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财政史研究在专题研究和整体研究上已有十分宏富的积累，深化宋代财政史研究的关键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现有对宋代财政史进行整体阐释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主要有“收、支、管、平”“军事财政”“地方财政”“官民互动”等。这些研究并非都包涵了两宋或全国范畴，但均体现了整体视野和全局观念，揭示了宋代财政史的多个面向，既有其独到见解，也有其视角局限，有待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阐释框架，补充以往研究不足，揭示宋代财政史新面向。本文试图以财政窠名入手，从财权分配的视角探讨南宋财政体制的特点。
窠名在宋代有多种含义，既用以指官吏和军队的职位，也指财政名目。如“三省枢密院除旧有合保差除窠名外” “厢军剩员窠名” “四方屯戍元窠名”等，是指文武官和军队“员阙”。财政“窠名”首见于元丰六年（1083）。该年权发遣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用转运司年计籴本及军须钱帛等籴买粮草，“候籴买毕，却细算年计军须钱本，各依窠名桩管”。南宋人追述北宋前期财政问题时延用南宋习惯，偶尔用到“窠名”概念，如绍兴二年（1132）韩肖胄说“天下财赋窠名，旧悉隶三司”，又如南宋人徐度说“仁宗朝或请凡财赋窠名宜随类并合”。但“窠名”概念并不见于北宋前期人使用于财政领域。熙丰变法以后，窠名成为财权分配的基本要素，作为财政概念使用并逐步普遍，南宋窠名则成为广泛使用的财政基本概念。
1．财政窠名分类
南宋使用的财政“窠名”概念具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具体税种和税目，可称为赋税窠名；二是指一类财赋，可称为种类窠名；三是指属于不同机构的财赋，可称为机构窠名。赋税窠名指直接向社会开征的税种、税目，这是财政窠名最基本的含义。如两税本身即为赋税窠名，这一重要税种下又包括若干税目，一税目也称一窠名。《景定建康志》称建康府两税“窠名又有昔无而今有者，或昔有而今无者”，该府两税下税目的“窠名”包括夏料管催的折帛钱、绢䌷、丝、绵和小麦，秋料管催的苗米、穰草、布、芦苇等。各地两税所含税目有一定差异。如连州两税窠名有秋苗正税米及附加税耗米、义仓、加耗、斛面，夏布折钱正税及附加税头子、勘合、畸零、索陌钱等。
南宋因权属和用途不同，存在上供、无额上供、系省、封桩、经制、总制、月桩、版帐、淮衣钱、福衣钱、田四厢钱、四川折估钱等诸多种类窠名。这些种类财赋的构成和收支有明确界限，被称为某类窠名。归入上供的财赋被称为“上供窠名”或“上供诸色窠名”。如绍兴三十年（1160），临安府“截拨上供窠名尽数当官支还”所欠铺户国信等买物钱。系省钱作为一类财赋窠名，称“系省窠名”，指留存地方而登入户部帐籍的财赋，如范成大奏请“给囚之物，既许支用系省窠名”。无额上供钱作为一类财赋，被称为“无额上供钱物窠名”。划归经制钱和总制钱的财赋分别称为“经制窠名”和“总制窠名”。如绍兴五年“增头子钱为三十文，其十五文充经制窠名，七文充总制窠名”。两项窠名又合称“经总制窠名”。其他有着相对独立收支来源和去向的一类财赋都称为“窠名”。王曾瑜称“系省、不系省、封桩钱物、不封桩钱物和无额上供钱物，即属宋朝财政的重要窠名”。此“窠名”即种类窠名。
南宋将所有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的权属都划归相应的机构，即“天下财赋窠名不一，有归之朝廷者，有归之户部者”，也有归之内藏、监司、州县者，因而又出现了“朝廷窠名”“户部窠名”“内藏窠名”“监司窠名”“州县窠名”等概念。这些以机构名之的窠名可称为机构窠名。王安石变法创朝廷财政，出现朝廷窠名。王安石新创朝廷财政所含窠名可分为新法财赋、原属三司和地方的财赋、新开征赋税三大类，指出内藏财政和朝廷财政的性质都是备缓急之用的储备财政，而三司（户部）财政是对军费和官俸等经常性支出负直接责任的“经费”财政。南宋继承了储备财政（内藏财政和朝廷财政）与“经费”财政（户部、总领所）两套体系。
南宋所言“朝廷窠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朝廷窠名”包括所有中央财政窠名，即广义上供。如《宝庆四明志》所载庆元府应纳“朝廷窠名”，包括银、绢、䌷、绵、绫、盐钞纸、钱共七色实物，其中有属于户部的经总制钱、左藏库钱和属于内藏的内藏库钱。而狭义的“朝廷窠名”，即作为机构窠名的朝廷窠名，是指权属划归朝廷的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如，绍兴十三年（1143）有人奏请拨四川免行钱50万缗为右护军军费，户部奏“免行钱乃朝廷窠名，不可予”，广西“有买马钱一项，今系隶朝廷窠名”，所言“朝廷窠名”都是指由宰相掌握的朝廷财赋。
熙宁以后到南宋，朝廷窠名的内容时有变化。如南宋初将创立时属朝廷的总制钱和本属朝廷的经制钱都划为户部窠名，而嘉定七年（1214）又分部分户部钱物隶朝廷封桩上、下库，“上库窠名则曰折帛，曰总制，曰增盐，曰三分盐袋，曰增额，曰不排辨人使；下库窠名则曰煮酒，曰酒息，曰营田，曰盐埸，曰芦柴，曰坍江，曰沙田额，曰五厘关子”。南宋朝廷钱物主体是榷货务都茶场所收茶盐香矾犀药榷利，最大宗的是行在、建康、镇江三务场榷利岁入2400万贯，此外还有浙东赡军酒务七分酒息钱、卖官田钱、牙契钱、官户不减半役钱、广西经略司买马钱、增收无额上供钱等。朝廷窠名难以尽举，“皆以都司提领，不系户部之经费”。
归属内藏库的财赋称“内藏窠名”或“内库窠名”。南宋末许月卿说“近世内藏窠名皆赋于民”，宋度宗诏书所说“祖例内库窠名”，都是指作为整体概念的机构窠名。北宋前期内藏财赋主要是三司“盈余”，稳定收入不多，熙宁以后到南宋内藏窠名逐步规定了划归其所有的赋税窠名，即许月卿所说“近世内藏窠名皆赋于民”，十分庞杂，难以尽举。内藏财赋在州军有对应窠名，如淳熙十年（1183）诏令除放诸路州军实欠淳熙九年终以前“拖欠内藏库诸色窠名钱物”。
归属户部的财赋称为“户部窠名”。钟世明谈到“户部窠名钱物又有为朝廷拘收支用者”，因请“令户部条具自来支使钱物窠名，拨归户部”，即指划归户部的财政窠名。秦桧曾“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归入“金银钱物并系朝廷窠名”的御前桩管激赏库，该库“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隶于版曹而为经费也”。户部窠名中最大宗的是两税正税，即“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二税悉为上供”。其次是经总制钱，南宋初重新清理经制钱窠名，由“户部领经制司”，“其后经制、总制皆归户部”，经总制钱在户部收入中日益重要，甚至“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于经总制”。其他划归户部的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还很多，如台州纳入左藏库的上供窠名有绸、绢、绵、折帛钱、经总制窠名、上供钱、籴本钱七分宽剩钱、坊场五分净利钱、减下人吏雇钱、在京官员雇钱、官户不减半役钱、实花纱钱、七分酒息钱、外任官供给钱、僧道免丁钱等定额及用以完纳的赋税窠名。
归属总领所的财赋则称“总领所窠名”或“总领司窠名”。如，鄂州财用窘匮，“于总领所窠名钱内借钱五万贯”，绍兴二十九年（1159）诏四川州军钱物除合起发行在及归“鄂州总领司窠名”者外，“余并听从（四川）总领司支拨”，就是总称属于总领所的财赋。四川总领所收支相对独立，主要依靠自给，其窠名构成与东南三总领所略有差异，茶盐课和印发钱引十分重要，其次有出卖绝户田产、酒息钱、二税籴本、经总制钱、钱银引免界贴头钱、契税等，东南三总领所由相应路分供给，“岁计系朝廷科拨州军上供钱斛应副支遣”。如，湖广总领所窠名由江西折帛、经总制钱、广东及湖南经总制钱、江州转般仓桩管江西上供米构成。
“监司窠名”指归各监司收支的钱物。归属不同监司的财赋分别称某司窠名。如江东路转运司言“赡学钱粮、物帛、田产皆系转运司窠名”，福建运司称所奏请蠲免的百姓所欠盐息钱等“系本司窠名，正非上供之数”。庆元府上缴的“监司窠名”中转运司钱包括本司费用及其承担其他支出的月解钱、移用降本钱、宽余耗剩米钱、官吏茶汤食钱及杂支等钱，提刑司钱包括圣节抛降银计钱、赃赏钱。常平司既有收转内藏和朝廷钱物的职责，其钱物也用于一些地方公共事务，因而常平窠名的收支颇为庞杂。绍兴七年（1137）户部列举州县侵用的常平“窠名钱物”包括拘籍户绝投纳抵当财产及所收租课、出卖坊场河渡、桩收免役宽剩钱、常平田产租课、赡学田租课等六项，言及常平司的部分窠名。州军也有窠名。王齐舆知崇安县，发卖盐纲措置有方，“发纳本府窠名及诸司钱物，悉皆了办”，“本府窠名”即建宁府窠名。从广义上供而言，一州赋税窠名除上供外即为州用，因而被分为上供窠名和州用窠名，如户部指责秀州“从来不曾将上供窠名依实分隶，只是改易州用名色，先次桩办，然后分隶上供”，“州用名色”即与“上供窠名”相对的州用窠名。
2.三种窠名间的关系
赋税窠名是财政窠名的基本要素，种类窠名和机构窠名都由赋税窠名构成，机构窠名也可同时包括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种类窠名和机构窠名都非直接向百姓征收的赋税，而是中央向地方收缴的财赋名目，地方完纳种类窠名有与之对应的赋税窠名。马端临说，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等种类窠名“虽曰责办州县，不及百姓”，“县何所取之，不过巧为科目，以取之于民耳”，最终都落实到向百姓征收的赋税窠名，“朝廷之所以取之州县者曰经总制、月桩、板帐钱也，而州县之所藉以办此钱者，曰酒坊、牙契、头子钱也”，而且“若茶盐，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税，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都是“别立窠名，以为取办州县”。
种类窠名，如无额上供钱、经制钱、总制钱等都包含了若干赋税窠名。宋人说“无额钱所收窠名不少”，“诸路州军所收无额钱物，昨窠名繁多”，即指无额上供钱包括了多项赋税窠名，“州军每岁财赋所入，或有系无额窠名者”。陈傅良列出了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等15项属于无额上供的赋税窠名，正如王曾瑜所言陈傅良统计不全，无额上供所含赋税窠名众多，且不断叠加，难以详尽统计。“经总制钱窠名繁多”，也包括多项赋税窠名，其“色额以数十计”。宣和创设经制钱时包括赡学钱、籴本钱等“凡十数色，合而为经制”，绍兴五年设立总制钱，“以税契、七分得产勘合、添酒、五文茶盐袋息、耆户长、壮丁、弓手雇钱之类，凡二十余色，合为总制”。经制钱和总制钱所含赋税窠名也不断递增，颇难完整统计。绍兴以来经总制窠名不断增加，“将头子等窠名五十二项并入经总制起发，造帐供申，其后复添坊场宽剩、增添净利等窠名钱一十三项”。系省钱、籴本钱等种类窠名也包括了多种指定的赋税窠名。如台州系省窠名钱包括“本州及属县库务诸色钱物每贯分拨头子钱五文五分，并三分竹木税钱、四分酒本钱、六分税钱、盐场亭户折盐二税钱等窠名”。庆元府籴本钱包括酒税、诸税场日生收到钱、村坊买扑钱、人户身丁钱等。
还有若干种类窠名既包含赋税窠名，也包含了其他种类窠名。如最大种类窠名的“上供”包含了多种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中央向地方下达的上供定额是实物数额，即宋孝宗诏令所说“诸路州军岁起上供诸色窠名钱帛粮斛各有立定起发条限、年额数目”，各州“以本州每岁应干合拨上供窠名钱帛粮斛数目置籍照条限钩考拨纳”，完成“粮、帛、银、钱、诸路米纲”。南宋规定了各州县用于完纳上供定额的具体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即“国家经常，皆用供亿，州县财赋，各有窠名”，如台州上供窠名有绸、绢、绵、钱等实物定额，各有对应完纳的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绸2535匹，“以诸县第一等户资钱、家活钱、起纳夏税、和买内科折起发”；绢11 112匹，“以诸县第二等、第三等户资钱、家活钱、起纳夏税、和买内起发”；绵28 914两，“以诸县第一等户资钱科折”；钱则包括折绢钱、折帛钱、籴本钱、经总制钱、上供钱、外任官供给钱等种类窠名，以及坊场正名钱、七分宽剩钱、坊场五分净利钱、减下人吏雇钱、在京官员雇钱、官户不减半役钱、七分酒息钱、僧道免丁钱等。其中的种类窠名又有对应完纳的赋税窠名。如，折绢钱45 736贯，“以诸县第四止末等户资钱、起纳夏税等钱内起发”；折帛钱226 998贯28文，“以诸县第一止第四等户资钱、起纳夏税、和买内科折”；经总制钱156 054贯余，“以本州与诸县酒税及二税分拨头合，并牙契等钱起发”；上供钱7067贯，“以诸县二税等钱起发”。
月桩钱、折估钱也包括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月桩钱是东南供军钱物，“各有立定所取窠名”。洪州都酒务“收到一分经制司钱、六分无额上供钱、一分提刑司经制钱、经制司量添糟钱四项窠名，见今日逐解赴司法厅月桩库交纳”，四种赋税窠名都归入月桩钱。月桩钱还“以上供、经制、系省、封桩等窠名充其数”。折估钱是四川供军钱，“有盐、酒为之窠名”，其中“盐折估者，取三路盐引税钱而供此折色也；酒折估者，取四路场务坊店酒息钱而供此折色也”，又“以籴本、经总诸色窠名助其费”。南宋种类窠名颇多，如封桩钱物、淮衣钱、福衣钱、田四厢钱等，难以一一论列，都是由具体的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构成。
机构窠名也由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构成。前文论及南宋朝廷窠名包括的茶盐香矾犀药榷利、赡军酒务七分酒息钱、牙契钱等都是赋税窠名，南宋初种类窠名总制钱初创时曾归属朝廷。内藏窠名也是由若干赋税窠名构成，各州通判“所催者坊场河渡正名钱、五分及六县役钱，以奉内藏库等处之经常者”，这些赋税窠名皆交纳内藏库。户部窠名既包括了两税正税等赋税窠名，也包括经总制钱等种类窠名。上举台州纳入户部的上供窠名就包括了经总制、折帛钱、上供钱、籴本钱、七分宽剩钱、坊场五分净利钱等种类窠名和赋税窠名。总领所窠名，如上举四川总领窠名构成有茶盐榷课、酒息钱、二税籴本、经总制钱、契税等种类窠名和赋税窠名。
构成监司窠名的主要是所辖州县的种类窠名和赋税窠名。如，台州所纳监司窠名中“起发转运司”窠名包括系省窠名钱、六文赡军钱、历日钱、耗剩米钱、校士酒钱、盐钞纸札；“起发提刑司”窠名包括岁赐钱、五分头子钱、赃罚钱、行遣纸札；“起发提举司”窠名包括盐司头子钱、贴收水脚钱额外三分钱、盐、茶；“起发坑冶司”窠名包括有铅铁坑钱；“起发提举司”窠名是台州分担、需上缴提举司的盐茶发卖额。袁甫任提举江东常平，遇旱灾，令“凡州县窠名隶仓司者，无新旧皆住催”，是指划归常平司的赋税窠名。上文论及一州赋税窠名除了上供即为州用，州用窠名也包括若干赋税窠名。
各种种类窠名和机构窠名征收最终主要由州县完成。对州县而言，“起解本州及上司财赋，如籴本钱、牙契钱、忠顺官钱、经总制钱之类，各有立定窠名”， “一窠名必有一支用，孔孔着实，必无空闲”，财政收支“各有定额”，应“逐岁所取合所用，所用合所取”。如果种类窠名没有对应的赋税窠名，则州县无从筹办，“不知使之通融者以何窠名，令之补拨者以何物色”。如，漳州上供及经总制、无额等钱“或全无窠名，或收不及额”，其中的大礼年分银折钱等三色窠名“皆无复根原来历之可考，亦无户眼窠名之可催”，均州“别无窠名钱物可以应办”天申节进银，乃以公使库窠名鱼利钱桩办。
因赋税结构不同，各州军用以完纳种类窠名的赋税窠名各有差异。如庆元府经总制钱“出于属县给纳二税头子、勘合、耆户长免役、里外酒税，并人户典卖田宅税契窠名等拘收”，台州经总制钱“以本州与诸县酒税及二税分拨头合，并牙契等钱起发”。湖州完纳“上供窠名全籍酒税”，宜兴县用以完纳上供等窠名的赋税窠名则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纻钱。
从南宋窠名含义可看出其三个特点：一是“窠名”作为一个财政概念，窠名分划已成为一种制度设计；二是所有种类窠名和机构窠名都由相对应的赋税窠名组成；三是通过机构窠名的划分对所有赋税窠名在中央与地方，以及各财政机构间进行了窠名分隶，体现了通过窠名划分实现财权分配的制度设计。
1.完全分配与共享分成
南宋赋税窠名权属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完全分配，即某一赋税窠名完全由中央、地方或某一机构独享。如淮浙榷盐行在、建康、镇江三务场岁额2400万缗“皆以都司提领，不系户部之经费”，亦“不属总所”。榷货务“系朝廷库务，依法不隶省寺”，所管禁榷收入都归朝廷，“所有茶盐钱并充朝廷封桩，诸司毋得移用”，其所“掌鹾、茗、香、矾钞引”收入都归朝廷，“户部不得预”，不纳入户部“经费”财政。完全分配的杂税和附加税则更多。如公使库造酒“并不分隶”，完全属地方。而“免行钱乃朝廷窠名”，完全属朝廷。坊场河渡钱、官户不减半役钱、新旧减下吏人食钱也完全归中央，如潮州所征此“三项钱买银，分上下半年发付行在左藏库及湖广总领所交纳”。营田“租入隶于总领所”，完全归中央，等等。
二是共享分成，即赋税窠名在中央与地方以及各机构间分享。各种种类窠名和机构窠名的赋税窠名构成也并非全然相对独立，而有大量共享和交叉。两税和茶盐钞引钱这两项主体税由中央独享外，商税和榷酒收入及诸多杂税都实行共享分成。最普遍的共享分成办法是比例分成。汀州州城商税“以十分为率，解赴知、通衙交纳，州库六分，通判衙四分”。商税附加税“一分增收税钱”所得“以五分充州用，五分充转运司上供”，另一商税附加税“三五分增收税钱”则“十分为率，三分本州，七分隶经总制司”。坊场正名钱则是一半纳内藏库，“余钱以十分为率，七分作宽剩起解（户部），三分充州用”。榷酒收入如两浙路殿前司酒坊息钱“以十分为率，七分起赴行在，三分应副漕计支用”。榷酒附加税，如权添酒钱“以其钱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计，一分提刑司桩管”，增酒价钱“一分州用，一分漕计，一分隶经制”，“六文煮酒钱”“以四文州用，六文令项桩管赡军”等。契税一般“正限则以其七隶经总制，放限则以其七归州用”，但各地有差异。汀州牙契“三分拨充经制，一分充州用，六分解赴提领安边太平库送纳”。实行比例分成各种杂税难以枚举。如“两税头脚等钱，以十分为率，其三归州家，其七隶经总制”，仓库头子钱“以五分充系省，五分充不系省”等。
共享分成的另一办法是定额分成。该方式也十分普遍。上举庆元府商税、酒税、牙契、榷盐“窠名官钱”，以及舒州在城酒税和商税分隶都采取定额分成，即规定某赋税窠名分属于不同机构的数额。另如，田契钱每百钱“以其三十五钱为经制窠名，三十二钱半为总制窠名，三十二钱半为州用”。诸路出纳系省钱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本路所得一十三文“内一十一文五厘漕司拘收，一文九分五厘州军支使”。牙契每贯正税钱中，“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余一半入总制钱帐”。绍定以后邕州卖盐“每斤直一百六文足，内百文归州家，六文归倅厅”。定额分成的逻辑仍是比例分成。
2.以定额固化窠名分隶
窠名分隶还以定额方式固定下来。立额的一般原则是“国家财用窠名立额，率用一岁中制”。南宋规定了机构窠名、种类窠名和赋税窠名的定额。景德四年（1007）以后首先逐步制定了上供米纲、银纲、钱纲、绢绵纲的年额，熙宁增加上供额，崇宁三年（1104）再立上供钱物新格，上供额不断增加。南宋上供仍然立额，且分配到各州，即上引宋孝宗诏令所说“诸路州军岁起上供诸色窠名钱帛粮斛，各有立定起发条限、年额数目”。上文论及庆元府上供七色钱物定额，另如绍兴二十九年常州拖欠“合起上供诸色窠名”钱378 980余贯、米4000余石、料74 800余口、绢461匹，说明各州上供按钱物分别立额。
所有种类窠名都有定额。如，淳熙八年（1181）时东南“经总制钱岁额一千五百万贯”，四川年额为450余万缗。东南和四川经总制度钱总额，即“天下经总制钱岁额二千万缗”。全国的总额被分解为州县定额及用以完纳的赋税窠名定额。如宝庆年间庆元府经总制钱正额215 307贯930文，规定了用以完纳的酒税、商税、卖盐“窠名官钱”及其附加税中分隶经总制钱的额度或比例。按分隶则例，庆元府省酒务每卖到100贯，分隶经总制司42.394贯，商税正钱每100贯，分隶总制钱23.846贯，商税每百贯所收头子钱5.6贯中分隶经总钱4.805贯，按此比例从省酒务和商税定额中分隶。东西二醋库的糟酵醋息钱、免役钱、盐仓出纳头子钱、牙契钱等都有划归经总制钱的定额。宝祐四年（1256）吴潜清理庆元府经总制窠名，条列了该府六县分隶经总制钱的各种赋税窠名及定额。台州15万余贯经总制钱定额以本州与诸县酒税、二税附加税、牙契、人户身丁税等钱完纳，用以完纳的赋税窠名各有定额，罢一赋税窠名则经总制收入会相应减少若干。
南宋建立伊始曾一度废除无额上供钱立额，无额上供钱征收主要靠赏格激励，宋孝宗朝“无额上供而复立额”，恢复了定额。如福州和庆元府无额上供钱年额分别为15 568.75贯省和3990贯。朱熹曾说“所谓无额钱者，元无一定窠名可以桩办”，“故其创立之初，直以无额名之”，“而比年以来，悉皆立额比较”，自然就如上文所述有了归属的赋税窠名。月桩钱也设立了定额，绍兴二十六年（1156）朝廷“委诸路监司核实月桩名色，立为定额”。绍熙元年（1190）臣僚谈到“时东南月桩钱岁为缗钱犹三百九十余万”，这些定额被分配到各州县，即“所谓月桩钱者，不问州县有无，皆有定额”。版帐钱也立额并分配到各县，如岳州“会四县版帐之额为二万一千余缗”。
在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定额的基础上，各机构窠名也规定名目和定额。吴泳说到“今版曹所入，朝廷所储，四总领所分拨窠名，色额不减于旧”，即指所属窠名和定额。内藏窠名也有定额。淳熙十二年，和州以三千缗贿赂内侍，求长期减免本州五千缗内藏库钱额，而内藏库催征无为军和常德府拖欠淳熙十年分钱，乾道五年（1169）又蠲免“江淮等路绍兴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终拖欠内藏库岁额钱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缗有奇”，说明各路、州都有定额。东南三总领所钱粮也“各有立定窠名”。绍兴休兵之初，四川总领所一岁所费2665万缗，其相应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包括酒课556缗、盐课375万缗、二税所科籴本钱400余万缗、茶司钱104万缗、经总制司钱231万缗、钱引兑界贴头钱90万缗、三路称提钱24万缗、西河州盐钱10万缗。
1.窠名分隶强化中央集权制
南宋中央掌握了财政窠名的制定和分配权，财政窠名成为实行财政管理，特别是保障中央财政的基本手段。一方面“起解朝廷诸色窠名，分毫不可违欠”，另一方面户部将诸路监司州军“所入系省、不系省、有额、无额诸色窠名”等登入版籍，“立为定籍”，若“失一窠名则所入亡矣”。州郡官员要对本州钱物“各开数目窠名，某钱某物今后桩管，某钱物合充支遣，某钱某物合行起纲，供申省部”。中央按籍查验，一旦清理出“不正当”窠名，就须废罢，如岳州四县版帐钱21 000余缗定额中“无（正当）窠名者万一千余缗”，须将“取凡无名者尽蠲之”。
窠名分隶也是南宋加强中央财权，实现逐级集权的手段。中央利用窠名的制定权和分配权，将大宗和便于征收的窠名划归中央，在窠名分隶中又高比例分享大部分财政收入，地方所得皆为细碎窠名。如，南康军称应副本军支用的窠名“名色虽多，数目甚少”，益阳县也说本县缴纳上供窠名后可应副本县土军、铺兵等支出的只有“余剩些小系省钱”，反映了窠名分隶中的普遍状况。设立窠名定额的做法就是固化这样的财权分配格局，巩固中央获得的财权，同时也限制了地方财权的增长，使得“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由是州县始困”。窠名分隶还实现了中央财政向皇帝和朝廷的集权，“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
南宋还不断创设归属中央的赋税窠名和收夺原属地方的财政窠名。南宋保留了元丰、宣和所创无额上供钱、经制钱，且新创总制钱，仍是将原属地方或新创的若干赋税窠名合并为种类窠名，收归中央。叶适指出，中央立经总制等窠名的实质“虽曰增征商之羡余，减出纳之贯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就是通过窠名权属划分收夺地方财权。且中央财政“公费告匮，他无窠名”，则新开窠名，需索州郡，新增窠名不断叠加，“如总制，如月桩，如折帛，如降本，如七分坊场、七分酒息、三五分税钱、三五分净利、宽剩折帛钱、僧道免丁钱之类，则绍兴间权宜创置者也。如州用一半牙契钱、买银收回头子钱、官户不减半役钱、减下水脚钱之类，几一百万，则又乾道间权宜创置者也。如经制并无额钱、增收窠名之类，则绍兴间因旧增添者也。如添收头子钱、增收勘合钱、增添监袋钱之类，凡四百余万，则又乾道间因旧增添者也”。
中央还通过新建征调系统保障中央窠名征调，防止地方侵占中央窠名。南宋在漕司—守臣系统之外确立仓宪—通判—县丞的第二征调系统，负责内藏窠名、朝廷窠名和户部窠名中内容繁杂的经总制钱、无额上供钱等的征收，防止负有地方岁计之责的转运使、知州、知县侵用中央财政。该系统最核心机构是通判，其职责是按照窠名保障中央财政征调，使中央财政“既有窠名，则有催理”。
南宋赋税窠名名目繁杂，分隶方式多样，主要原因正是将窠名分隶作为强化财政中央集权的手段，其背后原因则是冗兵冗官带来的财政压力不断加重。一方面窠名分隶导致地方财政日益困窘，财力不敷事权责任，被迫以多种手段与中央争夺窠名，扩大隶属地方的窠名征收，并不断擅征窠名，另一方面中央利用制税权不断新增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一再将地方擅征窠名合法化并收归中央。其结果是田赋、禁榷、商税等主体税上衍生出难以计数的附加税窠名，新的赋税窠名也层出不穷，南宋财政窠名陷入分隶、新创、衍生、收夺的恶性循环。
2.窠名分隶与支出责任结合
南宋的窠名划分不仅是收入分配，而且与支出责任相结合，主要目的是保障中央完成财政支出责任。宋代实行募兵制，军费占据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甚至更多，保障军需对中央和地方而言都是首要财政职责和最大负担，“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鳃鳃然日以军食不给为莫大之忧”。但中央和地方所忧不同，中央获得的窠名主要用于承担中央军和京师百官支出，地方获得的窠名则承担地方军和地方官员等的支出，体现了南宋窠名划分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制度设计。军需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是“诸屯仰给饷计，而厢军、土军则郡自廪之”，“（上供财赋）朝廷既自以养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又尽以养厢、禁、土兵”，各负其责，且都是竭其财力以应付各自军需责任仍“不得宽”。
承担中央军费支出的是中央财政窠名，即“里外军国之费，除茶盐课入外，止仰上供钱物资助”。户部曾问湖南转运使“每月应副岳飞钱数支用是何窠名。或是上供钱斛，自合拨正，若缘军期一时赋敛，即合蠲除，难为立额拘收”，也是说只应以上供窠名供给大军。南宋户部和四总领所分别对行在三衙和四大战区军费支出负直接责任，且财政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各有区域划分。户部的主要支出责任是行在三衙百官经费，即“行在百司诸军经常岁支月用及年例诸杂非泛支使，自来皆系户部以诸色窠名钱物应副”，且“版曹所仰止于闽、浙，其他则拨隶饷所，版曹不知也”，或称“朝廷支散诸军则隶户部，外道则隶总领”，“四蜀、湖广、江淮之赋类归四总领所，以饷诸屯”，分区负责四大战区屯驻大军支出。如四川总领所负责的“四川军马经常合用钱粮各有窠名应副”。
中央军屯驻地方或在地方有军事行动，其支出仍从中央财政窠名支付，不由地方财政承担。钱之望知扬州时，总领所欲使扬州负担强勇军劵食之半，钱之望曰：“御前军而仰食州郡，可乎？”制度上确如朱熹所说“今置军虽四等，所用不过大军，朝廷固以上供给之”，“今诸州往往有大军留屯，皆截上供以给其费”。“殿前军驻扎如江西、广东、福建之类，皆上供并经总制钱应副。”江东路沿江有屯驻大军约五万人，月支钱米“许于本路取拨应干诸色上供、经制等钱四十万贯、米二十万石应副”，“除合起上供外，别无合取窠名”。李纲为湖南宣抚使，“始将兵校二万一千余人戍其地。转运司言无窠名应副，故以上供钱助之”。四川总领所甚至说，“四川屯驻御前大军支遣，即无科支诸州系省钱物窠名体例”。在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军事行动中支出责任也有清晰划分。江鄂大军、诸路禁军、土军等平定湖南茶寇，“及事定计费，上其凡目。则大军之费始为豁除，其余禁军、土军、弓手、保甲之费则责之州县自办”。
南宋沿袭熙宁以后的体制，仍设“经费”财政和储备财政两个系统。户部和总领所对军费、官俸等“经费”负直接责任，而储备财政系统，即内藏财政和朝廷财政，是“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以备缓急之用”。宋孝宗曾准予从内库支出圣节费用，周必大说：“本是户部经常支用，不必动内库也。”说明内藏财政和朝廷财政不直接承担“经费”。但储备财政主要还是用于军费，甚至“专一应付国家大计”“非军事不得支用”。但窠名分隶的制度设计中户部和总领所获得的财政窠名应付“经费”已捉襟见肘，如遇额外支出，“调度不足则仰给于朝廷”，“往往出内帑、封桩以补所阙”。从保障中央财政支出责任而言，宋人所言“天下财赋，窠名不一，有归之朝廷者，有归之户部者，要之均济国家之用而已，故朝廷之与户部事实一体”，也符合实际。储备财政的设置一方面有皇帝和宰相掌握一部分财权以控制国家财政的集权目的，另一方面也是设立中央军费供给的双重保障。
地方政府则需要用所划归的财政窠名承担地方支出责任。因为地方窠名与中央财政支出无关，故最初户部所编会计录只“以合发上供之数置籍”，“凡州郡之出纳，则不与知焉”。嘉熙二年（1238）才从朝廷周知天下财赋的角度由“朝廷给降印册，别其窠名，颁之漕司，下之州郡，每季以册上于朝”。地方财政窠名最大的支出责任是军需和官俸，“一邑之内，有县官、吏胥之请给，县兵、递铺之衣粮”。地方窠名支出的基本原则是每一窠名对应规定的支出。如，台州免役物力钱定额归属本州的部分“支本州并盐司投人雇食等，余钱县支雇役并桩发朝廷窠名”，用于在京吏禄钱、在京官员雇人钱等。南宋窠名分隶及与支出责任相结合的制度，使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收与支上都有了相对明确的区分。
3.窠名争夺成为财权争夺的基本方式
南宋中央与地方财权分配实行窠名分隶，且窠名与支出责任相结合，导致中央与地方财权争夺从制度上主要表现为对窠名即窠名权属的争夺。中央利用掌握制税权，控制窠名的废立和分配，不断创设属于中央的赋税窠名和种类窠名，将最大宗、最便于征收的两税正税、茶盐引钱全部划归中央，在商税、酒税等赋税的分隶中中央高比例分享，制度化地占有了绝大部分全国财赋，利用强势地位不断把地方窠名划归中央。另一方面，禁止地方动用中央窠名，规定地方对“上供诸色窠名钱物，在法不得支兑移用。若辄擅侵支，各有专一断罪条法指挥”。储积于地方的朝廷窠名钱物有封桩钱物法，地方“非奉朝廷指挥不得擅支”。即使允许“诸路州军每遇一时紧切支用，无可那移，方可将上供钱物逐急借拨”，但事后需要拨还。
在窠名与支出责任结合的体制下，南宋地方分得的赋税窠名不足应付事权责任，除法外擅征，在制度框架内争夺财力的主要手段就是以多种方式争夺窠名：一是更改赋税窠名或不如实分隶中央，宋高宗曾令“诸路州军将合收钱物依条分隶，不得改名易色”，“监司各随窠名催督所属起发”，保障上供，说明存在地方侵损中央窠名的情况；二是在合并支出的项目中尽量支出中央窠名，如转运司完纳月桩钱窠名时“于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于朝廷窠名”；三是在赋税窠名分隶中设法扩大地方分隶比例，如契税“正限之与放限分隶不同。正限则以其七隶经总制，放限则以其七归州用”，“州郡利其所得，往往放限”，征收时“故正限少而放限多”。
中央掌握制定窠名的权力，而赋税出于地方，非制度性的违法增开赋税窠名是地方争夺财权更为普遍的手段。宋代中央垄断制税权，“地方州县并无提高税额、增立窠名之权”。但因为合法窠名“一窠名必有一支用，孔孔着实，必无空闲”，地方在合法窠名上争夺财力的空间有限，主要还是开征不入帐籍、未划归中央的“不分隶窠名”，即“创生窠名，更不入账分隶”。于是州县常有两本帐籍，上缴中央的“止据有正当窠名合收之数以为收支之数”，而“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当”，故“皆不敢载”于公开帐籍，只能“别置私历”。这些窠名争夺之术，“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是州县官场生存之道。
不仅中央与地方财权争夺表现出争夺窠名的特点，各机构间财权争夺也是如此。如，虞允文为相时，“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在州郡，知州和通判财政职责及负责征收的财政窠名不同，常出现“州郡经总制钱多不及额，盖由专委通判、县丞，而州县之权实在守、令”，甚至知州“往往将经总制钱窠名多方拘入郡库，不肯分拨。为通判者亦无如之何”。
总而言之，“窠名”是南宋财政运行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实施财权分配和财政管理的基本手段。南宋财政窠名可以分为赋税窠名、种类窠名和机构窠名，其中最核心的是赋税窠名。南宋全面划分了财政窠名的权属，以完全划分和分成共享等不同方式将财政窠名权属在中央、地方，以及各机构间分配，设置了各种财政窠名的定额和分配比例，并将窠名分隶与支出责任相结合，巩固了中央财政集权，保障了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同时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困窘，是导致财政征收各种弊端的根源。这是南宋国家解决募兵制导致的中央巨大财政支出压力而逐步形成的应对之策。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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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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