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28日，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跳进一条河中，结束了自己59岁的生命。她的墓碑上，刻着她撰写的小说《波浪》中的诗句：“哦，我将一头砸向你——不可征服、不可撼动的死亡！”
尽管半生被自杀念头缠绕，伍尔夫还是勇敢地向社会发出了女性主义的呐喊，为读者留下了珍贵的文字。今天，“十点人物志”将回顾伍尔夫美好、独立、富于挑战与勇气的一生。
【一】
当死亡在1895年第一次降临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以前，斯莱利·斯蒂芬和裘丽亚·达克沃斯夫妇的家中，还仍然拥有正常家庭应有的欢乐。英国女作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在这个家庭中降生，她是这对夫妇生的第三个孩子。
有关这个家庭的一系列前史，如果从头讲起，将会十分拖沓。简单说来，就是1877年，斯莱利坠入了爱河，他深深爱上的人是裘丽亚。这之前，他结过一次婚，第一任妻子梅尼“天真、不装腔作势、心底纯洁”。裘丽亚也有自己的丈夫，“风华正茂，英俊倜傥”。
斯莱利的第一任妻子死于1895年，留下了一个心智不健全的小女儿。婚后第四年，裘丽亚的也第一任丈夫去世了，他们夫妻育有三个孩子。那时，“裘丽亚遭受的打击，已使她对所有凄凉的、受折磨的人具有一种深切的、强烈的同情。”
这两个都曾失去过伴侣的人，拥有相同的共鸣。1877年，斯莱利向裘丽亚求了婚。寡居和失去丈夫的遭遇让裘丽亚“一直处于抑郁的麻痹状态”，她觉得自己不会得到恢复，也不适于结婚。但斯莱利向他保证，不会在生活上强迫她。最终，裘丽亚同意了，两个人婚后生了四个小孩。
伍尔夫遗传了母亲的美貌和父亲的智慧。斯莱利曾经是剑桥三一学院的牧师，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编辑、文学评论家和传记家。伍尔夫从小在家中接受教育，父亲的图书馆里丰富的藏书是她不断的阅读来源——这，也是伍尔夫成为一名作家的开端。
但在另一个层面，伍尔夫的成长环境却没能像她的知识来源那样理想。这个家庭成员的情绪状况，深深影响着伍尔芙。
一本名为《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的传记写到，伍尔夫是在爱的沐浴中度过了她的童年，但伍尔夫的母亲“对孩子们只提供较冷淡与疏远的监督”。父亲又非常关注自己去世后的声誉，一心扑在写作上。他的自信不足导致他总是“忧心忡忡”，自责自贬，“一味向家人索要同情”。等到伍尔夫进入青少年时期，她的父亲已经变成一个暴君。
1895年，伍尔夫的母亲裘丽亚因为严重的流感去世，小伍尔夫那年才13岁。母亲的去世，让这个家庭陷入了一种“非常抑郁”的氛围中。父亲斯莱利常常在家叹息和发泄，经常说一些“我希望我已经死了”这样的话。9年后，斯莱利也去世了。
父母的先后去世，以及这个家里常年弥漫的压抑情绪，让伍尔夫一直遭受精神病的困扰，变得越来越抑郁。她的自杀史，就是从父亲去世的1904年开始的。同一年，伍尔夫独自走上了文学之路。
这个文学的开端，是一篇发表在《卫报》上的论文。往后的日子，伍尔夫还会创作5卷论文和评论集、2部传记、2部倡导自由意志的小册子、1卷日记选集、9部长篇小说和1卷短篇小说。
她的这些创造，除了要归功于早年的阅读，还得益于她生活于其中的“布鲁斯伯里”精英圈子。这个圈子的其中一个核心成员伦纳德·伍尔夫，后来成为伍尔夫的丈夫。
【二】
1905年，伍尔夫搬离海德公园门22号，搬到了布鲁斯伯里戈登广场上的一所大房子里。这所房子“明亮、通风又宽敞”，让伍尔夫“赞叹不已”，这样的环境也有利于她调整心理。她那时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立性，认为自己在伦敦“只需一间有书的房间，除了书以外，什么都可以没有。”
《卫报》在一周内接连发表了伍尔夫的两篇论文，“使伍尔夫血液中沸腾着创作的欲望”。通过公共创作，伍尔夫可以确立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稿费能让她获得收入，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妇女。1905年1月至1907年底，伍尔夫还得到了莫里学院的教职，在那儿教书。
“布鲁斯伯里”精英圈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1905年3月，伍尔夫四兄妹在戈登广场举办了一次聚会，社会人士和艺术人士在这里结集，“布鲁斯伯里集团”就此诞生。每个周四晚上，这些怀有浓厚的理论兴趣的年轻人从剑桥而来，聚在一起，谈论善的性质和艺术美的本质。
“尽管还有点羞涩”，伍尔夫还是在聚会中得到了解放。作为女主人之一（另一个女主人是她的姐姐文尼莎），她获得了机会“以坦率和平等来享受男性的社会”。她的美丽，给她后来的丈夫伦纳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莎蒙德·莱曼描述过这张动人的脸：
“她美丽绝伦，颧骨与轮廓带着一种素朴的才情智识之美，有着如同雕刻的眼睑、鼻子与双唇，其间镶嵌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在她那哥特式圣母般狭长的面颊上。她的声音轻柔、富于乐感，双手长得非常精致。她习惯于将双手伸向火边取暖，它们被照得如此透明，您尽可以想象鲜活的皮肤下那长长的易脆的骨头。”
布鲁斯伯里集团的人并非只是聚在一起谈论，同时也“非常勤奋、努力工作，给杂志投稿、写书、画画”，接连成名。独立美丽的伍尔夫，在1928年就“女性与小说”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它被称为伍尔夫的女权宣言，“奠定了女权领袖的地位”。伍尔夫大胆表达立场：“女人想要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
她鲜明地指出男女自尊的迥异：“千百年来，女性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墨镜，将镜中男性的影像加倍放大。……女性倘若不低贱，他们自然无从膨胀。这就部分解释了男人为什么常常如此需要女人。……一旦她开始讲真话，镜中的影像便会萎缩；他在生活中的位置也随之动摇。”
伍尔夫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写作上，她“纯粹为自己的心灵写作”，写作成了她的“全部世界”。1915年，《远航》出版，这是伍尔夫人生中重要的节点，是她第一次以小说家的面目出现。
《远航》的创作持续了六年，这几年间，伍尔夫经历了很多事。她先是在1909年与一个同性恋男人短暂订婚，又取消婚约。1911年，伍尔夫搬到布伦斯维克广场38号，成为这栋楼的女主人。伦纳德也搬来了，他住在顶楼，伍尔夫住在二楼。
在伦纳德为追求伍尔夫而写的信中，他体现出一种脱俗的坦诚。他向伍尔夫“自白自己的缺点，说自己自私、嫉妒、残忍、爱说谎”。伍尔夫也一样，她认为自己爱慕虚荣、不忠实、自我中心。
不过，伦纳德的热情还是“深深地改变了”伍尔夫对婚姻的想法。
▲ 伍尔夫作品《达洛维夫人》
【三】
1912年，伦纳德和伍尔夫成婚。婚后，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文学上，伦纳德都悉心付出。每天，他写下关于她的日记，记录她的健康状况，还为她的创作提出中肯的指点与批评。某种意义上，因为有了伦纳德的照料，伍尔夫才没有在更年轻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无法忽视的是，伍尔夫依然承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她头痛，忧惧，不知道“作为一个作家自己是否能成功”。丈夫在1913年和1914年分别发表了两部小说，自己的处女作却已经写了六年……1913年，伍尔夫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接连精神病发作。1915年的那一次犯病“非常厉害”，持续了九个月。
而值得高兴的是，1915年底，随着伍尔夫身体的恢复，她不再频繁犯病，创作水准也随之提高。他们夫妇俩还创立了一个出版社，取名霍加斯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的建立，让伍尔夫可以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且绕开出版方面的压力，不为迎合社会趣味而创作。出版社的印刷工作也“给了她一种拯救性的舒适的治疗感”，使得伍尔夫能够缓解写作带来的抑郁。经营了十几年出版社之后，再加上她的版税收入，伍尔夫夫妇被“迎至了一个舒服的高原”。
在这种愉快中，伍尔夫在1919年至1927年进入了她创作小说的高峰。其中最为关键的几本著作，如《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都创作于这个时期。也正是这三部著作，将她推上“世界闻名的意识流作家”的位置。
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及《到灯塔去》，他说这“绝对是我读过的最美的小说”：
“它刺痛我，使我流泪，不停颤抖。她文字里的音乐感，她低沉而深刻的情绪，结构里微妙的节奏感，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我想要尽可能地读得慢些，再慢些。”
对发表于1928年的那本带有浪漫自传色彩的小说《奥兰多》，博尔赫斯在为它写评论时，就说伍尔夫是“英国第一小说家”。这本书被认为是“文学史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但它却不是写给伦纳德的，而是给她的挚爱维塔。
伍尔夫与维塔结识于1922年10月《雅各的房间》出版之后，后者的丈夫是一位外交家，夫妇俩生了两个儿子。这对夫妻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维塔是女同性恋，而她的丈夫是一位男同性恋。
这种关系无疑是浪漫的。传记《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记录道：“她们互相爱慕。伍尔夫在写给维塔的信中，表现出一个焦急的恋爱者的迹象，会因对方一时的不在或自己被对方忽略而感到绝望；也会为另一时刻的重聚，或收到对方充满爱的信而亢奋。”伍尔夫对另一个同性的爱，被伦纳德完全包容了下来。
伍尔夫一生的创作，止于1941年的《幕间》。在这本书中，她从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的反叛，上升到了“文明反对野蛮的战争”。那时伦敦正在经历二战，炮火中，他们的住宅被飞机炸毁，伍尔夫的“心境灰暗到了极点”。写完《幕间》，伍尔夫就自杀了。
她并没有自杀一次就离开世界，而是先在1941年3月18日企图自杀，但这次自杀失败了。第二次自杀是3月28日，伍尔夫称自己“越不过去了”。她给伦纳德留下了那封流传很广的辞别信。
对于在她的后半生给了她“完全的幸福”的丈夫，伍尔夫流露出感恩：“没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多，请相信。……病魔袭来之前，我们幸福美满。这完全归功于你。没有人能如你一如既往地善良、好心，人人都知道。”
3月28日上午，正像电影《时时刻刻》所呈现的那样，伍尔夫趁伦纳德在花园里干活，留下一封永别信，然后溜出了家门。
在河岸边，伍尔夫留下了自己的拐杖，在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水深处。59岁的伍尔夫，最终踏上了那条没有回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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