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静澜 · 主播 | 赏新晴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帮派大佬杜月笙常去同一家饭店吃饭。无奈每次去，饭店生意都很好，就连他这样的大人物，都要等很久才能就坐。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发火起来：“生意这么好，人这么拥挤，怎么不扩充！去告诉你们老板娘，需要房子我帮你们想办法！”
这家让杜月笙喜欢到发火的饭店，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江饭店，后来接待过100多位国家元首。
而锦江饭店的老板娘，叫董竹君。她的故事，不仅仅是饭店老板娘这么简单。
12岁被父母卖到青楼，15岁成为督军夫人，29岁离婚独自带着儿女创业，后来又为解放上海立下功劳……
纵观董竹君97岁的人生，坎坷又丰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世纪传奇。
当初离婚时，前夫曾轻蔑地说：“你若混得出来，我就以手掌心煎鱼给你吃。”董竹君不但混出来了，还在战乱中帮助过许多人，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人。
她始终精气神十足，毕生追求自由、自立、自尊，有人说“她比烟花还绚烂，比梅花还要坚韧”。
而当董竹君回顾自己的一生，她说：“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她的传奇经历，都被她写进了自己的传记《我的一个世纪》中。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董竹君的故事，欢迎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免费听读《我的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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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十点君就为大家带来第一部分的内容。
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我的一个世纪》告诉我们答案。
接下来，我们将以第一人称视角开始今天的阅读。
童年的家庭生活
1900年，阴历正月初五，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里。小时候名字叫“毛媛”，父母叫我“阿媛”。因为长得比较漂亮，人们唤我为“小西施”。
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父亲本来姓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姓董，江苏南通县人。他的职业是拉黄包车。
母亲姓李，江苏吴县人，贫农家庭出身，姐弟三人。母亲生性勤俭，动作快，爱清洁。虽然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但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母亲曾嫁人，育有一女。丈夫去世后，带着女儿到上海，遇到我父亲后，再次成婚。
母亲生我以后，又生过一女孩、一男孩。由于生活的困窘，产后婴儿身体瘦弱，营养不足。孩子没有奶水，有病没钱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夭折了，因此我没有亲兄弟姐妹。
我每天帮母亲做家务，扫地、擦桌、上街买粮食等。我们因贫寒经常吃素，即使是青菜、萝卜，也只买得起下市的便宜菜。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双亲还是供我读书。
父母亲识字不多。不读书就没有出头之日，他们对这一点感受很深。虽然我是女孩，但长相还不错。所以再苦，父母也很重视我的学习。
父母希望我念成后，嫁个好丈夫，他二老日后也有出头之日。于是，在我六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了附近的私塾里念书。
学费完全是依靠母亲做保姆和父亲拉黄包车挣来的。父母虽然贫苦，但还是设法凑钱，哪怕是借债，也按时交学费，让我安心念书。我读到九岁的时候，家里越来越穷。
母亲给人家做保姆，这家去做做，那家去做做，总是做不长，受不了别人的气。不久后，父亲也积劳成疾。
父亲病了许久，一直不见好转。迫于生计，母亲不得不去当呀、押呀、卖呀，可就是这么一个破家，又有什么好卖的呢？
父亲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最后终于转变为严重的伤寒症。母亲担心极了。虽然平时父母两人因为没钱买菜，没钱办这办那，经常发生口角，但她极疼爱父亲。
怕父亲真的去世，我们母女可能讨饭去。更何况我除了吃饭，还要读书！
有一天，母亲叫我去一处人家替她借钱，母亲对我说：“实在没有办法了！”
老实说，这种有钱人家，我们是不相往来的。我们这个亲戚比较有钱，但我父母性情比较傲，平常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这次没办法了，只好向他们开口。
我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那户人家。开门的人从头到脚看了我一眼，“砰”一下就把门关上了，根本没让我进去，连他是什么人我也不晓得。
于是我就一路哭着回来，一来担心父亲的病，二来怕母亲骂我。
回家后，母亲也没有骂我，但母亲的叹息声如今犹在耳畔。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们这样苦？我的父母都是最善良的人，可是偏偏穷苦到这种地步？”
从此，这些苦难的场景经常在我的头脑里呈现，我就闷闷不乐，也不爱多说话了。
家庭的重任
父亲大病以后，因为没钱调补身体，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拉车了。家里生活开支只好再尽量节省。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要给我缠小脚，我怕痛，不肯缠。母亲侧头看我一眼说：“将来长大没有人要你的。”
父亲在旁就对母亲说：“何必一定要把脚缠小挨疼呢？没人要，我养她一辈子！”
听了父亲的话，我很高兴，猜想，这下再也不会给我缠了。这次缠脚的经过使我初次感觉到女人就是比男人更受苦，除了受穷之外，还有更多的苦恼。
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改朝换代，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意识和习俗太深了。尤其是妇女受种种旧礼教的束缚，“三从四德”等枷锁套在她们的脖子上，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
家庭情况更加穷困了，连房租都付不起，我读书的费用也没有着落。那时，我才十二岁。
1912年，有一天，母亲提出要我学唱京戏。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我学京戏呢？我心里就怀疑：也许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我有点害怕，总感觉这不是件好事情。
隔了些日子，父亲也和我讲，他说：
阿媛，你要晓得，京戏还是要学的，我们家里这样苦，欠了许多债，利钱很大，高利贷借来的。你去学京戏，学会了，把你送到堂子里抵押一个时期，三百块三年。
你晓得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当然是舍不得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并不是叫你一辈子在堂子里面，你是去卖唱的，不是卖身，你年龄还小，卖身爸爸和妈妈都是舍不得的。
阿媛，难道你愿意看我这么瘦，家里这么苦？去到那里，又不是叫你做什么，只是卖卖唱。我想了很久很久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条路好走。
这番话说得有情有理，我终于明白了，叫我停止读书去唱京戏是有原因的。可是想前想后，我就大哭起来。我那时的伤感是难以形容的，但是，看到家里这样穷苦，我不能不答应。
记得在一个阴沉沉的冬日，整个上午父亲垂头丧气，母亲只是做活，家里气氛寂静，像要出什么事了，我很担心……临近黄昏，忽然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
他们把我打扮好，我一声不响地流着眼泪，给父亲、母亲磕了头。听着父母的交代，我只点点头，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那一刹那，只是想：唉！为了孝，我才答应去的。这时我才十三岁，民国二年，1913年冬末春初。
到了堂子，她们给我起名字。我心想管你的，随便你叫我什么名字都可以，反正做满三年，我就走。她们最后决定，让我顶替已经嫁了人的杨兰春的名字。
我被定了姓名以后，当天晚上就开始卖唱做生意了。唱一曲一元钱，第一天晚上，我就接到许多邀请。
别的姑娘只有三两个邀请，我却有很多，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天天晚上唱，喉咙有时都哑了。
我经常累得要死，到深夜才睡，心想：那些有钱人，大吃大喝，还要听唱、玩乐……不管别人的死活。
而我们这些姑娘，当着这些人的面，装出笑容，苦水往肚里咽？唉，好在只押三年，还有个熬出头的日子。
今天，我们读到了董竹君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和贫苦的生活环境，读到了董竹君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堂子里卖唱。
她如何在堂子里自保，又如何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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