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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道
    布,布置,传播,宣扬之意;道,道理,道统,思想之谓。顾名思义,布道就是传播或宣扬思想,以使受众在接受这种思想的情况下能够按照道的规范和要求进行说话和做事,而且在进行自我行事时都能够严格的遵循,不应该越雷池半步。只有这样中规中矩的生活才算是达到了布道者的要求,实现了布道者的初衷。

    纵观历史发展的脉络,自这个星球有了人类的活动并有了历史的记录以来,作为生物的群体为了更好地相处,族群能够和谐的发展就应该有智者突破自我狭小的空间,以心怀天下的情怀高屋建瓴地向世人陈述他们似懂非懂的思想和理论,同时还对未来的生活进行着美好的蓝图勾画,如《礼记》中关于“大同世界”的美好畅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也正是这种近似先知先觉的大智慧的思想的传播,使生活在蒙昧状态的人们看到了活着的希望,并增强了为之努力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才有了钻木取火,才有了制造和使用工具,才有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天斗地的英雄的横空出世。也正是有了思想上的教化,所以人类的文明才逐步从混沌中走出来,一步步沿着一条若明若暗的经络往前曲折地发展。

    一个没有智者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就如同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可怕的国家一样。正是这样,人类社会继由群体智慧引领艰难地往前推进之后,一个个智慧化身的个体应历史之需由幕后走到了台前。这里不能忽视的当然是老聃。因为没有体制规则的约束,所以老子在用智慧的双眼审视社会,用心去体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字字珠玑的警言隽语便不断地出现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之中,如域外之音敲击着人们的耳膜,然后人们用这种似懂非懂的道理指导和规范着自己的言行,再用它们去衡量和评判别人的行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看上去就是一种简单的文字游戏,但是就是为了这个,伟大的老聃几乎是耗费毕生的心血骑着自己的青牛,叼着旱烟袋一路向西从没有停留,最后消失在夕阳西下中,淹没于古道西风中。一个伟大的生命,一个闪烁智慧之光的灵魂,为了自己的道也只能止于流沙黄尘之中,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迹。可能是因为置身在体制之外的原因,所以面对当时的诸侯至尊,老聃才不会有太多的顾忌,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说着自己的话,做着自己自己的事。我行我素在当下是一个近似贬义的词,但是在那个没有太多规俗限制的时代,这个词用在老聃的身上还是比较贴切的。

    一个人行色匆匆地在本该属于自己的轨迹上走一朝,都希望自己能够在那里留下一抹亮色,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进行耕耘。可是当一切的设想遇到冰冷的现实的时候,所有的畅想都化作一粒尘埃,不是落在大地,而是始终悬浮在空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曾经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耕耘者才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追求,而一旦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的时候,一切设计好的轨迹将会被彻底的洗牌,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信仰开始遗落,甚至丢弃,最终得到的只能是对现世的绝望。从一定程度上说老聃就是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创建学说,并积极地践行”到“怀疑自己的学说,并最终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种由生到死的精神挣扎的过程。最后老子是以飘渺的灰白色,近似于天际的雪峰和老者的须发消失在茫茫天地间。

    老子被天地吞噬,化作一缕青烟,为追随而来的孔子提供了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在昏黄的油灯下,孔子曾经以学生的身份向老子问道,经过一番训道之后,孔子似乎知道自己如何接过老子的智慧之棒,去尽老子未尽的事业。但是,毕竟不是同一的个体,所以老子和孔子尽管都站在布道者的位置俯视苍生,但由于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同,旁观者的老子更多追求的是独立人格的自我彰显,至于有悖于自我存在的东西,他更多采取的是避之的态度,而当局者的孔子则以兼济天下之心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失时机地站在诸王的面前口若悬河、不知疲倦地申说着自己的理念和治国方略。对孔子来说,他也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弱小,所以他才驾着马车,带着一帮弟子效仿着老子一路向西走去。相对于老子而言,孔子的境遇要好的多,面对孔子勾画的美好蓝图,劳心者也曾经心动过,并以上等宾的礼遇善待孔子,而且还提供丰厚的俸禄。可是善待归善待,至于在实际的施政中对于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学说仅仅是供奉在高高的祭坛之上,除了膜拜,再也没有更多实际的行动。面对这些,孔子怎可视而不见,当热情遇到冰山时,除了失落,只能选择离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多么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带着这样理想。从五十五岁开始出门,到六十七岁回家,当看到结发的妻子在贫困中离世,唯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自己得意的门生接二连三的与他阴阳两隔之后,曾经的国师情结开始慢慢降温,只不过仅仅是降温,还没有彻底的失望。,所以才有了在日薄西山之时,在皇城门口一个瘦高却略显佝偻的身躯在夕阳的余晖的映衬下显得那样的苍凉,可是即使这样,他依然睁大昏浊的双眼期盼着国君的召唤。

    对于孔子而言,他始终生活在矛盾之中,因为理想的支撑,所以他真的做到了抛妻离子,矢志不渝;面对现实,仁义礼智信的布道之劳得不到任何的呼应和采纳,自己的国师之梦难以实现,心寒体痛,这种二难背反可以说是相伴一生:凡是君子都应该让世间充分的接受自己,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间充分的接受。正是这样,对孔子来说每一次的到达总是满怀希望,每一次的离去总是仰天长叹。造成这样的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被国师情结裹挟着,难以脱身。所以孔子始终是以近似于我们的皮肤和大地的堂皇的棕黄色悬浮在空中,飘散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上空。

    出世的老子一路向西,入世的孔子也一路向西,他们都是百代君子,都会长途跋涉,至于给世人留下什么,从典籍到寻常巷陌,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达官显贵到乡村庶民的生存状态就可窥一斑。从家国天下的角度审视,布道的初衷就是达到济苍生、纯人伦的目的。面对这样的至高理想,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以教徒一样虔诚地接受洗礼,以净化我们的灵魂。可是,一旦这种神圣的东西被移接到现实,那么圣洁的东西往往会被演化,成为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招摇撞骗的工具。他们以江湖游医的角色游走在大江南北,唾星四溅地堂而皇之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宣扬和自我的标榜,以求达到乐己愚人的目的。不错,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已经远离这个世界,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不可能成为当下民众普适性的心理。真相有时候会被美丽的谎言遮蔽,但是肥皂泡的五彩斑斓在阳光的照射下不可能依然耀眼。狼来了的故事教育了无数天真可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了如何面对现实;而狼来了的故事也同样警示着自诩成熟的大人。时代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升,狼与狼狗的区别在外形上几乎没有明显的标志,但是如果用嗜血成性进行甄别时,大灰狼狰狞的面孔自会暴晒在阳光之下,它也毋庸置疑的成为猎人凯旋的凭借。

    积贫积弱的时代,我们需要勇敢者的拯救;蒙昧无知的时代,我们需要智者的教化和引领,但这两个时代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在这个充满诱惑且物欲泛滥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则是信仰的失落,正是这样才为那些以冠冕堂皇之言布道于阳光之下,却在阴暗的角落做着卑劣之事的君子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进行着自我高尚德行的标榜,博取一片喝彩之后,又开始做着鸡鸣狗盗的事情。他们用实际行动在诠释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真谛。

    老庄的布道,追求的是无己、无功、无名;孔子的布道,渴望的是天下大同;而当下的老庄和孔子们的布道追求的是什么,雾霾过后,见到一缕阳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PM是看得见的杀人的利器,我们可以防范;至于更多的隐形的PM则在不停的吞噬着人们的躯体乃至灵魂,如何防范,依靠的是每一个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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