和“复制”。因之，范曾的书画不仅与“古典主义”扯不上关系，且与“新古典主义”也扯不上关系。
荣宝斋把画艺书艺恶俗的范曾大肆吹捧为“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先河”云云，实质上是一种自损文化公信力的行为，真是得不偿失。在传统文化的道统中，一个国家、一个集体，包括一家企业欲稳定发展，首先要立足于“敬事而信”，其次才有“无信不立”之说。荣宝斋把俗的说成雅的，把丑的包裹为美的，岂止又是“失信”那么简单，简直就是公开宣导“以俗为美”“以丑为美”了，从这层意义上考量，历年由荣宝斋主办的“范曾迎新书画展”，自是充溢着“反审美”的意味，荣宝斋从美的传播者，而今堕落为美的破坏者，如何不让我们为之嗟叹不已呢？！
或有人说，荣宝斋是一家企业，它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立足于赢利赚钱，是无可厚非的，它为范曾操办画展，售卖范的书画作品，能够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拙见以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荣宝斋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如酒店饭店、养猪场养鸡场等，它是一家拥有35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企业，既是文化企业，必要先讲文化格调，一家文化企业涉足的“文化项目”，推出的“文化产品”如不精不深不雅，又怎么可能做强做大呢？
备有真正文化意味的“文化项目”“文化产品”等，一定是又精又深又雅的，比如以过去的70年为观照，由荣宝斋代理、推出的画家及作品，老一代的书画家如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启功等，再到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中青年书画家中的翘楚人物，他们的作品正可用“又精又深又雅”来形容。可以这么说，一家文化企业从事文化产业的创造，也只有把自己的根脉深深扎根于对“精深雅”文化的精耕细作中，才会树立口碑，行稳致远，实现经济收益、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我不否认范曾作品的商业价值，但是我又敢拍着胸脯断言，范曾的书画作品没有学术、审美、文化价值，范曾的作品能够在社会上产生所谓的“影响力”，实为鄙俗文化、商业文化等低质文化凌驾、反超高雅文化的结果。而荣宝斋以350年文化老店的信誉，来为范曾的劣质书画“背书”，正使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书画艺术变得庸俗、粗浅、轻薄、拙劣、空洞、可笑，甚至徒有虚名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由荣宝斋隆重推出的这样一个“文化产品”（被包装为“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的范曾书画作品），不唯使我们很难再对传统文化、书画心怀挚爱、虔敬，而且因范曾拙劣书画作品所引发的社会性、普遍化的审美降级危机等，更加不可估量。
众所周知，导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其辉煌正是聚焦于人文精神的辉煌，而非“泉～力”、金钱意志的辉煌。由此可见，文艺复兴运动又是对美的复兴，不是对崇尚“拜～泉”“拜物”价值取向的复兴，概括性的加以总结:富有人文关怀的大美，恰恰是对功利主义的删除。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文化复兴运动，它所生发出的影响力，业已远远超越意大利以及全欧洲，它已然流传至全人类的文化基因中。文艺复兴运动带给我们的启示则体现为，最伟大的文艺文化复兴来源于创造，而非破坏。放眼人类的历史，一切以破坏为代价的所有“复兴”，都将以失败告终，最后只留下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而无它。
以上述为是，不难发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明虽然一次次被野蛮毁灭，但又一次次出人意料地涅槃重生。不管文明怎样演变，人性永远不变，人性对美的追求、渴望永远不变。无数事实也反复证明，在一片无法确立美、追求美的土地上，就只能追求丑和俗了，嗣后能够得到的结局，注定是虚骄和庸俗横行。当虚骄、庸俗横行于世，文明随之堕落，甚至流于湮灭。因此，大到一个民族也好，小到一个文化企业也罢，它们的文艺文化复兴、发展、辉煌等，不在于拥有金钱的多寡，不在于取得了多少惊爆人眼球的商业价值，而在于它能否建立一种让全体国民为之效仿的美的范式，以及让所有渴求精神进步的国民，来主动继承、推扬这一伟大、瑰丽的文化传统。
不带偏见评价，范曾的书画作品无疑难以在这片葆有数千年历史的土地上，被确立为一种美的范式，其书其画均是恶俗、肤浅、浅薄的象征，其书其画谓之是对美的一种破坏、反拨、倒挂也毫不过分。把范曾恶俗到极点的书画作品赋予“美”的名份，是对美的毁灭，还是对国人之创造理想的毁灭。
在书画家、书画爱好者眼中一度被看作书画雅文化“圣地”的荣宝斋，今天却为推广低级、庸俗的范曾书画不遗余力，实在是一件令我辈欲哭无泪的荒谬之举。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爱惜、尊重自己的传统艺术，为眼前的利润最大化不惜自砸招牌，恐怕再伟大的艺术也要名存实亡。作为企业的荣宝斋，当然需要赚钱盈利，可是荣宝斋“企业”的前置还挂有“文化”两个字，而荣宝斋能绵延350年屹立不倒，何尝不是筑基于“文化”二字，设若荣宝斋放弃了对民族文化理想、文化信念的不懈追求，即便它能赚到再多的钱，它的文化尊严也将荡然无存。这就是说，当下的荣宝斋与过去的荣宝斋相比，已非用弘扬发展文化艺术来赚钱，而是依靠破坏作贱文化艺术来赚钱，荣宝斋在最近的十多年间，于每年春节之前，按时按点为范曾拙劣的书画作品摇旗呐喊，拼命鼓吹，足可解读为对自身文化信誉、尊严的严重践踏、玷污。以拙眼来看，荣宝斋正用饮鸩止渴且颇为“野蛮”的方式赢利，这俨然违背了它三百年文化艺术老店的基本经营宗旨。荣宝斋前贤在天之灵假如知此，将情何以堪？！
当代书画艺术创作的高峰，不能靠资本的虚火炒作和失去底线的胡吹滥捧来培育、缔造。在去年举办的“范曾迎新书画展”中，范曾的画作卖至80万每平方尺，书作卖至20万每平方尺，这一完全脱离市场实际的售价，其实就是一种金钱的游戏，与市场、艺术失去一切关联。
当以精神创造为主体的艺术，衍为一种纯粹的商业化金钱游戏，这又如何会促进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个文化企业的文化积累与提升，而这种以金钱游戏为主导的艺术市场观，一旦固化为常态，平庸化、低俗化、贫乏化的书画艺术创作，必然成就为当代书坛画苑的唯一主流。荣宝斋本来是引领当代书画艺术创作及市场运作正向审美范式的权威评估平台，然而，今天的荣宝斋为了现实利益，面对全社会，竟然无厘头地把范曾评估为“大师”“巨匠”“大儒”“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等等，这分明是对艺术高贵尊严的戕害，荣宝斋之“罪”，以此为最大，评价为“罪莫大焉”，亦并不为过。
当代人看待范曾，对于其人、其艺、其学，已犹如笑料，那真是不值一哂。范曾的人，不过是一个善于“墙头草，随风倒”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其他不说，仅以他的《辞国声明》和《归国声明》为示例，可证他为人的“反复”和“实用”；范曾的书画创作用“恶俗”两字概括，已不须再多置一词；客观说，范曾的学问比之当代书画家略高，此当代书画家不学之故，但在学界来说，范曾之学又属空中楼阁，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先生对范曾“学术著作”的系统批评，诚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读者诸君可于网间搜阅参看。
范曾遗人笑柄，自不待言。与之同理，荣宝斋把本为笑柄的范曾评估、评价为“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者，一样在笑柄之列。当下由荣宝斋主办的“范曾迎新书画展”，当为荣宝斋350年历史上最大的笑柄，这是极有可能的。悲哉！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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