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法启蒙，自《曹全碑》始，以《曹全碑》终。除了《曹全碑》以外，我没有深入临写其它碑帖的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我短暂的学书历程，存在很大的问题。
书法入门，如何让初学者能更有效地学习书法，本来就是个复杂的大问题。
儿童学书法，一般是从楷书学起。大多选用欧体《九成宫》或者颜体《多宝塔》作为启蒙字帖。将楷书学好了，字的间架结构稳定了，再学习行书草书隶书篆字等字体。
而我的启蒙老师没有这么做。她别开生面，另辟蹊径，一上来就让我们临写《曹全碑》。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隶书出现于楷书之前，因此写隶书无需楷书做基础。
于是我们成了她的试验品。
这带来很多后遗症。
虽然我的隶书毛笔字照葫芦画瓢写得像模像样，还能在市里少年书法比赛拿个小奖，但碰到日常生活中的书写（硬笔字）就无从措手，字形丑陋，惨不忍睹。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把自己日常写不好字的原因，归咎于老师带我们走错了路，误入歧途。我的字歪七扭八，结构散乱，心神不宁。我觉得是小时候练隶书而没有练楷书，造成对楷体字的间架结构无从把握，先天不足。
我当时认为先学隶书是错的，是学隶书导致我在间架结构方面的薄弱。
究竟应该先隶后楷，还是先楷后隶？
这要从两方面考虑。
用笔和结字，是书法的两大要素。
字是由许多笔划构成的，笔划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用笔”，又称“笔法”，是指每个笔划的写法，即毛笔在纸上活动因为接触位置、角度、力度、速度等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效果。
“结字”指一个字的所有笔划是如何在平面上被聚合到一起，通过笔划之间的相对大小和位置关系，最终形成这个字。也称为“结体”或“间架”。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间架结构”。
一位书家的风格，就是由其独特的用笔笔法和独特的字形结构两方面确定的。颜体之所以为颜体，欧体之所以为欧体，就是因为他们用笔和结字方面的不同。
谈到用笔和结字之间的关系，赵孟頫有句名言：“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赵孟頫说书法的用笔最重要，而结字是次要的。
我当时看了这段话，觉得赵孟頫怎么胡说啊！
如果字的结构掌握得好，就算有的笔划写的不好看，整个字还是立得住的，整体效果不会差。
如果字的结构掌握得不好，就算所有的笔划都写得非常完美，但乱凑在一起，都不在该放的地方，这个字看起来也是难看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大书法家赵孟頫会不明白呢？
启功先生说过：“结字是书法艺术的首要问题！”
他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假想实验。我现在把这个实验略微改进一下，能够说得更明白点。这个实验是这样的：让我们把各种著名的碑帖，用透明纸罩在上边，拿钢笔沿着每一个笔划的中线来描。描完之后，再把这张透明纸拎起来看。你会发现，这么写出的字还是很好看，而且颜（体）还是颜，欧（体）还是欧，仍然能保持其鲜明特色。
这样描出的字，完全没有笔法了，只是骨头。但因为间架结构保留了，字还是耐看。
当时我觉得启功先生是对的，赵孟頫是错的。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可能这两个人都对。两个人说话的语境和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启功先生针对的是初学者。作为初学者，结构是第一重要的。初学者临帖，要写得像，不能太注重每个笔画的细节，而应该先关注结构。先把结构抓住再说。而且启功先生处于现代。现代人的日常书写，多用硬笔（钢笔圆珠笔铅笔），完全不可能发挥毛笔的各种笔法变化了。这样最终决定一个字是好是坏的关键就是其结构，结字漂亮依然能够让人赏心悦目。
从学习结字的角度，特别是对没有任何基础的儿童，应该先楷后隶。先学楷书，这样今后日常生活中使用硬笔书写时，就有了好的结构基础。
当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后，大家都通过打字和触屏输入，硬笔也很少用了。这个理由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而赵孟頫的话针对的是古代的书家，和他自己那样的绝顶高手，有点自说自话。对他们来说，结构已经不是问题，而笔法修炼是更重要的一辈子的事情。“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知道字体是随时代不停变化的，欧体内缩，颜体外扩，苏东坡往扁了写，这些都是结构的变化。但他以为毛笔这个工具是不变的，他想以不变应万变。
赵孟頫还是错了。毛笔这个工具是随着时代变化的。
我们现在的毛笔和赵孟頫用的毛笔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汉唐的毛笔和赵孟頫的毛笔很不一样。赵孟頫的年代，没有我们这么多现代化的考古手段和发现。所以他不知道。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是居延汉笔。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0年，瑞典学者贝格曼在黑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时，考察队带着狗。某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钻进耗子洞里无法出来，众人只得挖洞抢救。结果从耗子洞中挖出汉代简牍一万余支。它们被称为“居延汉简”，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这个居延，就是曹全的高祖父任职的居延都尉府的居延。随着汉简出土的，还有一支毛笔，是已知最早的毛笔实物。通过上面的照片，不难看出这支笔和我们现在的毛笔有很大的不同。
而在居延汉笔被发现前，人们一直以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的十七支唐笔为最早的毛笔实物。唐笔长这个样子。
正仓院所藏唐笔。左边的最外层的毛已经掉光了，露出硬芯。右边的笔，外层毛尚存。
唐笔居然是有硬芯的！
这个硬芯是用麻纸和笔毛一层一层卷出来的。卷一层纸，夹上一层毛。然后再卷一层纸，再夹一层毛。一共4层纸。
因为是一层一层用麻纸缠绕制作出来的，这种笔又叫缠纸笔。
缠纸笔构造示意图
所以“用笔千古不易”是不可能的，毛笔变化这么大，笔法怎么可能不变。
用后来的无芯毛笔，写汉唐的字，模仿出当时的笔法，难啊！
学写毛笔字很难，特别是笔法，更难！
初学者常常心灰意冷。
其实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工具不同啊。
如果从笔法学习的角度，先隶后楷是对的。甚至可以先学篆字，再学隶书，最后再学楷书。
我最近在上的成人书法线上课，授课的林曦老师就是这么规划的，非常科学！原因如下：
篆字，笔法最简单，纯中锋运笔。
隶书，笔法比篆字复杂了一些。虽然还是以中锋为主，但笔画的起和收有了明显的提按顿挫，产生了蚕头燕尾。
楷书，笔法比隶书更加复杂，变化更多。光一个永字八法，就够练一阵子的了。
对成人初学者来说，篆隶楷这个顺序是最好的。先从运笔最简单的篆字写起，慢慢地引入运笔的变化，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效果最佳。
我对自己幼年学书经历的第二个抱怨，就是《曹全碑》的字太过漂亮。
书法界普遍认为不应该一开始就让小孩子学写非常漂亮的字，因为将来危害很大！
李可染先生曾经以亲身经历谈过这个问题。
《李可染画论》华正书局民国七十九年版第18页中写到：“我小时候喜欢写字。到十一岁，我的字写得不错，受到了称赞。那时候家乡找不到高明的书法老师，有一个老师教我赵体字，一味追求漂亮。后来才知道，追求表面漂亮，产生了‘流滑’的毛病，后来费了很大功夫纠正这种毛病。纠正的方法就是写字尽量工整，不怕刻板。我写颜字、写魏碑，还写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极其呆板的字体，我称之曰‘酱当体’，即像过去酱园、当铺墙上工匠描写出来极其刻板的正体字。就这样，我练习写极其刻板的字体，用以纠正自己写字‘流滑’的毛病，真是所谓‘学拳容易、改拳难’。”
李可染书法作品
李可染先生被赵体字引入歧途，花了很长时间，极大气力，才纠正过来。
赵体字，就是赵孟頫的字！
非常漂亮！
而大家公认《曹全碑》就是隶书中的赵体字！
晚清金石学家杨守敬记载了他和大词人黄遵宪之间一次有趣的对话：“前人多称其（指《曹全碑》）书法之佳，至此之韩敕娄寿，恐非其伦。尝以质之孺初，孺初曰：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可谓知言。”
“韩敕”，《礼器碑》的简称，全名《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
“娄寿”，《玄儒先生娄寿碑》。这两个都是隶书名碑，对清朝书家影响很大。《玄儒先生娄寿碑》到现在好像不太流行了。
杨守敬说：“很多人说《曹全碑》书法很好，但好像比不上《礼器碑》和《娄寿碑》。你觉得呢？”
黄遵宪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了个弯：“隶书中有《曹全碑》，和楷书行书中有赵孟頫和董其昌是一样的啊！”
杨守敬觉得他说得很对。
把《曹全碑》比作赵体字和董其昌的字，不是褒，而是贬。对清末的这些书家学者们来说，漂亮的赵体字和董字都是下一等的。包世臣说董其昌“行笔空怯”。康有为更讥笑其为“裹足”，女人绑小脚。
不仅如此，很多书家对学写《曹全碑》提出了警告。
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说：“学隶初临《曹全》易飘！”
还有人说：“（曹全）妍媚秀美之致，则如楷行之赵孟頫，然这通碑秀丽之极而微伤于媚。习这通碑当强骨力，否则易流于软媚。”
上面这段话是说《曹全碑》非常漂亮，好像楷书行书中的赵孟頫，但它的缺陷就是太漂亮。要临习《曹全碑》，得要有内功，先练得强悍有骨力了，才能临写。否则容易染上“软媚”的毛病。
这等于直接告诫初学者别临了。
然后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在小学书法兴趣小组里，男生总被女生无情碾压了。原来女生写《曹全碑》有天然优势啊！
书法未入正道，原有一些牢骚。
当然最后成为码工和IT从业人员，更不能去抱怨书法老师了。
虽然我字写得不好，但在心底保留了一份对书法的热爱。
仅此一项就应该感谢我的启蒙老师！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时海淀斜街还没有被拆除。周六的午后，少年宫低矮的平房里，阳光如洒，几个小学生安静地临写《曹全碑》。
“不知门外春多少，镇日蕉窗写郃阳。”
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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