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一位华人女性领导。
她15岁考上大学，19岁成为大学老师，22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9岁那年，她突发疾病导致双目失明。之后丈夫提出离婚，把女儿带走。
37岁时，她报考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论文获得哈佛最高分“A+”，被导师称为“中国的软实力”。
她就是杨佳，在失明之后，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努力逆风翻盘。
杨佳，从小就是一个学霸一样的存在，15岁那年，在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一的杨佳，由于在中学生数学和英语竞赛里面都取得了好成绩，本来不该参加高考的她，在学校的推荐下去考试了，没想到一下就考上了。
就这样，15岁的杨佳上了大学，郑州大学英语系。
当时杨佳是班里年纪最小的那个，学校的教导主任觉得她太小，说等过一两年上大学也不迟。
但是，杨佳和家人还是决定接受这个全新环境的挑战。
当时学校宿舍规定晚上9点钟拉闸熄灯，睡在上铺的杨佳，半夜醒来发现还有灯光，原来下铺的一位同学是头上戴着一顶矿工帽，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书。
这种精神感染了杨佳，她也不敢懈怠。
为了把“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杨佳学习非常努力，每天晚上她床头的蜡烛都是亮到后半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佳的成绩在全系都是佼佼者，而且那些一度不把她当回事的大哥哥、大姐姐自叹不如。外籍教师都对她的写作能力和英语听力感到惊讶。
因为学业优秀，还没等到毕业分配，杨佳就被提前留校，19岁的她成为校园里最年轻的大学英语教师。
当老师那年的夏天，杨佳被任命为高考阅卷老师，在开封的河南大学里。
那天很热，杨佳扎了个马尾，穿了条花裙子，高高兴兴就去报到了，没想到门卫一下子就拦住了，操着开封话说：“回去吧，回去吧，现在不让查分。”
原来门卫是把杨佳当成学生了。
也难怪，当时杨佳才19岁，不正是参加高考的年龄嘛。
幸亏杨佳的同事及时赶到，说：“让她进去吧，我们是一块的，她也是阅卷老师。”
就这样，门卫才让杨佳进门。他进了门以后，门卫还在那儿自言自语：“这是咋回事咧？”
19岁的杨佳成为校园里最年轻的大学英语教师。
站在与自己几乎同龄甚至年长的学生面前，她初次品尝到了授业解惑带来的自信与乐趣。
然而，她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她想继续深造。
经过努力，两年后杨佳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
或许，杨佳注定就是要当老师的。她研究生还未毕业，就常常被自己的老师派去代课。
杨佳教的是英语写作，一般这门课都由外籍教师来担任，但学校希望培养自己的写作老师，就指派杨佳去教，教了整整8个学期，效果很好。
在课上，学生们喜欢她的讲课方式，还经常为她献花，无形中竟给另外的老师带来了压力。
这时候的她才24岁，可以说是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就在杨佳决定在老师这个行业里大展拳脚的时候，她们人生迎来了最灰暗的时刻。
1992的那段时间，杨佳看书经常看错行，走路总是因视物模糊而崴脚，走到哪儿碰到哪儿，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当时杨佳并没有觉德很严重，认为换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到后来她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发展到连一个字都看不全的地步。
后来经过同仁医院的医生诊断，杨佳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罕见病，失明将不可逆转。
这个消息对杨佳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刚开始的人生就要结束了吗？
杨佳的父亲一夜白头。
之后杨佳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中医西医都看了，包括针灸和非常痛苦的“球后注射”，但是都无济于事。
最终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杨佳醒来睁开眼睛后是一片漆黑。
失明让杨佳痛苦，但是更让她痛苦的是丈夫要和她离婚，而且还要把女儿的抚养权要走：“你这个样子怎么能把女儿养好”？
面对丈夫的质问，杨佳无话可说，她只好放手。
杨佳突然感到非常悲哀：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搞不清的人，她生命的位置又在哪里？
半途失明的人，就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在两个世界里痛苦、徘徊，既怀念过去的时光，又畏惧已经存在的现实，这是一个难熬的心理历程。
“我该怎么办，是在迷茫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
最终，她选择在逆境中重生。
还好，杨佳的父母一直是她坚实的后盾。
在父母的鼓励和帮助下，杨佳开始像个孩子一样重新学会穿衣、吃饭、走路，用盲杖“看路”。
她还要转换阅读的方式，学会用指尖去触摸点状的文字，不仅是中文，还有英文。
由于盲校不收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她就四处拜老师，通过电话得到一些指点。她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听觉能力，一箱一箱地买磁带收录电台的英语广播，积攒各种资料。
后来杨佳决定重返讲台。
年迈的父亲对她说“爸爸就是你的拐杖”。
无论春夏秋冬，父亲拉着杨佳的手，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
为了不迟到，杨佳6点就在赶路了。
有一次，地铁里的人特别多，杨佳被挤得一脚踏空，一条腿掉进了地铁和站台的缝隙里，结果，被父亲像拔萝卜一样拔出来，等杨佳坚持到学校上完课回到家时，裤子和鲜血已经粘在一块，脱都脱不下来。
杨佳没有因为看不见而降低自己的教学标准，她依然被评为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
虽然看不见，但是杨佳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为了做到精确，她用贴在黑板上的左手丈量尺寸；为了使用语音教室操作台上的各种按钮，她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
新学期第一堂课，杨佳总要尽量多地提问学生，学生们也不会知道，那是她在用心记住大家的声音。
几节课下来，许多学生居然都没有察觉到杨佳是一个盲人。
失明后，杨佳还写作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等书，被多所高等学校定为研究生教材。
为了教好课程、编好教材，她每天早早起床，收听当天的英语新闻，晚上很晚才睡。
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却从未阻止她。他们知道，女儿此刻正在与自己的命运交战，她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
杨佳从来都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人，当她得知任教的学校提出要将自身办成国际知名、亚洲一流的高等学府，杨佳激动不已，作为其中的一员，她渴望亲身感受什么是世界一流。
2000年，作为中国科学院派遣的高级访问学者，37岁的杨佳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进入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
在考试中，杨佳凭借熟练的英语、敏捷的才思和丰厚的知识贮备，对答如流，完美发挥。面试考官语气坚定地说：“这位中国考生优秀得让哈佛除了录取别无选择！”
哈佛大学的老师采用案例教学，喜欢借助图像讲解，这对看不见的杨佳来说非常艰难。
杨佳用学校提供的特殊键盘，每上一堂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身旁的同学会提醒她工作键的指示灯亮了，这个时候她会随着老师的讲课熟练地打起字来，一堂课下来，一篇完成的笔记就被杨佳记下来了。
为了赶上其他同学，杨佳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每堂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不下500页。
她首先得把资料一页一页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为了提高阅读速度，她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400个，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
凭借着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杨佳不仅完成了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还超出了学校规定的，多学了3门课。
杨佳凭借优异的表现和一篇题为《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的论文，赢得了戈根教授的青睐，获得了全院最高分A+。
按照规定，肯尼迪学院不允许教授打出如此高的分数，杨佳以她的实力和个人魅力，在哈佛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毕业典礼上，院长为杨佳颁发毕业证书时对她说：“恭喜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
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杨佳，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以来第一位获得MBA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
回国后，杨佳在研究生院开设了“经济全球化”和“沟通艺术”两门新课，这在哈佛大学都是顶尖教授所开设的课程，杨佳获得了他们的特别许可。
新的研究方向并没有影响杨佳常规的教学内容，她还在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英语课程。忙于教学，让杨佳乐在其中。
她曾经连续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并荣获“第四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从1997年至今，她还担任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和北京市盲人协会副主席两项职务。
2008年，杨佳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杨佳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
2010年度委员会的年度选举中，杨佳又赢得了连任。
在联合国，杨佳不辱使命，为中国残疾人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她说，每个人都是水滴，一旦你勇敢地走向世界，就会发现你可以让外国人通过一个人、一件事了解中国，改变对中国的看法，消除对中国的成见。
一滴水也能映射出太阳的光芒。
杨佳曾经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看不见花朵，但我闻得到馨香；
我看不见书本，但我能获得知识；
我看不见阳光，但我也能绽放光芒；
我看不见远方，但我会走出自我；
我看不见你，但我想让你了解我的美好！
杨佳常说：“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前超越别人，29岁后超越自我。”
她真的说到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