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明确帝国接下去的发展方向，于是召集手底下那帮文臣武将，讨论放眼目之所及的天下，究竟还有什么潜在的危机，会威胁秦帝国千世万世的统治。
此时有个卢生，提出了“亡秦者，胡也”的预言！
这个卢生是谁？他指的那个亡秦的“胡”，又是哪个？
有关卢生的历史资料十分有限，仅有的只言片语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出场的身份形象，与后来替秦始皇四处求仙寻找长生不死药的徐福，颇有几分相似，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神叨叨的味道。
而他说的“胡”，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秦帝国北方大漠草原上的胡人，也就是匈奴；另一个版本，则充满了宗教因果轮回般的色彩，讲这个“胡”就是秦二世皇帝“胡亥”。
敢情是秦始皇没把儿子的名字给取好，所以才给亡了国啊！
不过，这两种说法，小编更倾向于卢生指的是匈奴。
很容易推理，卢生预言的时候，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还是个满地跑的娃娃呢，哪看得出他将来有作死秦朝的本领？之所以把秦亡的祸根推到胡亥身上，估计是被秦国灭亡了的六国后人，自圆其说的一套瞎编，就像编排秦始皇是吕不韦生的杂种一样，充其量是过过嘴瘾的意淫。
而威胁秦政权稳定的外部因素匈奴，却是当时摆在台面上，几乎人所共知的情形。
从西周立国到秦统一天下，活跃于西北戈壁和漠北草原的戎狄胡人族群，就一直是威胁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就拿匈奴来说，早在战国中后期，他们的骑兵就经常南下，劫掠燕、赵两个靠北国家的粮食、牲畜和人口。于是，燕赵与胡人交界的地区，就出现了以抵御匈奴为目的的长城防御工事。
秦始皇兼并赵、燕两国，也就等于将自己推到了与匈奴直接对峙的战争前沿。如此重要的地缘政治环境转变，就不得不令秦朝决策层开始考虑起匈奴问题。
由这个角度分析，卢生提出“亡秦者胡”的观点，不仅契合秦帝国刚刚统一的大背景，而且很快成为了秦廷整个决策层的共识。
因为不久之后，秦始皇就发动了由蒙恬率领的30万秦军对匈军事行动，并且还投入大量劳役，修筑后续的秦直道、万里长城等配套军事工程。
至于卢生“神仙方士”的形象，如果站在秦汉意识形态环境氛围里，那就更是十分容易理解了。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秦始皇，放眼天底下还怕谁？可以说，人世间已经没有值得这位千古一帝敬畏的东西了。那么，读书人拿什么吓唬、牵制至高无上的皇帝呢？
有了，那就是打雷、闪电、狂风、暴雪，都由不得秦始皇控制的老天爷！
这也是为何后来的董仲舒，要编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来引导汉武帝在人世间执政时，还要顾忌一下老天脸色的道理。在董仲舒看来，什么水灾、旱灾，那都是老天在警告皇帝没管理好国家呢。
同样的道理，卢生搬出不在秦始皇统治范围内的神仙来说事，无非就是为自己“亡秦者胡”的战略观点，增加说服力而已。
鬼神，鬼神，古代鬼和神往往排在一起讲。秦始皇采纳了方士卢生的建议，也就是认可了神仙。认可了神仙，也就是他相信了鬼。于是，最后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秦始皇——我信你个鬼！”
当然，以秦始皇的雄才伟略，影响他对匈政策的主要因素，肯定不会是卢生的神仙代言人身份。或者说秦始皇是利用了古人对鬼神的迷信心理，推出卢生这么个有神仙背景的人物，为自己的对匈军事行动，增加了凝聚国人共识的动力。
其实，统一六国级别的战争，还远未足以让秦始皇对战争机器踩下刹车，他要排除所有干扰秦帝国长治久安的潜在隐患，最直接的军事决策就是北击匈奴、南服百越。
而百越与匈奴，显然散布于北方几千上万里边境线上的匈奴骑兵，更让秦始皇感到战争威胁迫在眉睫。
早在战国末期，匈奴就趁北方边境防守空虚，将帐篷和羊群扎在了黄河河套地区。
“黄河九曲，唯富一套”，对匈奴来说，河套草原不仅能够蓄养更多的部族和牛羊，而且从此他们还获得了更方便往南劫掠的前沿基地。
也就是说，秦国与匈奴之间的军事主动权，掌握在了匈奴骑兵手里。匈奴人想打秦国，从河套草原背个牛肉干骑上马，就奔你国都咸阳来了。而秦国想反击匈奴单于王廷，则必须先计划拿下河套地区，因为对方有战略缓冲区啊！
这样的窝囊气，岂是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愿意受的？
因此，出兵攻打匈奴的军事行动，也就成了必然之举。再加上卢生造势已久的“秦亡于胡”战争威胁论，蒙恬的30万虎狼之师，不仅一口气却匈奴700余里，而且还把战斗前沿往北推向了匈奴境内，用秦直道和万里长城两项国家工程，牢牢地拒敌于国门之外。
然而，秦直道和万里长城，恰恰又暴露出秦始皇战略防守的被动思维，终究断不了“亡秦者胡”的祸根。
只不过“胡”由匈奴变成了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秦”则改朝换代到了魏晋、隋唐，直至最后南宋亡于蒙古的忽必烈之手。
对比观察秦帝国在对南方百越和北部匈奴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政策。对匈奴，秦人只是生硬地将他们关在门外。而对百越，秦始皇却向新占领地区迁移了大量人口，再加上后世历朝历代对南方的不断开发，直至形成被誉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农业区。
发现奥妙了吧？汉人开疆拓土、对付外来族群的手段，概况起来就简单的俩字——种地！
适合发展农耕的地区，中原王朝往往能够通过持之以恒地移植农业经济，不出几代人就能使新开拓疆域荒山变茶园、沟壑成良田，即便断发纹身野蛮的吴人、越人，也能教成老实巴交的扛锄头农民。
但是，在北方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草原戈壁地区，移植农耕作业的手法就行不通了。
汉武帝穷尽一生打匈奴、开拓西域，也只是在适合农耕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站稳了脚跟，国力强盛时还能主动出击敲打敲打游牧族群，一旦国势衰微就会出现五胡乱华、靖康之变的被动局面。
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本身就以“胡人”形象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
这个多面体政权，他们的老大既是汉人的皇帝，也是满蒙两族的大汗，还是藏传佛教的保护者。以强劲武力维持着的多重身份，彻底打破了“亡秦者胡”的王朝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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