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历史上的大事件，正是因为变法，秦国才从一个总被欺负的小国家，成长为可以吞并六国的超级强国。
毫不夸张地说，秦始皇的成功，有商鞅很大的功劳。
变法中有一条是“禁止父子兄弟同宅居住”，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父子兄弟就不允许居住在同一个住宅里，必须分家，否则要被治罪。
这看起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还很得罪人。人家好端端住一起，你非得把人家拆开，这不给自己拉仇恨吗？
那么问题来了，商鞅为何做出这样的规定，他是故意招骂吗？当然不是。这么说吧，重点不在于不许父子兄弟居住在一起，而在于分户。
现代社会，大部分青年一结婚就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不与父母、兄弟同住，偶尔回家探望父母，有大事或过年过节时亲戚们才聚在一起。记得小时候有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当时可真是红遍大街小巷。
但古代不同，古代重宗族，百姓们聚族而居。还讲究“父母在不分异”那一套，世代同堂，儿孙满地，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大家长绝不允许儿孙们分家单过。
一个个大家庭让宗族的凝聚力变得很强。长此以往，宗族像树一样越长越壮，分支众多，势力庞大。某些偏远地区的人们只知有宗法，不知有国法，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也受到宗族的阻碍，这对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最直观的影响则是税收和兵员。某些税赋是以“户”为单位收取的，2个人的户和8、9个人的户收一样的税，后者就占了便宜。百姓需要服兵役，国家抽丁的时候也以“户”为单位，户口少了，可征的兵员也就少了。
何况，并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喜欢住在一个家里，舌头和牙齿还会打架呢，一家子住久了也难免磕磕碰碰。婆媳矛盾、妯娌冲突、兄弟不和都是常见的，甚至还会发生乱伦之类的糗事。
最关键的是，古代还有“父母在无私财”的说法，每个儿孙的劳动收入都要上交大家长，再由大家长进行分配。这样一来，付出多的必然心存不满，既然不努力也有家里养，那干嘛还努力？付出少的更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商鞅分户，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好处。
一是打破了宗族对百姓的控制，让国家政策从上到下得以贯彻，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度；
二是增加国家税收来源和财政收入；
三是增加兵员扩建军队；
四是促进了生产力。
分出去的小家庭第一次掌握了家里的财务大权，必然刺激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对生活充满希望。而客观上，再也没有了依靠，想过得更好就必须辛勤劳作，整个国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所以，“禁止父子兄弟同宅居住”非常有必要，是商鞅变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兼顾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顺带一说，商鞅变法能够成功，除了有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也因为商鞅不但有着坚定的变法意志，还很讲究方式方法。
比如分户这一条，商鞅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执行的，而是有一个缓冲地带，首先提出的是如果一户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将他家的税赋翻倍。第二次变法时才明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宅居住。此时百姓们心里已经有谱，并不怎么抗拒。
商鞅变法并不是只有这一项，还改革了户籍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等等。各项措施推行下去，对秦国进行本质上的大改革，才达成了富国强军的目标。
变法总是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商鞅就因打破延续几百年的贵族世袭制，得罪了秦国老牌贵族势力，秦孝公死后被诬谋反，落得兵败战死的下场，更惨的是尸身还被秦惠王嬴驷车裂了，并抄家灭族。
嬴驷如此对待商鞅，是因为早有仇怨。他为太子时触犯了新法，当处墨刑。当时很多人求情，但商鞅对秦孝公说，如果秦国真的要实行法治，就不应该受到贵族的干扰。太子犯法，不能处罚他，可以处罚他的师傅。
秦孝公强国心切，采纳了商鞅的劝谏。嬴驷的首席师傅也不是普通人，是秦孝公的兄弟嬴虔，代太子受过，处以“劓刑”挖去鼻子，嬴驷的另一个师傅公孙贾受墨刑。
此后新法畅通无阻，太子和国君之弟都不能超然法外，谁还敢以身试法？嬴虔、嬴驷却因此事恨上了商鞅。
秦孝公一死，嬴虔和其他老世族就告商鞅十大罪。嬴驷本就恨商鞅，再加上他在秦国民间的威望太高，嬴驷十分忌惮，便想方设法除之。但他对商鞅的变法倒是挺认同的，并没有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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