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对各民族都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以胸怀宽广的口吻表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李世民的话并非空泛的政治作秀，唐政府的官僚机构内，就经常能看到来自波斯、日本、新罗、突厥等地区的异族官员。
开放包容的胸怀，为唐王朝带来了极为庞大的疆域。高宗时期，大唐的骑兵越过中亚的葱岭，朝鲜半岛方向也联合新罗灭掉了隋炀帝三次都没打下来的高句丽，唐帝国的版图已然恢复到了西汉王朝最强盛的时期。
但是在古代封建王朝时期，由于生产力和交通运输系统的限制，任何朝代即便如强汉和盛唐，都有着帝国政府无法突破的边远地区控制极限。这样的统治困境，在铁路和无线电出现之前，几乎无解。
唐帝国极盛时期，疆域范围东到朝鲜半岛北部、南抵越南境内、西至葱岭以西、北达戈壁大漠，如此广大的区域，唐政府自然不可能对每一块土地都实行有效而直接的管辖。
况且，帝国边境所处的地带，往往也是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胡汉关系十分复杂，而中原王朝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对这些地区进行直接管辖。
面对这样的统治难题，唐朝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羁縻制度”。具体操作是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州府，大胆下放一些行政、财税，甚至军事权力，让当地少数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进行自我管理，有些类似于现在的自治区。
这些州府名义上向唐帝国效忠，提供一定的财政以及军事上的支持，比如李世民平定西域地带后，当地许多国家和城邦就公推大唐皇帝为“天可汗”，构建起了以唐帝国为核心的丝绸之路新秩序。
在羁縻制度的调动下，唐王朝能随时根据战略需要，征调突厥、回鹘、契丹、靺鞨、室韦等少数民族势力，攻伐挑战唐帝国权威的对手，比如唐玄宗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就频繁联合西域各国组成联军，与多次企图将势力扩张到西域的阿拉伯帝国、吐蕃交战。
但这已经是唐帝国经略边境地区的极限，中央政府并不会直接管辖这些地区，这些地区都是由当地的世袭部族首领管理，而这就是最早的土司制度。
除了在边境当地发展“亲唐”的土司，唐王朝还提供优惠政策，向少数民族地带移植“中原的土司”，这一方面统治贵州长达700余年的播州杨氏政权，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安史之乱后，今天云贵一带的南诏国与吐蕃联合，大有往北扩张的势头，唐政府苦于没有军力去平叛，于是号召中原的豪强大族自发组成军队前往西南作战，打下多少土地都归他们自己所有。来自山西太原的杨氏家族，就是顺着唐政府的拓边政策，最后扎根在了云贵高原的这片土地上。
在中原王朝的管理体系中，各地土司对自己的辖区拥有很大程度的掌控能力，而中央政府却没有在当地直接派遣官员的权利。且这些土司一般来说都是世代袭的，对自己的领地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与朝廷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与合作，帝国给这些土司封爵或者是官职，他们则表示向帝国效忠，这样的政策一直传承到了清朝中期。
然而，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原先的土司制度也不再适合于明清时期的现实情况。清代是一个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王朝，这一点在雍正身上得到过很直接的体现，他曾经在皇宫养心殿题写过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字面背后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整个大清帝国都要由他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当时的清王朝正处在康熙和雍正两代的上升期，封建皇权在达到历朝历代空前的鼎盛，故而对渴望集权的雍正来说，具备极大自治权、处于半独立状态下的土司制度，简直是令清廷中央不可容忍的！
而且，当时西南地区的汉化程度、交通体系、经济结构等内在条件，经过几百年不断的发展推进，也足以支撑雍正治下的清廷，对落后的土司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为何延续一千多年的土司制度，会在雍正时代趋于消失。
根据上文表述，中原王朝之所以对西南边境地区采取土司制度，其根源是帝国势力难以企及，或者强行推行类似中原的郡县制，经济开销很划不来，于是采取了跟本土势力妥协的合作。
这样的合作，双方可谓是各取所需。
最重要的是帝国的地位得到少数民族承认，各地的土司名义上都是通过中央政府任命，从合法性层面来说，只要帝国控制力条件成熟，是可以直接任命内陆派去的官吏，不再让土司家族继续当官的。
但是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帝国对于土司的管理能力很弱，很多土司经营祖辈留下的地块，比如播州杨氏从晚唐到明朝，已经盘踞当地700余年，老树盘根岂是说拔就拔的？
西南地区类似的土司势力，从元代一直延续到清朝，数量十分多，并且拥有非常强大的势力，有一些根本对中原帝国没有任何的敬畏，甚至敢于起兵反抗朝廷的管控。
在贵州地区的某些土司，甚至拥兵几万，并且有一套完全独立于帝国之外的司法、行政体系。而且他们对于当地的地形十分熟悉，就算是他们举兵，朝廷也很难深入高山深谷平叛，只能被迫答应这些半独立势力的各种要求。
而且根据记载，当时的很多土司各自为政，甚至为了夺取土地和人口互相攻击，这就引发了地区治理的严重紊乱。有些土司之间的战争，还会超出作战边界，发展到劫掠某一个帝国直属州府的情况。
在诸多现实情况下，原先的土司制度，显然已经不再适合于当时的社会了。所以雍正下定决心解决土司问题，将整个帝国的权力集中在朝廷。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既是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是顺应渴望安定生产生活环境的民意的。
在土司制度的统治体系中，当地土司对辖区内的属民有着绝对的权威。对于土司来说，手下的属民只不过是给他们享乐的工具罢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把属民当作奴隶来进行交易。
许多土司州府的法律十分严苛，中原已经很少实行的凌迟等酷刑，在各土司州府里面却十分常见，导致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并且在利益分配上，少数土司集团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因而在土司统治区内部，属民们出于对土司的不满，内心中也有着对变革的渴望。
当地属民因为土司们的暴政和无休止的贫穷，大量流入其它地区，也是导致西南地区动乱的根源之一。对于清廷来说，长期动乱也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因而进行改土归流，将土司制度撤销，改用中原通行的流官制度，是解决西南地区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大计。
在清朝陆续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土司曾跟随南明小朝廷对抗过满清，所以为了稳固地方政权，在顺治时期就已经试行过小规模的改土归流了。
清军攻破贵州以后，率先在当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到康熙晚年贵州地区的土司已经基本被平定，原先当地的土司部族大部分被纳入进了清廷的直接管辖之下。
说到清廷对西南云贵地区的经略，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平西王吴三桂！
吴三桂盘踞云贵的合法性依据是清廷给的，为的是剿灭南明的永历政权。1662年，吴三桂步步紧逼，最终攻入缅甸境内俘获了永历帝朱由榔，并且带回云南在清廷的监督下吊死了朱由榔。此后，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作用是帮着清廷继续镇压亲明朝的当地土司势力。
云南地区的苍山洱海，在明朝时期就由朱元璋的义子沐英一脉世代镇守，沐王府200多年来声震云贵，是各地土司实际上的统治者。吴三桂的盘算，无非是接管沐王府的传统地位，做一个在臣服于清廷的同时，又受云贵土司顶礼膜拜的土皇帝。
对吴三桂的如意算盘，康熙自然不会听之任之，随后便有了三藩之乱。叛乱平定后，没有了吴三桂当“中间商”，清廷就处在了直接与土司们打交道的基层管理第一线。
这些土司早在顺治时期，就不怎么听清廷的招呼。对于那部分支持永历政权的土司，清廷借吴三桂之手直接发动进攻予以消灭，尽管是掉进了吴三桂的腰包，但好歹平西王府也算是清廷设立的统治管理机构。
等到康熙平定三藩收复云南，接收的吴三桂遗产，其中一项就是对境内土司已经较为增强的管控。这也算是吴三桂对清廷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客观上做出的前期“贡献”吧。
到了雍正正式上马改土归流政策，清廷先是加强了对当地土司军队的掌控，然后派遣帝国直属官员掌握当地的土司部族，并且在逐渐控制实权以后，将土司裁撤改由清廷直接控制。
当然，土司们也有过激烈的反抗，甚至举兵直接与清军作战。据说当地土司的军队，曾使用过一款令清军闻风丧胆的杀伤利器，那就是将箭毒木的树汁涂抹在箭头和刀刃上，但凡被射中和划伤的清军，基本都是见血封喉，只有少数立马发狠砍断手脚的，才能勉强保住性命。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清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最终全面铺展开了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延续近千年的土司制度，从此归入了历史记忆。
满清自康熙继位以后，社会方方面面都呈现出积极上升的势头，随着鳌拜集团、三藩势力、台湾郑氏、西北葛尔丹等不稳定因素的一个个消失，全国版图大多都纳入到了清廷的直接管控之中。
有康熙留下的坚实基本盘，到到雍正继位的时候，全国各地方势力基本上都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去反抗清廷的统治。在强盛国力的支撑下，政府机器强势运转，改土归流的国策得以顺利进行。
而且清朝所推行的改土归流，并不是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只不过是对清廷有威胁的土司进行清理。而原本就顺从清廷的土司，所受到的打击是很小的，这也就分化了一部分土司部族内部的力量，减小了改土归流所面临的压力。
总结：在清朝雍正时期，之所以可以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是有着其经过几百年融合发展水到渠成的历史背景的，当时的土司制度已经不适合于历史潮流了，且清朝高度集中的皇权意识，也不会容忍在地方上有着高度独立状态的势力。况且顺治，康熙也给雍正的改土归流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整个环节上的任何一点都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土司制度在历史上的终结是必然的，历史大势总是无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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