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年仅7岁的周恭帝柴宗训继位。第二年正月初一，时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胁迫周恭帝禅位，改国号为“宋”。
在宋朝建立后不久，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让部将交出军权，避免了宋朝如五代时其它王朝一样，陷入被武人推翻的短命魔咒。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一直以来都是皇帝与开国功臣互相成全的典范。可有一点非常奇怪，为什么赵匡胤就能在不经历喋血宫变，不闹到伏尸遍野的情况下，让这些将领们轻而易举地交出兵权呢？
都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些刚刚经历五代变乱的将领们，显然更清楚这一点。故而，赵匡胤的和平赎买手段，似乎就有些顺利得太过于理想化了。
相传，赵匡胤尽管通过兵变夺取了后周的天下，但心里却并不安生，他担心自己死后，这些老部下们将来效仿自己当初的做法，也来一出陈桥兵变，重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频繁武将政变立国的老路子。
于是在第二年，赵匡胤邀请石守信等亲信部下在宫中饮酒，在大家喝到酒酣耳热之际，他故意将自己的忧虑说给诸将。
听到皇帝担心自己这些人将来谋反，石守信、王申琦的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喝了半天，感情这是场鸿门宴呐！这哥几个也不知道自己这位老大哥，是不是已经在宫殿外埋伏了五百刀斧手，就等一声令下冲进来把他们剁成肉酱，于是赶紧赌咒发誓自己绝无二心。
听到这些将领们诚惶诚恐的诉忠心，赵匡胤觉得火候差不多了。
他一边表示宽慰，一边又趁机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让他们主动放弃兵权，当然作为补偿，朝廷会多赐给他们以田宅、土地，“以为子孙永享之业”。
听到这，这些人精哪还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面对胡萝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诱，这几位禁军将领纷纷识趣地乖乖照办。第二天，哥几个一起正儿八经地上奏朝廷，要求告老还乡。
首战告捷，赵匡胤又依样画葫芦，用同样的办法宴请了另外多位大将，逐渐将散落的兵权收了回来。
说实话，这个故事挺精彩的，尤其是赵匡胤在宴会席上那种恩威并施的劝说，更是塑造起了这位开国武将的忠厚人设。前有刘邦的兔死狗烹、后又有朱元璋的胡蓝大案，北宋开国功臣，当真是善终的典范！
但可惜的是，这个故事，并不是杯酒释兵权的全部真相。如果仅通过一场酒宴，就能将兵权收回，那么在古代，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大将谋逆弑君的事件发生了。
在史学界，素来对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有所争论，认为故事为假的反对方，最主要的怀疑点，在于“杯酒释兵权”这样在宋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在当时的官修史书中，竟然找不到多少记载！
现存有关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录，出自宋真宗时期名臣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及同时期王曾所写的《王文正公笔录》。而除了这两位名臣手稿以外，唯一靠谱一些的记录就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了。
《谈录》、《笔录》加《纪文》，三位大臣背书听起来似乎挺靠谱的不是？不过先别急。
首先，这三人都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就拿丁谓、王曾来说，他们出生时宋朝都已经建立了近二十年，而等到他们进入朝廷中枢，杯酒释兵权就已经成了四五十年前的旧事了。
当然，小编并不是说所有历史事件，只有亲历者的叙述才可信，但问题在于除了这三人所写的笔记外，像《太祖实录》、《三朝国史》之类的官修史书，对“杯酒释兵权”竟然是一字未提！而以两书为基础编写的《宋史》也是如此，根本看不到与此相关的点滴笔墨。
这就有意思了！杯酒释兵权可不同于“烛声斧影”之类的宫廷禁忌，不容于官史，在这个故事里，赵匡胤甚至可以被视为终结五代武将乱政篡位之祸的明君，这么给脸上贴金的事，宋朝官家干嘛不在书里面记上几笔呢？
比较靠谱的解释，就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是被后世文人过分夸大，或者互说戏剧化了。
最大的误解在于，我们其实误会了“释兵权”的含义：那些曾经跟随赵匡胤出生入死的功臣，并不是被完全收走了兵权，而是由禁军大将调任地方，出任节度使。
有人可能觉得，从禁军将领调任地方，难道不是明升暗降么？还真不一定。事实上，从五代开始，皇帝们登基后往往都会将自己亲信将领，调至地方任节度使一职。
比如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部下郭崇韬，就曾经急不可耐地上书皇帝，要对方兑现早年间“许卿一镇”的诺言。一方面，这是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掌握；另一方面，皇帝也是为了笼络和报答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们，毕竟这些将领提着脑袋跟着干，也是想着要吃香喝辣的。
从这一点上来看，以功臣为节度使，本就是五代时期约定俗成的惯例，赵匡胤至少在明面的人事调动上，步子并没有迈得很大。
但这还不算完，宋朝之所以能够走出五代武将乱政的怪圈，是依靠赵匡胤在制度上的一系列设计。其实，早在将这些将领派至地方充任节度使之前，赵匡胤就已经开始了一整套针对地方的组合拳。
首先是削弱地方的行政权。
将节度使兼领支郡的权利收归中央，又派遣文臣出任各地知州、知县。为了防止这些文官和节度使沆瀣一气，他还特别规定这些地方官要三年一换，这样就基本杜绝了节度使在地方上建立派系的可能。
赵匡胤的第二招，则打在了地方财政上。
从唐朝中期开始，税收就开始施行两税法，又或者说两税三分法。
所谓的“三分”，就是将收来的税赋分为三部分，分别称为上供、送使、留州，除了“上供”部分以外，其他部分都被节度使把控。这种情况下，富得流油的节度使自然成了朝廷的威胁。
赵匡胤的解决思路，是下令设立各路转运使，专门负责财税的转运，各州除了留下极少部分用作日常管理经费外，所有的钱粮物资都要送到京城统一调配。这样一来，朝廷就将各地财政大权搂了回来。
最后一刀，赵匡胤砍在了兵权上。
公元965年8月，赵匡胤下令从各州选拔精锐士兵补充禁军。为了挑选合适兵员，他甚至亲自挑选身强体壮的士兵当做“兵样”，让各地以这种标准输送士兵进入禁军。
而那些没被挑选进入禁军序列的地方部队，则改编为所谓的“厢军”。所以北宋到了中后期，除了京城开封，以及与辽、西夏接壤的边境部队外，其余地方上的军队，基本来说没有什么战斗力。
经过赵匡胤这样的三板斧，节度使被阉割了行政、财政、军事三大权，就再也没法成为北宋朝廷的威胁了。
总而言之，赵匡胤打压功勋武将时，并不是拿某一个人开刀，而是直接从制度上下手堵死了武将乱政的可能，这种釜底抽薪的策略，才是“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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