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的经历与变迁》连载​之六：我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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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芝《七十年的经历与变迁》连载之：

我家的煤油灯和吃花生

1951年11月份，我刚四岁，一只黑色的粗瓷碗里放着一个灯捻子，蜷缩着像一条蚯蚓。蝇子头似的灯光下母亲一针一针的缝着东西，微弱的灯光一闪一闪放出难闻的油烟味。某天晚上约七点来钟，我正坐在床上发呆，屋里忽然进来一个陌生人，50多岁背一搭裢，父母热情接待，他顺手从袋子里掏出一把花生塞到我手里，父亲介绍说这是你杨大爷。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花生，也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最美味的零食，那时太穷了，孩子们几乎没什么零食可吃，饿了给你块菜饼子，哄着不哭就算完，这次吃到花生，令我终生难忘，因为油灯的原故，我也没看到杨大爷长得啥样。

发大水的印象

1957年8月，我们在村中玩耍，忽然听到许多人大呼小叫的喊发大水了，那年我10岁，不知道什么是发大水，跟着人群看热闹，转眼间白茫茫一片，母亲赶忙拉着我往东走，只见村东六亩大的深坑一下子灌得满满的，触目惊心，水流声震耳欲聋，水天一色。跑到高处，眼见滚滚黄汤之中有时隐时现的西瓜、甜瓜，还有鸡、鸭、鹅、猪及桌、凳家具，木料等，我第一次领教了大自然的威力。记得当时有几个后生凫水去打捞东西，站在高处的老年人高声叫骂：想找死啊，赶快给我滚上来。那时我懵懵懂懂，不明白老人们话中的含意。

我家还算幸运，地势高，大水没有进门，不少住在低洼处的农户都进水了，老屋、老墙都泡塌了。邻近的史家营、韩家堂、前后侯等七八个村，房屋倒塌了超过一半，区上派人将难民转移到了高地，也有投亲靠友的，记得前侯营我姑姑家13口人都来我家避难，经济损失不言而喻。

淋盐卤的往事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百姓生活仍十分艰苦。“淋盐”和“盐卤”在我们这里有年头了，特别是旧社会，人们穷的没盐吃，家家都学会了这种本事。

过去低洼地段常年积水，到了春天，干旱少雨，经过冬天的沉淀，洼地之上泛起了盐碱，古称盐碱地，这时的地表土粉化的很细很细，最上面的一层白白细细的叫“土碱”。从我记事起，人们依然把它当成宝贝，专门绑一把好笤帚将其轻轻的扫起，积少成多，淋时放到缸中，碱土占缸的三分之二，上面加水，缸底五公分以上凿一小孔，安上水管， 水不能流的太快，下边放一大盆，淋出的水叫盐水，而后放到太阳底下晒，待水分蒸发后，表面就会出现一层洁白的东西，人们再把它捞出晾干，时间长了它就成了盐，大家叫它小盐，味苦。经过几次打捞，剩余的水就叫“盐卤”，是做豆腐的好材料，老话讲“盐卤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后来，国家食盐供应充足，许多农户仍然用小盐腌咸菜，但盐卤用处很大，做豆腐时一个装十二斤豆浆的大盆，用一个装盐卤的小壶往“热豆浆”滴上二三两，速度很慢很慢，做豆腐的一手执壶，一手拿勺子不停的搅拌。等到豆浆略稠，然后包上放到盒中成形。在我小时候，一见到那白生生、嫩乎乎的“热豆腐”，止不住的口水往外流，想吃没钱买，穷啊！不像现在想吃什么买什么。

到大姨家去的九里路

我村至沙河村有九里之遥，从中却有十八道弯三十六个坑洼还要多，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不让那些土路在人们的印象中消失，更也能让后人有所了解，对新中国、新时代、新面貌、新道路、新变化有所感知，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自幼我对这九里路非常熟悉，因为从我村向南到沙河村中间没有村庄，小时我随姐姐到南坡去割草，向南一望就看到沙河村。沙河村有我姨家，有时父母走亲戚会带我去，所以对这九里路印象最深，一路上的坑坑洼洼，沟沟坎坎，几乎闭上眼都能数得上来。如地名蝇坡、郑家林、草岗子、小桥子、乔家洼，大桥南、大桥北、大桥窝、徐家林，车往沟，沟南崕，大碱、小碱、大洼、小洼等等，土改后你三亩我两亩，土地不规则，三尖四棱的，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蚰蜒路，能走开一辆大车，不到两米宽，一会上岗，一会下洼，小时我们见到推车的就给他鼓劲儿，唱道“推车的不用怕，有一上就有一下”，上高爬低很是辛苦。

记忆中，起初很好奇很好玩，跑累了大人背着，一会儿上岗，一会儿爬沟，听鸟叫看风景高高兴兴。父母的脊背成了我童年的摇篮。长大了对这段高低不平的路很是烦感，夏季多雨要脱鞋趟水，这九里路要穿上脱脱了穿，反反复复。秋天更麻烦，阴雨天粘泥沾鞋太愁人，走走停停刮鞋上的泥巴。冬天路面上除了顶脚心的大疙瘩，就是滑脚摔人的大冰块。遇到晴天地表化冻时，鞋上除了黄泥就是黑泥，随时就能把你滑倒。因小时候跟大人走亲戚能吃好东西，我依然还是想跟着，十岁的我成了小大人，不能再叫大人背着了，再过那一个个沟洼时，我手脚并用，弄得两手泥巴，有时大人想拎我一把，我总逞能地说我能行。找到有干草坡的地方，我用枯草刮鞋上的泥。见其他行路人手里都拿着像筷子似的木棒，我也学着从路边树上折下一根备用。老人和妇女宁愿绕远一点也不愿意走这段路。

有一年阴雨连绵暴雨不断，一片白茫茫，大部分庄稼泡在水里，只有高粱还露出高粱头，路上行人赤脚光膀，因为路上净男人，有的会脱光衣服游过深水。有天中午我随父亲去沙河村走亲戚，出村便脱下鞋子拿在手中，趟在水里时不时就被砖头石块扎一下，一步走偏就会陷入深坑，最深处到腰胯，一路下来脚要扎破好几个地方。

岁月流逝，时光变迁。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国富民强，硬化路面平整而光滑，便捷的交通催富了周围乡村。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这九里路带着历史的沧桑与厚重，穿越时空，一路走到了今天。而今犹如一处旅游景点，春天路两旁展现出极强的活力，到处绿生生青幽幽，小草争先恐后地向外张望，庄稼蔬菜水灵灵的，孩童们唱着动听的歌谣，追逐打闹，唤醒了沉睡的九里路，我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夏天，很少看到有人劳作的身影，各种农业机械大显身手，青年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小汽车，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开着空调，看着电视，温馨惬意。秋天，青草抢占了小部分路面，豆秧也不甘落后的伸展到路上，鸟叫虫鸣，玉米地不时发出声响，谷子、高粱被微风一吹，像是对路上行人点头鞠躬。冬日里两旁寒霜覆盖，干枯的草一片一片顶着霜雪犹如一眼看不到边的雪莲花，大棚蔬菜不时地被装上车运往城里。

上学难的两个哥哥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开展了普及教育及扫盲运动，学校及识字班应运而生，适龄儿童进学堂，大人晚间上识字班。1951年，我村利用村西头的一个庙堂当作街头小学校，区政府派了一名公办教师叫周长文，周围相邻的三五个村的孩子们也集中在这里上小学。那年大哥十三岁，叫徐洪啟，二哥十岁叫徐洪荣，都赶上上学的好时机。

大哥二哥一块儿入学，分到一个班，他兄弟俩个勤奋好学，每次考试总是互争第一名，不料因家庭困难，父亲硬逼着他们辍学回家干活。于是，大哥整天闷闷不乐，有时烦了会顶撞父母，干着活有时会喊着“就是想上学”。二哥性情随和，没有异常举动。

学校周老师感到惋惜，多次到我家劝学，父亲才同意让大哥一人去上学，仍留下二哥在家干活。上到六年级，父亲又跑到学校让大哥辞学，因为一块钱的学费家里都交不起，周老师无可奈何，哥哥含泪离开了学校。

亲爱的父亲辞世四十年了，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哥哥上学时家中缺吃少喝，少米无盐，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现在回想起来，的确也是父亲的无奈之举，如今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子弟上学免费，教学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少年强国家强，我时常教导儿孙，要珍惜学习机会，刻苦上进，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火盆子 被烘子

在我童年的日子里，好像冬天的日子特别难熬，那时下雪大的出奇，整整一个冬天，野外都是白花花一片，还没等一场雪消融殆尽，下一场又飘得漫天皆白了。

入夜大地真安静，哪怕是最细微的响动，比如下雪我听到了簌簌落下的声音，星星点点的残雪随风飘进草屋下的木门落到脸上，顿时一种沁凉涌入心底。摆在面前的火盆时明时暗，我恨不能将它抱在怀里搁在腿上放在脚下。

我们入睡之前要数母亲最忙，她身边放着晚饭后掏锅底盛余火的大火盆，上边放一个烘篮俗称“被烘子”，那是父亲用柳条和桑条编的，半圆型的孔格能伸进拳头，像个大筐子扣在火盆之上，把我们睡前的被子烘烤一下。躺进母亲烤热的被窝里，浑身暖洋洋的感到无比的幸福和享受。

我们都睡下后，母亲再把我们穿湿了的棉鞋、袜子烤干，第二天一早再给我们烤一下棉裤棉袄。

火盆子、被烘子用处很大，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记得1955年前后，我们村家家都用，成了农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用具，特别给幼儿烤尿布。有些条编师傅看到了这个商机，大集上到处有卖的，也有自个用铁条编的烤干粮用形状各异。

火盆子大多为瓦盆，有买不起的，也有人用泥捏制的，我家就有。父亲用黄土和毛捻混合在一起，反复摔打，像和面一样仔细。和好的泥再用木棒敲打几遍，然后找个瓦盆当底样，大点小点厚点薄点根据需要。捏制好后晾晒几成干便可盛上半下柴禾碎屑或谷糠、豆糠，做完饭后将锅底余火放在上面，这样便可长时间取暖。不需要时用砖或土坯压好，以防止灰火无故消耗。

翌日清晨，铺着滑席和干草的床铺难以令人留恋，也是人小活力四射，我早早的起床跑进院子，一扫晚间对寒冷的恐惧。我踩着积雪小心的走到街上，每一步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厚厚的冰面上我和小伙伴们滑冰，一只脚前伸，一只脚用力往后蹬，能滑出好远。不过，得有技巧，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摔个仰面朝天，乐得大伙哈哈大笑。时不时摔痛了的小伙伴也会哭，可等不了泪干，又嬉笑如初。

而今，暖气、空调应有尽有，数九寒天硬是有了春天的温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几十年巨变，我老来有福温暖过冬。中国梦，我的梦，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难忘的“泥屐子”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早、最深刻的一个老物件那就是泥屐子。因为家中或跟着父母、哥哥姐姐走亲串友，以及左邻右舍，每个家庭的床前桌边总放着几双泥屐子，像是必备之物。

其实泥屐子就是个木板鞋，有点像现在的拖鞋，制作时木匠根据你的鞋底，用两公分厚的硬质木板锯成鞋底状，两端钉上三四公分的木垫，再钻几个穿绳的小眼，用麻绳穿几个前后鞋带，捆到脚上就可以了。

我小时候，每逢冬去春来，冰雪消融之时，庭院及街道上都是一片泥泞。母亲缝制的布鞋用不了几趟就会毁底掉绑，冰冷的稀泥里光着脚丫子根本就受不了。疯惯了家里根本待不住，于是父亲找木工给我订制了一双泥屐子，穿上鞋袜，再套上它，我心满意足，又可以出去玩了。母亲和姐姐帮我穿好绑结实，我兴高采烈地出门了。谁知穿这玩意儿是有学问的，我在大街上没走多远就状况不断。突然我一只脚陷进了烂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使尽浑身力气，连“泥屐子”带鞋袜都甩掉了，这只脚刚刚解脱，那只又出了状况，连累加急，汗流满面。没办法，只好用手挖泥，不时还得擦汗。我歪倒在地上，弄得浑身是泥，好像是一个泥猴一样。

到了我十一二岁时，在本村小学读书，雨雪天时，道路依然湿滑，慢慢的我学会了穿泥屐子，选好路，慢慢走，手拿棒棒，遇事不慌。父亲给我做的泥屐子，伴我读到三年级，而后有了胶鞋。似乎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再也看不到泥屐子的身影了。

捏泥人的欢乐时光

幼时没什么玩具，有时父亲赶集回来会给我们带几个泥娃娃，彩绘的、有实心的、有空心的，还有带哨的。那时农村家家都很穷，买不起玩具，几个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最大的乐趣就是玩泥巴。我三四岁时便学会了摔凹屋，就是用一块泥巴捏成碗状，然后举过头顶碗口向下摔到地上，里面的空气猛烈挤压，冲破碗底发出清脆的响声，谁的最响，谁就会在小伙伴面前受到吹捧。五六岁时，我按照父亲买的泥玩具，学会捏泥咕咕，晾干后能吹响。八九岁时我就能捏出人形，什么猪八戒、孙悟空、张飞、赵云、杨宗保、穆桂英等，各种小动物有实心的和空心的，必要时还要用火烤一烤。在十岁那年的秋天，我一下成了小伙伴们的偶像，算是孩子头。

那个年代村里没什么商店，只有货郎挑子串街，什么针头线脑、烟袋头、烟袋嘴的，我们关注的是货郎挑子上的“洋红”、“洋绿”，那时好的东西前头都得加个“洋”字，意思是进口货。大伙找点破烂，半求半换，让人家一样颜料都给点，然后我们涂到泥人上。而今，孩子们的玩具应有尽有，千姿百态，什么手控的、电动的、开发智力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玩的那种原生态的。

风筝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每到春暖花开，总能看到野外天空上飘着许多风筝。大的、小的、圆的、方的、八角的，还有的做得和大雁一样，摇头摆尾“嗡嗡”作响。

放风筝的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两眼盯着风筝，手拉丝线，边跑边调整着角度。一阵风起，总有一两个断线的随风飘去，放风筝的便拼命去追。我羡慕极了，啥时我才能有自己的风筝，加入他们的行列。

开始，我找到邻家叔叔，他拗不过我的死缠烂打，把自己不玩的一个叫“月姥娘”的风筝给了我，我受宠若惊。母亲知道后说我一个吃屎的孩子放什么风筝，让我给人送回去，我没入心却照葫芦画瓢做了一个，然后再把人家的还回去。

做风筝不容易，放风筝更难。我做的风筝愣是飞不起来，还引来了大家的哄笑，仔细看看人家的，才知道我做的太粗糙，线又短，纸糊的太厚。后来在叔叔的帮助下，我终于学会了做风筝、放风筝，实现了自己做的风筝飞上天的梦想。

点心盒子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生活困难物质匮乏，亲朋往来非常简单，三斤挂面、二斤馓子、二十个鸡蛋、两瓶散酒就打发了。重要亲戚也是重形式少内容，过去兴礼盒，会新亲和吃喜面都要抬盒子。会新亲至少六色礼，除一块肉两条鱼外，其余则是两根葱、几根山药、两斤点心、一包麦麸子。盒子像一个大蒸笼，有架，一层层放到架上，架上配有铁环由两人抬着，主人跟在后面很有面子。吃喜面那就更简单，三婶二大娘弄点面粉加上几个鸡蛋一层层摆放到盒子里，整个队伍浩浩荡荡，拿出去的不如吃回来的多。

另一种则是点心盒子，多为十一二公分乘三十公分的木匣子，上边的盖可以抽拉，里边多为炒糖或桃酥。点心盒装饰的非常漂亮，用花纸封着没人舍得吃，大都在亲戚朋友圈里转来转去，有的点心在盒子里发霉生虫。记得我七岁那年年关腊月，家里收到一个点心盒子，母亲将它放在里屋的单桌上。我好奇地跑到盒子边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想着里边有好吃的点心，不禁勾起了肚子里的馋虫，怎么也得尝尝。我小心翼翼轻轻撕下封条，慢慢抽下盒盖，呀！炒糖，我接连夹了一个又一个，像做贼似的，那个香甜引得我又吃了几个。看到母亲来了，连忙手忙脚乱的关上盒子，可还是晚了，母亲拎起我狠狠打了我两巴掌，我窘迫的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本来母亲温和善良，对我们更是慈爱有加，很少发脾气，一般不动手打孩子。这次简直气疯了，加大嗓门训斥我：“这是准备看你姥姥的，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叫偷，我最烦这样的孩子！”稍微平静了一下，母亲又把我拥入怀中直掉眼泪，告诉我说：“人要有人样，爹娘没本事，将来要好好上学，上学好了长大什么果子都能吃到”。说着叹了口气，又说：“做人要正直，为人要厚道，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我们家的日子会好起来的。”真可谓打在儿身，疼在娘心，每次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的旋律，我总是热泪盈眶。

当时虽然我懵懵懂懂，对母亲的教诲理解得不透彻，但现在看来，母亲的话是我终身的财富。今天的幸福一是要感谢党，二要感谢我伟大的母亲。

推磨的经历

从我记事起，我家里有盘石磨，不知是哪代祖宗流传下来的。

石磨结构简单，三片圆圆的大石，庞大而厚重。最下面的是磨盘，磨盘之上收进去的一层是磨的下亓，牢牢控制在磨盘之上。磨的下亓中间装了一个铁柱，正好卡上上亓的凹槽里。上下两亓周围上由石匠凿了一条条小沟，称之为磨齿，用上一段时间，会再请石匠凿一次叫锻磨。上层的有两个磨眼，磨面时为防堵塞，通常放进两根秫秸莛。上下层之间有一定空间称磨腔，上边一层有磨鼻用于拴绳子。可以说石磨历史悠久，传承千年。

很小的时候，我最爱听石磨的隆隆声响，一头小毛驴嘴上绑着笼头，眼上罩着捂眼子，一圈又一圈围着磨盘转。磨面的人只需手里拿个笤帚，扫扫收收放到簸箕里端到一边过筛，然后将箩上面的再放到磨上。看到驴的速度放慢，会用笤帚疙瘩照屁股打一下，周而复始格外有趣。

到了我八九岁事情出现了翻转，家里每次推磨，姐姐首先想到的是我。那时牲口都归了集体，要吃粮就得推磨，父亲、哥哥都有重要的事做，推碾倒磨自然成了母亲、姐姐和我的活。我几乎是趴在磨棍上，开始还使劲喜得母亲笑着说：“放屁就添风，干好了我给你做好吃的。”时间长了自然烦恼头疼，磨棍时不时掉落地上，身上、头上不时地挨上母亲的条帚疙瘩。

后来一听要推磨，我总是千方百计想逃走。姐姐大我三岁，全家唯一能管住和控制的人就是我。有天下午我见母亲准备原料知道要推磨了，赶紧躲进厕所里，想瞅准母亲不注意好溜之大吉。谁知我的企图早被姐姐发现，刚想窜出去被姐姐一把拉住，硬是给拎着耳朵拽了回来。

这次磨的是“煎饼糊子”，磨架子下边放着煎饼盆，我两眼盯着十多斤的原料，这得什么时候能把它磨完？又是一圈一圈的转，只见姐姐两腮挂汗，母亲气喘吁吁，不停的咳嗽。“要是能有一盘自己会转的磨该多好？”我这样想着。

我极不情愿的推着，一打盹磨棍一下掉在地上，另一端弄到煎饼糊子上溅了我一身，气得姐姐要揍我。母亲找了一块抹布，把我拉到一边擦了又擦，微笑着对我说：“干活要专心，使上劲磨棍就不掉了，干完活我给你弄荷包蛋。”姐姐说：“咱娘年纪大了又是小脚，起五更睡半夜操吃又操喝，你长点心行不？”

慢慢地我不再偷懒，为了母亲我每次推磨都很用力。什么时候把人从磨道里解放出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记得有一天，和我同样厌烦推磨的祥子对我说，村东做豆腐的有盘小磨就不用推，我赶紧跑去观看，原来是盘撞杆儿磨。一根长长的木杆头上钉个横梁，成丁字形，两端吊起，末端头上竖块木头连上磨鼻，人抓住横梁一推一拉，石磨便飞快转动。小磨还行，大磨恐怕不行。

何时能有一盘会自动转的磨，我做梦都在念道，我把想法讲给姐姐听，姐姐笑我痴人说梦。等到我上了初中，大约1964年左右，村里有了打面机，父亲说：“共产党里有能人，这世世代代靠推磨倒碾过日子的人还真不用再推了，这才算妇女解放了。”

割草喂牛拾柴禾

过去农村一年到头时时处处都有活干，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童，老人有老人的营生，小孩有小孩的活干。记得我七八岁时，家里分了土地，喂了一头老黄牛，父亲天天高高兴兴，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终于过上了十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

大人要下地干活，割草喂牛的活自然落在姐姐和我身上。我还背不起粪箕子（盛草的工具），只好拿着铲子、镰刀跟着姐姐，姐姐懂事干活不要命，而我犹如小学课本里的小猫钓鱼。

随着年龄的增长，背粪箕能拥到大腿根，正常应该是肩背屁股用力，我人小个矮粪箕的下半部只能到腿根。姐姐嫌我贪玩，父母一人给了我们一个粪箕子，各干各的。

割草的活并不容易，镰刀、铲子我使用起来非常笨拙，既不想干，也不会干。干烦了索性就不干了，回家少不了挨父母的骂。

在我九岁那年的秋天，天气仍很热干旱少雨，姐姐非要带我去南大洼割草。割草人家是割我是拔，因为不会使用工具。由于干旱地皮死硬死硬的，弄得手生痛，人家都装了满满一粪箕子，我割的草少的可怜。

回家时跟不上趟，气得姐姐狠狠的揍了我一顿。父亲可能出于对哥哥、姐姐没有上学而感到愧疚，说我不是出力干活的那块料，让我报名上学读书，还好我一直品学兼优，没有给父亲丢脸。

上学以后，我们村分成六个生产队，学生在上课之余仍要割草交队里换工分，慢慢的我跟上趟了，与别人差距逐步变小，人家三十斤、五十斤，我怎么也得弄个二十来斤。因此，我想今后的牛若能不吃草也照样能下地干活就好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村有了拖拉机耕地即快又好，让我认识到科技改变生产力的实例，于是我下决心好好学习，用学到的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百姓过日子有句老话叫：“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排在第一位的，做饭必须先有柴。

在我小时候，烧锅做饭全部是柴禾。到了秋天，田间地头到处是拾柴禾的童子军，我也是其中一员。就最近几年有时回老家看看，坐在小汽车里见路两旁，河崖地头一堆堆被丢弃的柴禾，仍觉莫名的惋惜，甚至有捡拾的冲动。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差，生产工具相当落后，老一辈传下来的原始工具生活方式陪伴我渡过了童年时光。

与各种柴草比起来，豆茬是最好用的。为了省力，人们会把一根三十多公分的木棍一劈两半，粗细以手能握住为准。粗的一头用铁丝捆好，采用杠杆原理拔豆茬比用手拔快多了。

从我五六岁时我跟着干，弄回家多少都能得到父母的赞许。我十岁那年深秋，姐姐带我去村南一里路的地名叫“绳坡”的地方拔豆茬，豆茬又粗又大真是喜人，总算找到一块好地儿。拔了一会儿，遇到一棵粗大的豆茬，拔了几下没动静，我叉开腿弯下腰闭住一口气，卯足力气往外拔，一个猛劲一头扎在豆茬上，顿时血流如注，吓得姐姐赶忙用手绢给我按住，怎么包扎的我都没有了印象。

1979年，父亲在病故前的日子里，仍然下意识的捡回几根树枝或别的什么柴禾，虽然那时家里并不缺柴禾。而今，我住进了城里用上了天燃气，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贯穿了我的一生，我是亲历者又是践行者。在新时代里担当新使命，中国人民强起来的伟大梦想，一定会实现。

对于苘的记忆

在我六七岁、八九岁的童年期、是贪吃、贪玩、天真活泼的年龄，也正是这个年龄段，让我对建国初的落后面貌记忆的十分深刻，如今那些情景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年之久，但仍烙印于我的脑海里。

那时简直太穷了、太落后了，若说的细一点，穷的缺粮食、缺衣衫、缺煤油、缺火柴、缺油盐、缺烧柴，落后的老牛拉木犁，拉木轮车，刨地瓜用镢刨、翻地用铁锨、做饭是土坯地锅、挑水用钩担、点灯用豆油、点火用火鎌、打柯篓浇地。直到1965年以后，农业才用上地排车，胶轮车，浇地是推水车，拧水车等。

如今的生活全变了，但是也要让现在的年青人能够知道从前的那些贫穷景象，让年青人知道什么才是穷和福，什么才叫落后和先进。

我作为一个农民，不仅回想起自己几十年前经历的一些往事，回想起建国初期的落后情景，回想起有关苘、苘绳、苘杆的一些小事记录于此，想让年青的人们多了解一点建国初期的落后情景，看看我国七十年发展的繁荣巨变，也为建国的七十周年送上一份真诚的祝福，献上一份朴实的纪念。

苘qing,是一种草本植物，一般春天播种，9月份收割，它是一种对地质，地温适应性特强的草本植物，高洼地块，明朗地块都可种植。建国初期，由于夏季雨水较大，很多地方无法排涝，在较洼的地里，往往只好种苘。若生长环境稍好些，它能长到两米多，粗度也能达到两公分。苘的茎皮多纤维，书上说它是一种重要的纤维植物之一。

它的皮软度和骨质度最适合用来编织笼子。在它快要成熟时，不少人常用去地里选出等高、等粗的苘，削头去尾，再风凉一天，编织成可大可小的笼子（我们这地方称之为“独篓”），用来装捕捉来的蝈蝈儿（老百姓都叫它“蚰子”）。这也算得上是我童年时最开心有趣的游戏了。

我八九岁时，对苘的干湿度和柔性度有所掌握和了解，才能让苘非常听话，所掌握和了解，熟练地编织出长形、矮形、大口形、大肚形等各种样式的独篓来。拿着它有的送给伙伴、有的送给街邻，有的被亲戚拿走。当听到人们称赞我编的独篓时，心里感到是那么地甜蜜。

立秋季节，我常去东邻西舍的叔叔伯伯家里，请求他们或他家的哥哥、姐姐们帮我捉蚰子，放进我的各个独篓里。有我负责喂养它们一些大葱、鲜辣椒等食物。这蚰子很好玩。可是，它们没有朋友味儿，手指一旦碰到它，它就会咬你，咬得很疼。虽然我是它的主人，供给它们吃喝，也不例外。咬完人它还机灵敏捷地上窜下跳，肩前身的两根须晃来晃去，显的格外精神。但是，它们的叫声却非常动听，特别晴天高温时，再给它点特辣的辣椒，它们会叫地更欢、更起劲。此时我家里，在门东门西的坯墙上，在椿树股中、在大门旁的老槐树叉边，往往都悬挂着装着蚰子的独篓。蚰子在里面拼命地叫啊，“吱吱吱、咯咯咯”的声音，真好似在舞台上欢唱的歌手引人入神。这些欢唱的宝贝儿，也给我家的苇杂屋的穷家破院，增加了很多的明媚、欢乐和喜庆。

苘的两种产品，则是苘绳、苘杆。苘的皮做成的绳，叫苘绳。

苘收割后，打去枝叶，打成捆需运到大坑里浸泡(叫沤苘),一般是三至五天。沤的快慢决定于水温高低。泡到用手去磨搓时，绿色的外皮很容易脱落，露出苘的白色本质即可。这时苘皮和苘杆便可以分离开，然后把苘捞出来手工剥苘。这时的苘会有一种很浓的沤臭味。如数量较大时，它的臭味在百米外都能闻到。当时在生产队时剥苘便是我的熟活儿，有时剥完苘的手一两天都有臭味儿。把剥完的苘皮放到大坑里洗涮干净，然后晒干，就是苘了。苘的质量，和其它植物一样生长越好，苘质越好。苘经过能工巧匠的加工，则成为各种粗细、长短的苘绳了。然后，它随着人们走向社会的四面八方，诚恳地为人民服务。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苘的种植量都很大。在收割时期，各村庄都能看到在太阳下晾晒的苘皮、苘杆。当时苘种植量这么大，主要是绳子的用量太大。

但是，今天的苘绳却没人用了，甚至有很多的年轻人对它已经陌生了。苘杆非常轻巧、易燃，算得上农家上等柴禾。俗语说“苘杆子打狼两头害怕”，足以说明苘杆轻巧、易折的特性。但在穷困时期的夏季，苘杆却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每逢阴雨连绵时，很多柴禾都受潮而点不着火，但苘杆易燃的优点极大的帮助了人们烧锅做饭。特别是从建国到1960年的这十多年里，那时农村的做饭还是用地锅子，还没有风箱，更没有煤炭。那时若没有苘杆，恐怕人们连顿饭都吃不上。

可是，人们哪能想到，除了烧火做饭，苘杆还有个鲜为人知的用处。那是在1953年左右，我还是“对啥都不懂，对啥都好奇”的年龄。虽然时光遥远，记忆却那样清晰而深刻。那次，父亲坐在屋内准备抽烟。他装好烟袋后，放在一边，随手拿了一块草纸卷了又卷(也叫“纸煤子”)，而后拿到一块铁板，（后来知道这叫“火镰”,是含金钢石的铁板，约一斤重）在火石(专门打火用的石头)上，一下一下地打划。刺耳的“哗啦”声和迸发出的上下乱窜的火星，使我感到非常好奇。父亲像是使出了浑身的劲儿，用小小的火石去快速地碰划那块火镰的边缘处。火镰与火石的碰撞爆发出刺耳的响声和飞窜的火星。父亲将“草纸煤”紧靠在火镰和火石最多发火点处。不一会，“草纸煤”便发出了点点白烟，随后又逐渐变为黑烟、火星和火苗。父亲快速的拿起他的烟袋，用“火纸煤”对准那烟袋点着烟。他“吸哈吸哈”的，非常享受的样子。从烟里喷出的烟雾却满屋乱跑，呛得我喉咙深处发出阵阵的咳嗽。

父亲稳手稳脚地用“纸煤子”的火苗儿，点着了苘杆。转身把它交给院里忙活着的母亲，并快声粗语地说道：“苘杆好了，做饭行了”。

这苘杆的暗火一吹就产生明火，做饭时用它，不做饭就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它能自燃一天一夜，晚上点灯时还可以用它，因为用“火镰、火石”打火时，母亲劲小，打出的火星太少，纸煤子根本点不着，所以一般都是父亲点火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我更体会到当时生活的穷苦。那时，人们还没有煤油、细布这些东西，更没有火柴、风箱、煤炭。

即便后来用起的“煤油灯”，也不过是一个小点的平形黑碗，里边放有菜油(豆油)，用灯草(当时的灯芯)，或者用棉花搓成一个细棉条。放在这碗中当灯芯点着照亮。当时用这种油灯的家庭，在村子里也得有百分之九十多的。大约是一两年后，才出现了家喻户晓流行一时的洋火、洋油。后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才赶走了洋货，有了国货。而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我们几乎全国都迈进了电灯、电话、电视机、各种电子产品的高科技时代。

再说起做饭，从用火镰、火石、纸煤子、苘杆做饭时的地锅子，到用洋火、风箱、煤炭锅，又从用风箱的煤炭锅到煤油炉、柴油炉又到钢金锅；再到今天家家用的电饭锅、电饭煲、电磁炉等等，这大跨步的发展变化，真让我们老一辈人难以想像，千言万语也无法说完。

在建国七十周年的今天，作为几乎与新中国同龄人的我仍想告诉人们，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变富了，变强了，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忘记使用苘、苘绳、苘杆的那个年代，不能忘记苘杆的伙伴:纸煤子、火镰和火石。

——选自《兖州春秋》年刊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