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张译，去看了《万里归途》，果然没有失望，他对主角宗大伟这个角色的演绎，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棱有角，更重要的是，他在把宗大伟塑造成一个英雄之前，先把他演活成了一个人。
因为是人，所以会有私心杂念，会有畏难退缩，会牢骚，会厌倦、会害怕，但一个人成为怎样一个人，不是看他怎么想，而是看他怎么做，人是情境中的人，都是在每一次艰难情境的选择中，确定了让自己成为怎样的自己。就像J·K·罗琳说的：“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这一点，还挺量子力学的，在没有做出选择之前，我们都是叠加态的。而终其一生，只有命运不确定的尘埃落定，或许我们才能认清确定的自己。
我们看剧中的宗大伟，他做出的每一次选择，看似都是不得已的，与其说是逆行，不如说是身处逆境，不得不行。但正是在“不得已”情境下的选择，才更让我们看清其在看似摇摆不定的外壳下，那些牢不可破的做人底线，和捻熟于心的人生经验。
影片开始，本来就是到努米亚来送文件，还打算回国迎接女儿出生的宗大伟，却因为飞机满员，“不得已”地把座位让给台湾同胞，当然，这个不得已，可以说是出于大局、责任，也可以说是因为觉得下一趟还能走，但也说明其平素就是这样的人，虽然“让”得不情愿，满心委屈，满腹牢骚，但从后面的表现看，如果不“让”，他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儿。
当面临新的撤侨任务时，他也不是主动请缨，甚至在别人点名到他时，也犹疑着没有站出来，多亏同事章宁替他打圆场，向大家说明其女儿即将出生，替他拦了下来。可没想到章宁随后遭袭遇难，这让他又“不得已”地接替章宁，参与撤侨。
可到了撤侨现场，却发现章宁的妻子等数人困在了交战区塞布拉塔，于是他又“不得已”地前去找寻，可找到章宁的妻子她们，却发现现场还有一百多中国人，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也要把他们带出去。
影片中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两次“不得已”，就是宗大伟与叛军头目穆夫塔的两次“轮盘赌”，一次是为了要带走华兴公司的当地司机瓦迪尔，一次是为了带走章宁和妻子收养的当地孤儿法提玛。
可以看到，这两次“轮盘赌”中，宗大伟的表现都是哆哆嗦嗦，丝毫不见英雄本色。他两次都是硬着头皮“迎战”。第一次在穆夫塔数到三的时候，他哆嗦的手要去拿枪，瓦迪尔把枪抢了过去，用自己的死替宗大伟避开了这次生死和道义的选择。
我有一种感觉，瓦迪尔内心其实也是想看到宗大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虽然短暂却让人觉得漫长的三个数的时间里，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宗大伟，直到看到宗大伟颤抖地伸出手去，他才一把将枪抢了过来，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第二次“轮盘赌”则是避无可避，可以说，宗大伟射出每一枪的姿势都并不“好看”，但越是让人感到其害怕和窝囊，也越是让人对其作出的选择感到钦敬和可贵。
这就像《少有人走的路》一书的作者斯科特·派克说的那样：“多数人认为勇气就是不害怕，现在让我告诉你，不害怕不是勇气，它是某种脑损伤。勇气是尽管你感觉害怕，但仍能迎难而上；尽管你感觉痛苦，但仍能直接面对。”
在这些“不得已”的背后，恰可见宗大伟对他人的责任和情义，也可见其平素的做人底线，虽然一次次面对“不得已”，但如果不做他心里认定的“正确的事”，他会“过不去”。从这一点上说，张译在此片中演绎的宗大伟，和其成名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班长史今一样，信奉着的是同样的信条：不抛弃不放弃。
当然，宗大伟和同事最终能够把125个同胞一个不少带回国，并不仅仅是靠个人的勇气和智慧，还是因为背后有个自身强大且对外友善的国家。一个国家只有强大才能让人尊重，只有友善才能让人爱戴。所以无论是当地的政府军还是叛军，看到他们是中国人，都会高看一眼或心存忌惮。
而看到努米亚战火与血肉横飞，野蛮与灾难并存，更让我们感到一个和平环境的弥足珍贵。而只要我们熟读历史，就会知道，战争和苦难是人类的常态，而和平只是偶然和侥幸。我们当像珍视美好且脆弱的花瓶一样，珍视和平。不要动不动叫嚣战争，因为战争的流弹随时会击碎你我脆弱的生命和生活。正如我看过的一篇文章所言——
“让人们看到战争中的绝望，这比说一万遍'我们要珍惜和平’都要管用，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战争所带来的没有荣耀没有辉煌而只有绝望的话，那那些天天喊着打打杀杀的人会少很多。
你热爱战争的唯一原因是没参加过战争，没有感受过分别离别和永别。”
和平，才应是人类的“万里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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