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在清廷和南方革命党之间首鼠两端，终于在1912年诱使隆裕太后，做出了逊位让国的决定，传承276年的清朝自此灭亡。
袁世凯作为清朝的直接篡位者，被满清遗老遗少所痛恨。但实际上，袁世凯当时手上握着的北洋新军，总人数只有7万多，数量上不占太大的优势。
而另一个汉人重臣曾国藩，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鼎盛时曾领军50多万。这些士兵基本都是他招募来的，若论忠诚度，北洋士兵虽也忠于袁世凯，却还比不上湘军对曾国藩的忠。
他若振臂一呼，湘军肯定二话不说跟着他打天下。当时清廷的八旗军已腐化颓废，绿营更是被太平军打了个稀巴烂，曾国藩还真有反清成功的可能性。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袁世凯拥兵7万就敢篡位，曾国藩领军50万却甘为人臣，他在怕什么呢？
袁世凯的家族是官宦世家，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优越的家庭环境，让袁世凯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从小喜爱兵法，常常花费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曾说“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还写过一幅颇为狂妄的对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早早就表现出了逐鹿中原的野心。
因数次科考不中，袁世凯一怒之下投笔从戎，在平定朝鲜之乱时立下大功，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积累了足够的练兵经验，才会有后来的小站练兵。
而且袁世凯并不是只会打仗的莽夫，政治手段也很高明。在光绪与慈禧、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左右逢迎，弄得两边都以为他是自己人，并靠着出卖维新派得到慈禧的赏识。
后爆发武昌起义，局势复杂，袁世凯以北洋新军为依仗，借着革命军给清廷施压，又借着清廷给革命军施压，从棋子摇手一变为下棋的人，成为最终的大赢家。
换言之，袁世凯对清廷并没多少敬畏之心，早就有了取而代之的企图。他的路子很野，思想上没什么束缚，说翻脸就翻脸，一切只为自己的野心服务。
反观曾国藩，是极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对自身道德要求极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意识深深地刻在他的骨子里。
曾家是普通的耕读家庭，曾国藩5岁启蒙，6岁入学，他似乎不是特别聪明，27岁时才终于上榜，还只是个同进士。但他并没因为中举而懈怠，依然勤勤恳恳地读书，在某次朝考时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自提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同进士好比如夫人，比不上正儿八经的进士，大多被打发去当小官，成为庶吉士的很少见。之后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曾国藩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硬是凭着稳扎稳打的稳健作风，升迁到二品官位。
真正让他显露自身才能的，是组建湘军清缴太平天国。与太平军打仗同样是稳中求胜，花了十年的时间步步推进，逐渐蚕食太平天国的领地，最后才合围南京，一举灭了太平天国。
从其作战特点，就能看出曾国藩这个人的风格，谨慎小心，绝不冒险。谁能保证他若造反就一定成功？谁都不敢保证。没有万全的把握，他不会出手。
况且，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决定的。而曾国藩师从儒家，忠君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家为啥深受历朝历代的欢迎？正是因为忠君。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大夫，也许会批评君王的不足之处，也许会对现实不满，却绝不会举兵造反。
曾国藩发表的《讨粤匪檄》中有这样的字样，“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
瞧瞧，是不是透着浓浓的儒家意味！
在治军方略上，曾国藩也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为治军之本，其精神核心就是忠君。一旦起兵反清，他在军中塑造的人设就崩了。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一直坚持人格上的修炼。每天记日记，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诚、敬、静、谨、恒，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在世的圣贤。
圣贤，怎么能造反呢？他只愿当一个十全十美的忠臣。君主如何、朝廷如何都只是其次，他心中自有坚持。
另一方面，曾国藩没有遇上最好的反清时机。那时清廷虽已势微，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多年的血腥镇压、思想禁锢之下，臣民们已经习惯了清廷的统治，曾国藩虽有民望，却还没高过清廷，要是举起反旗，立刻会成为众矢之的。
这一点上袁世凯比曾国藩幸运。当时反清情绪高涨，国内外都是清帝退位的呼声，袁世凯把握住了这股“东风”，争取到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袁世凯逼退清廷，倒不如说是清廷在几十年的内忧外患中，像一颗被松动了根脉的大树，终于维持不下去统治，轰然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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