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时期，以宰相胡惟庸恃权谋反为前车之鉴，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实现了中央集权。自此，见证过中国千年朝堂更替的宰相制度彻底退出了权力斗争的政治舞台。同时，由于皇帝精力有限，内阁制度也应运而生。
内阁取代宰相制度后，作为另外一种强化皇权的政体，在明代的统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也因此被明末首辅方从哲评为“我朝阁臣，虽无宰相之名，实有赞襄之责”。然而，内阁的作用和宰相的职责真的不相上下吗？内阁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撤中书，罢宰相，独揽大权
明朝建立初期，官职设置大多与前朝相同，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三大机关分管行政、军事、监察事务，这种宝塔级的体制虽然提高了政务的办事效率，但却大大分散了皇帝的独断专制权。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谋反事废中书省，罢丞相”，同时设立六科起监察之责，从此彻底实现中央集权。
废除宰相后朱元璋事事亲为，但仍觉得力不从心，于是，他仿效宋制，设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这也是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
但由于朱元璋比较独断专行，使得这些大学士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不得已只能又设置了单有职责却并无实权的四辅官，结果因为这些人迂腐误事，阅历和精力上都无法胜任，没多久便撤销了四辅官的制度。
后来因为政务实在繁重，朱元璋又将翰林官的职责扩大到对诸司衙门的所有事务，从此基本平衡了集权和效率的矛盾。
也因此提出“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彻底阻断了后继之君对统治中枢改革的可能。
2. 设立内阁
明太祖时期，翰林官担“秘书”之责安排后勤、殿阁大学士处理难题兼职顾问以及皇帝勤政的三合一模式使得集权与效率达到平衡，但这套模式仅仅适用于朱元璋本人，因为它对皇帝本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严苛。
建文帝朱允炆时期，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的职权基本是相同的，但翰林官的职权已经得到了扩大和加强，甚至可以隐约窥见内阁执掌的影子。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由于其即位的特殊性，使得他不但要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更要清肃建文余党，根本无法一力承担国事，因此他即位不久，便设立了内阁。
但为了显得自己即位合情合规，便提出承接祖训，“使翰林官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务”，但入阁的翰林官“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同时，他创立东厂，信用宦官，使内阁和宦官互相钳制，以此实现明王朝统治权力的升级。
1. 内阁的发展
内阁从秘书、顾问到掌握大权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内阁初现雏形之时，自身并无太多实权，职责等同于秘书之责，主要为皇帝解决一些杂务，朝务的决策权仍然在皇帝的手中。
而内阁成立之初，虽然职权范围等都不尽完善，但却已经开始处理机要政务，比如“制密务”、“参密务”、“付以密务”，显然与只备顾问的殿阁大学士地位有所不同。
到了仁宣时期，阁臣的阶品逐步升级，权力也开始逐渐壮大。尤其是嘉靖帝之后，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此时的阁臣地位明显不可同日而语，基本等同于宰相地位。
当时很多内阁的要员不仅参与机密政务，甚至身兼要职或者数职，手握实权，对皇权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大，更有甚者可以直接影响到储君的选举以及皇位的继承，权力远超初始的辅助之责。
2. 内阁的完善
内阁权力之重，更重要的是“票拟”的出现。明宣宗驾崩之后，张太后掌政，使得当时内阁权力空前强盛；“三杨”在任期间内阁权力达到顶峰。
最初票拟由内阁众人行使，这样可以摒除个人私心，保证谏言的公平公正。但嘉靖至万历中期，由于首辅的地位跨越式提高，导致票拟权由首辅个人行使，从而使得阁臣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摆弄朝政的权力。随着后期革权的膨胀，内阁的会议也逐渐演变成宰相式的议政。
1. 内阁与皇权的密切联系
从内阁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内阁的地位一直是处于动态变化的，而影响其地位的因素主要是：皇帝的勤政程度、皇帝对阁臣的信任度、阁臣之间关系的和谐度。
首先是皇帝是否勤政。内阁本身就是皇帝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设立的辅政机构，从建立之初就和皇帝的勤政息息相关。
皇帝勤政，内阁只具备辅助作用，只操杂务，不控实权；皇帝懒政，内阁的权力就会膨胀，也容易出现首、次辅一人独大的情形，明太祖和嘉靖帝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其次是皇帝是否信任阁臣。仁宣时期，皇帝对阁臣十分尊崇，朝堂事务多参考内阁的建议，鼓励他们“凡有阙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以致阁臣们踊跃参政，凡有时弊，积极进言，使得阁臣在实现政治抱负的同时也让内阁的政治功能得以发挥。
最后是阁臣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阁臣关系不和谐，内阁会议就很容易演变成阁臣互相攻击的场所，不但无法为皇帝分忧，还会影响皇帝的判断，降低政务的处理效率。
明初“三杨”之所以在政治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能统一目标，以国事为先，齐心协力。具备以上几个条件，内阁的政治功能就可以完美实现。
2. 内阁与皇权的相互制约
虽然内阁某种意义上属于皇权的附庸，但在一定程度上皇权与阁权也会相互钳制，只是彼此的这种制衡并不平等，相对而言，内阁对皇权的制约比较被动。
首先，皇帝拥有对阁臣的绝对任免权。在选拔阁臣时，无论是朝臣举荐还是阁臣内推，最终的决定权始终把握在皇帝手中，所以对于阁臣而言，能否施展政治抱负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印象是否足够好。
其次，内阁权力的消长始终依附于皇权，也就是说，阁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皇权的延申和扩展，它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皇帝放权，则内阁担辅政重责；皇帝揽权，则内阁承杂务闲职。
而内阁对皇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典章制度方面的制约，阁臣们可通过“点检题奏，票拟批答”等方式参与中枢决策从而约束皇帝的言行，影响皇帝的决策。不过这种制约始终缺乏强效的约束力。
1. 督促皇帝言行，协调百官，主持大政
内阁成立之初，主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上辅君主，下抚百官。尤其是弘治时期，由于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无论是才干还是人品都颇负声望，使得内阁与君主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融洽，朝政也非常清明。
这一切都离不开内阁对皇帝的督促，比如弘治中期，内阁大臣徐溥等人进言：“章奏批答不时断绝，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防政体”，使得孝宗倍感羞愧，不禁反思己行，收敛起往日的懒惰，积极采纳朝臣的谏言，理政也更加勤勉。
丘濬入阁后，更是犀利指出朝政漏洞，提醒皇帝“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由于当时的内阁大臣既不内斗，辅政也无不尽心，使得当时百官团结，积极谏言，广进方略，皇帝更是锐意求治，使明朝的国势在短期之内增长迅速，最终形成了“弘治中兴”的局面。
2. 加剧党争，败坏吏治，降低行政效率，加速政治危机
正如前文所说，内阁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君主知人善用，阁臣团结，对朝政就是积极的影响，反之便是加速国家衰亡的祸患。
比如嘉靖至万历时期，内阁首次辅争权，比较有名的就是张璁、夏言相争，虽然夏言短暂的取得了胜利，但后期又出现了严嵩与夏言争权，夏言之后又有徐阶。这种权力斗争最终导致内阁成员分裂，朝堂拉帮结派，国内矛盾激化，朝局混乱。
阁臣只顾培养自己的势力，网络各种鹰犬爪牙，甚至拉拢言官，使“居言路者，各有所主”，致使言官的监察作用形同虚设，直接导致了万历后期门户争斗的局面。
除此之外，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更有内阁大臣勾结宦官，谄媚君主，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辅政职责，导致后期宦官专权，扰乱朝纲，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内阁自设立以来，职权经历了多番的调整，对明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毕竟不属于明王朝中央的一级行政机构，作为皇权的附属品，阁臣更像是天子近臣，内阁可以进言纳谏，但权力上始终无法与丞相的权力相比。
内阁是中央集权化的产物，既受皇帝的操纵，又受宦官的钳制，权力的大小也取决于皇帝的信赖度，但从职责范围上来讲，既维护了皇权的绝对集权，又解决了决策效率的问题，确实可以说是：虽无宰相之名,实有赞襄之责。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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