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宋刻本出现前，南北朝诸家正史多以写本形式流传，在传抄过程中存在大量文本散佚与增补现象。而唐宋类书多征引或转引早期正史文本，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原始面貌。因此，以版本较为基础的现行校勘通则，未必适用于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先宋诸正史。在先宋正史校勘中，学者当以辑佚与校勘相互配合、印证，将类书征引诸家正史文本视为独立的版本系统，对其加以识别、辑录，并据此通校今本正史；进而在此基础上将佚文落实到今本正史中，或采用附录形式措置无法落实的佚文，尽可能为古代文史研究者提供珍贵而新鲜的资料。
作者简介
陈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
一
写本时代正史文本的散佚
宋初刻本的出现使正史文本最终得以固化并完整有序地传承，但也是一个全面消灭异文，定于一尊的过程，从而中断了汉唐以来多种写本并存，诸多异文并存的文本演进脉络。对于今人来说，也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线索。
版刻正史始于北宋的嘉祐校史，以此为界，古代正史有了两个面貌。先宋诸家正史在刊刻之前都经历了漫长的前刻本时代，即所谓写本传抄阶段。在长期手工传抄的过程中，除产生大量异文和错讹之外，文本的散佚也成为不可避免普遍现象。诸家正史中，最先形成版刻的是《隋书》。《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载：
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赍禁中《隋书》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勑差官校勘，时命臣绶、臣烨提点，右正言、直史馆张观等校勘。观寻为度支判官，续命黄鉴代之。仍内出版式雕造。[1]
天圣二年（1024）刊刻《隋书》的同时，“命官校勘南、北史”[2]，这次官府组织南北朝七史大规模的校勘工作，一直持续到宋仁宗嘉祐年间。《郡斋读书志》卷五“宋书”条：
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缪亡缺，始命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存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3]
《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词翰书籍三·藏书之府十八》：
嘉祐四年（1059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书》，世罕有善本，未行之学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八月，命编校书籍。孟恂、丁宝臣、郑穆、赵彦若、钱藻、孙觉、曾巩校《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七史。恂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仁宗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然后校正讹谬，遂为完书，模本行之。[4]
《玉海》卷四三“嘉祐校七史”条：
嘉祐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5]
鲁明、胡珂在《北宋校刻南北朝七史事发微》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缜密的考证：重新勾勒所谓“嘉祐七史”校刻始末，指出嘉祐末年，南朝四史校毕进上；治平时期，校、刻并举；熙宁中，北朝三史相继校毕进上；自熙宁中七史全部校毕迄政和中，纯是刊刻阶段。[6]
北宋官修刻本的出现，使正史的传播方式产生重大变革，内容也逐渐被定型。北宋启动诸史校刻之时，面临着“舛缪亡缺”、“罕有善本”，即使“秘阁所藏”也“多误”，“不足凭以是正”等情形，不得不向民间征集访求异本。根据诸多纷杂错讹的写本校理诸史，其难度远远大于后世学者对于诸刊本的校定，很难设想仅仅通过一次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校定即把写本中的所有错讹消除殆尽。而随着刻本的广泛刊布，所据的诸写本渐渐弛废湮没，无从比勘了。正如吴玉贵所说，“以宋初刊刻十七史为界，古代正史就有两个面貌了”[7]。
先宋写本正史与宋刊本的差距很大，多有异文。如高似孙《史略》卷一《江南古本史记传考》指出：
江南《史记》为唐旧本，但存列传而已，其间有字误者，有字多者，有字少者，有脱百余字者，有一字之间义致大不同者，是为天下奇书……右江南本同异凡四千三百五十条。[8]
正史写本多异文的实际样态，还可在唐宋类书征引正史中略见一斑。如今本《魏书》卷五《高宗纪》：
（和平二年）：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9]
这段文字在《太平御览》中凡三引，文字各有同异。《太平御览》卷七四五《工艺部二·射中》：
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群官仰射，无能逾者，文成帝弯弧发矢，出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铭。[10]
《太平御览》卷一〇二《皇王部二十七·后魏二·高宗文成皇帝》：
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
《太平御览》卷四三六《人事部七十七·勇四》：
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四十余丈，过山南二百步，遂诏刊石勒铭纪功。
诸家正史传写过程中，除产生众多校勘学意义上局部的讹、脱、误、倒外，另一个被忽视的普遍现象是，大凡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大型文本，内容大都有程度不等的损失，都有一定程度的亡佚。以《魏书》《北齐书》《周书》等几部北朝正史为例，唐李延寿撰成《北史》，逐渐取代了这几部北朝正史的正统地位，致使其历隋唐数百年“陋而不习”，逐渐残缺。从唐代开始，就陆续有人据《北史》《高氏小史》等书对其残缺部分加以补足。这种补足并非一次性地整卷整篇地完整补入，而是随着正史残缺程度的不断加重而层累迭加的，并且在早期传抄中未予标明。使正史维持了形式上的完整，却给后世的文本校刊埋下了无尽的隐患。《魏书》因“学者陋而不习”，逐渐散佚残缺，至宋初诸臣校史时，以举国之力仍未能找到一部完整的传本。刘攽、刘恕等《旧本魏书目录叙》云：“数百年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11]据今人考证，今本《魏书》140卷，计全缺及不完整者凡58卷。无怪乎有学者慨叹：“生乎今世，欲考定某卷为某书所补，出于某人之手，诚属难能之事。”[12]比《魏书》残缺更为严重的是《北齐书》。据今人考证，全书50卷，仅17篇论、赞皆备，可视为《北齐书》原本，其实各卷均有残佚。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与钱大昕《廿二十考异》对《北齐书》残缺情况做过全面系统的考证。《周书》情况略好，据《旧本周书目录序》：“仁宗时，出太淸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13]乃是募天下之书而凑成的是一个足本。
与北朝诸史相比，南朝诸史虽相对完整，但残缺的状况也同样存在。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二《读宋书》云：
梁吏部尚书沈约《宋书》纪、志、传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雠，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14]
据鲁明、胡珂考证，晁说之与司马光同时代，曾亲见全部七史之初刊本，其文集中有《读魏书》《读北齐书》《读周书》《读宋书》《读齐书》《读梁书》《读陈书》连续七篇，从中可以看到，其他几部南朝正史的状况也基本和《宋书》类似：《南齐书》“校雠如《宋书》”，《梁书》“校雠如《宋书》”，《陈书》“校雠如《宋书》”。
从前引诸史料可以看出：
第一，北宋以前的数百年间，以写本方式流传的诸家正史，在手工传写的过程中，除局部讹、脱、误、倒外，正史文本的散佚也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有整段、整页的散佚，更有整卷、整册的缺失，“舛缪亡缺”，“罕有善本”。在正史传承过程中，从它书“随缺随补”的状况普遍存在，并在早期传本中未予标明，从而增加了正史文本的复杂性。
第二，北宋版刻正史，正处在正史文本从写本到刻本转化的节点上，嘉祐校史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校订错讹，而是解决所谓“书有不全”的现实状况。北宋初版诸家正史，很多乃是由诸家写本拼合连缀而成，校勘状况仍不尽如人意，“尚有残脱”的状况。
第三，在北宋初次版刻之后，诸家正史流传仍不广泛。北宋末年靖康之变，正史文本又再次经历了一个从“亡缺不全”到“收合补缀”的过程。这一轮“收合补缀”虽然维持了正史在形式上的完整性，其间仍造成了一定的文本缺失。
第四，北宋版刻正史在南宋得到翻刻，祖北宋初刻本而成的“眉山七史”等版刻正史，经由元、明两朝递修，形成所谓的“三朝本”，成为今本诸家正史的源头。以《魏书》为例，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据的“百衲本““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总计六种刊本，“实是一个版本系统，直接间接同祖三朝本”[15]。这表明迄今为止围绕《魏书》所进行的主要校勘工作，都是在一个版本系统内完成的。
现有正史校勘与整理的通则，基本上建立在宋元以后版刻校勘经验之上，以版本校为主要特征，强调版本依据。这一校勘原则的基础是设定存在一个内容完整而准确的初刊本或善本，这种原则普遍适用于宋元以后具有成熟完善版刻文本的著作，但应用到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先宋诸史，却往往力所不逮。从历史的实际状况考察，在正史文本从写本到刻本转化节点上的嘉祐校史中所形成的文本，尚不具备精善的基本特征，甚至文本自身的完整性也值得怀疑。若执着于传承有序、版本明确的“完整”版的校史思路，即使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也只能还原到宋初刻本，只能追根，无法溯源。事实上，正史产生错讹和散佚最为严重的阶段，恰恰是刻本产生之前的写本时代。
二
唐宋类书所见正史佚文举隅
唐宋类书和其他同时代典籍中对先宋诸家正史多有征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前刻本时代写本的原始面貌，也保存了诸多今本正史所无的文本内容。这些佚文或“准佚文”存在，在很大程度丰富了正史的史料视野。如何清晰地识别这些佚文，并将其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到正史文本当中，是正史校勘的难点之一。
前辈学者对于古代正史的整理和校勘虽成绩斐然，也存着诸多缺憾。如以大量精力执着于以“完整”版本传世的正史诸本的异同考校，而忽略了散见于唐宋代类书中的正史残篇，更忽视了对于北宋以前正史早期传本形态的认识和硏究。对于传世正史的佚文辑录，历来辑佚只辑已亡之书，对存世史传多不措意。二十世纪中，聂崇岐等学者发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汉书》与今本有很大区别，陈连庆也发现《太平御览》中存有《北齐书》佚文，但限于当时的检索条件，未能深入硏究。[16] 2008年，吴玉贵出版了《唐书辑校》[17]，把《太平御览》所引《唐书》提升到版本系统的角度进行硏究和整理，对《太平御览》所引《唐书》的内容和性质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其认识和整理方法对硏究《太平御览》所引诸家正史具有示范作用。[18]
近年来，本人參照吴玉贵的工作流程，通过《太平御览》所引诸家南北朝正史与今本逐条比勘，发现《魏书》《宋书》《北齐书》佚文各数十条，《齐书》《梁书》《陈书》也各有多条佚文。[19]今人所认为完整存世的几部南北朝正史其实并不像其想象的那样完整。
类书征引所见的正史佚文大致有如下几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类书等古籍征引正史中，有少量溢出文字，今本正史中脱文的存在虽不影响基本史实的表述，却遗漏了一些历史细节，进而影响到读者对史料的理解。兹举数例。
其一，《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20] 据《太平御览》卷二五九《职官部五十七·太守》引《沈约宋书》[21]、《艺文类聚》卷六《郡部·宣城郡》引《宋书》[22]，“与赌郡戏”前有均有“太祖亦好棋，数蒙引见，嘉其温谨”数字，为今本所脱。
其二，《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年十三，太祖引见，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胜。”[23]《南史》卷二二《王僧绰传》亦同[24]。《太平御览》卷一五三《皇亲部十九·公主中》引《沈约宋书》：“年十三，父昙首卒，文帝引见，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胜。”[25]，今本脱“父昙首卒”四字，致后文“流涕哽咽”，“悲不自胜”等语不知所由。
其三，《宋书》卷九三《隐逸宗炳传》：“高祖诛刘毅，领荆州，问毅府咨议参军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纳之，辟炳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余年。’高祖善其对。”[26]《南史》卷七五《隐逸上宗少文传》略同。[27]按此处宗炳所答语义含混，高祖称其善对，亦不知所由。据《太平御览》卷五四○《逸民部四·逸民四》引《沈约宋书》：“高祖领荆州，辟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余年，岂可于王门折腰，为趋走吏乎？”高祖善其对。”[28]“岂可于王门折腰，为趋走吏乎？”一句，为今本所脱，《南史》随脱。
其四，《太平御览》卷九二一《羽族部八·鹊》引《北齐书》：“李孝贞，字元操，信州剌史希礼之子也。尝咏鹊，其佳句云：'东立朝雨霁，南飞夜月明。’为知音所赏。”[29]今本《北齐书》阙载。《北史》卷三三《李孝贞传》载：“子孝贞，字元操，好学善属文。”[30]其咏鹊诗不见于诸史。
其五，《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十六年）夏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进仕。”[31]《太平御览》卷六二八《治道部九·贡举上》引《隋书》：“文帝开皇中，制诸州贡士岁三人，工商不得入仕。”[32]“诸州贡士岁三人”七字疑为今本脱。
第二种状况是类书中对于正史的征引出处与今本不合，如《太平御览》标引的书名和实际文本不一致，这种情况大量存在。标称《魏书》《周书》《北齐书》，实际引文来自《北史》，标称《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实际史源是《南史》，甚至可能是一些非正史的文本。但问题远非错误标引这么简单，由于唐宋类书内部独特的传承关系，很多文字是在正史形成早期就抄入类书的，如南北朝以前诸史很早就被抄入《修文殿御览》，彼时《南史》《北史》尚未出现。
其一，《太平御览》卷六八八《服章部五·貂蝉》引《后魏书》：“神龟元年，诏加女侍中貂蝉，同外侍中之饰。任城王澄上表谏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见缀金蝉于象珥，极鼲貂于须发。江南伪晋穆何后有女尚书而加貂珰，此乃衰乱之世，姣妄之服，请依常仪，追还前诏。’帝从之。”[33]今本《魏书》不载。文同《北史》卷一八《任城王澄传》。[34]
其二，《太平御览》卷八四四《饮食部二·酒中》引《北齐书》：“段韶尤啬于财，虽亲戚故旧，略无施与。其子孙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余日，事毕辞还，人唯赐一杯酒。”[35]此节不见今本《北齐书》，《北史》卷五四《段韶传》文字略同。[36]
第三种状况是类书等古籍所征引正史在今本正史中无对应内容，且基本排除错误标引的可能，很大可能是正史佚文。但由于文本在原书中的确切位置不明，佚文难以准确还原到今本正史当中。
其一，《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七·河北道上·相州》引《后魏书》：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使（史）起旧迹，可以饶冨，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冨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栢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
这段文字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州郡部二·叙京都下》引《后魏书》，文字小异。[37]《太平寰宇记》亦载此节。[38]
其二，今本《魏书》卷五五《游肇传》：“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但不载其论。[39]而《太平御览》卷七五五《工艺部十二·儒棋》引《后魏书》，在此句下却直接征引了《儒棋》数百字的具体内容：
侍中游肇，性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肇述《儒棋》曰：“儒棋者，盖博、弈之流，所以游思于文，亦犹投壶之习武也。故圣人因物设教，有实有权，情礼称冝，有张有弛。孔子云：'不有愽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巳。’若夫井公之对周穆，叔卿之接许由，此或示存，恐非有待。然则君子之处世也，岂遂躭于所适，徒费时日者哉。至于几杖盘鉴，犹裁铭戒；矧乃谐神之器，而不加劝也？但古之为玩者，莫不竞进其功，塞杀与乐，殊途异势，并传于时，未有以谦退为胜，通生为乐者。故因暇隟，聊复措意，此即儒棋之一名。盖游义之所统，本诸谦净；诠名撰德，略依儒行；起舍遵道，轨法中庸。时然后玩，人不厌其游；让而后胜，人逾惬其负。矜勇所以知残，冲逊以之弥隆。岂唯崇谦止竞而巳，谅亦阶善全德之所因矣。积名会理，其殆庶几，致泥之戒，宁不愧乎？”[40]
此节文字仅见于《御览》，今本《魏书》阙载，严可均《全后魏文》失收，修订本《魏书》亦未出校。
其三，《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七·河北道上·相州》引《后魏书》：
道武幸邺，访立州名。尚书崔光对曰：“昔河亶甲居相，冝曰相州。”道武从之。[41]
今本阙载。按此事尚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42]，但在今本《魏书》中无对应文本。
《太平御览》卷六五二《刑法部十八·赦》引《北齐书》：
后主将大赦，时临漳令李世业为台所劾，赃多至死，世业即穆提婆对门，陆令萱言于齐主，所以大赦。后由是频赦，遂以为常。平恩县功曹贺肫，小人奸贪，数犯刑宪，但入狴牢，无不遇赦，故世人以肫为赦之候。[43]
按此事今本《北齐书》阙载，亦不见于其他史传，似为《北齐书》卷四二《恩幸穆提婆传》佚文，但在原书中具体位置不详。
第四种情况是类书所引正史的内容与今本整句甚至整段全然不同，似出自不同的史源。某段文本类书中虽明确标注出自某部正史，但今本正史却无阙文，文字记述也完全不同：
其一，《魏书》卷一二〇上《灵征志上》：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畤、桑干、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后尒朱荣强擅之征也。[44]
《太平御览》卷八八〇《咎征部七·地震》引《后魏书》:
宣武延昌元年，沁州地震，陷，杀人甚众。又累年，沁州秀容敷城鴈门山鸣，地震不止，其年幽州沙门刘僧绍反。明年，胡太后临朝。后天下大兵，太后、少帝为尔朱荣投于河。”[45]
按《太平御览》引《魏书》与今本事同文异，当出自不同史源。
其二，《北齐书》卷四九《张子信传》：
少以医术知名，恒隐于白鹿山。时游京邑，甚为魏收、崔季舒等所礼。有赠答子信诗数篇。后魏以太中大夫征之，听其时还山，不常在邺。[46]
《太平御览》卷七二三《方术部四·医三》引《北齐书》：
张子信少以医术知名，隐于白鹿山，时出京师。甚为魏收、崔季舒所知，尝以诗酬赠，大宁中，征为尚药典御。岁余，谢病归。[47]
《御览》引文与今本《北齐书》事同文异。
其三，《宋书》卷三九《百官志》：
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魏及晋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秩六百石。[48]
《太平御览》卷二三六《职官部三十四·国子祭酒》引《沈约宋书》：
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有仆射。光武增为十五人。盖一经有数家之学故也。皆教弟子。光武改仆射曰祭酒。祭酒者，一位之元长也。[49]
按今本《宋书》此段首尾具周，似无脱文，《太平御览》引文与此迥异。《艺文类聚》卷四六《职官部二·祭酒》引《沈约宋书》，文字与《御览》完全相同。[50]
其四，《宋书》卷三九《百官志》：
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公正元二年，晋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晋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江夏王义恭假黄钺。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51]
《太平御览》卷二五一《职官部四十九·都督护》引《沈约宋书》：
初，选帝置西域都护，以加骑都尉，若谏大夫，护西域诸国。光武建武初，始有督军诸使。至献帝建安中，魏武相汉，遣大将外出督十军、二十军者，始号都督。曹、袁、张、杨之徒虽以三公假节领州郡，然无都督之号也。三国时亦有都护、中都护、左右都护，将军兼督诸军，犹是旧制意也。黄初三年，上军大将曹真始都督中外诸军事，总诸军。高贵（卿）乡公正元二年，晋文帝都督中外诸军事，寻加大都督之号。太始中，置小都督，江左亦时有也。吴朝镇将总兵亦曰都督，大军出为二部，则曰左右都督，分武昌为两部，亦曰左右部大督，其总一者则曰大都督，又绕帐、羽林、无难之属，随事有督，无常号也。至诸葛恪以下辅政，乃都督中外诸军事。蜀关羽在江陵，亦督军州。至张飞、姜维亦为中外都督，如吴、魏也。晋氏以来，宰辅任重者为中外大都督，方伯望隆者亦如大都督之号。凡诸都督虽军号有轻重，无假节也。”[52]
此节今本《宋书》与《太平御览》引文均长达300余字，虽同样都是叙述都督之职掌与沿革，文字却全然不同，当出自不同的史源。
不可否认，类书对于正史的征引并不严谨，很多不太规范的摘抄、节抄、汇抄，大大增加了前刻本时代正史文本的复杂性。还原正史文本，困难重重。而现有的校史思路则执着于有传承有序、版本明确的“完整”版的正史校勘，都是以宋初刻本为祖本的，较少有大段佚文标示。类书所征引正史的佚文，应当引起重视，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唐宋类书和其他古籍对正史的征引，保存了唐宋写本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而独特的校勘价値。尽管《御览》等书所引文字并不完整系统，但年代古远，版本珍贵。
第二，类书所引正史错讹极多，远不及传本精善，有异文者，十之八九都是类书错，但并不影响其独特的文本价值。古本中的错讹，对照今本可以比较轻易地发现并予以校正；今本正史的一些错漏和疑误，经过千年间的不断校定，反而变得隐而不显，不比较类书引文则往往难以察觉。
第三，今本正史最严重的缺失发生在早期流传的写本，一些类书编纂的时间较早，且唐宋类书内部有着不同于正史的传承关系，当世的正史文本缺失可能不似后世严重，存在辑佚的可能。具体到正史佚文文本，众所周知的通识是，在类书的编纂中，大都是做删节，缩略，而除个别串联词句和背景交待之外，极少有凭空增加的内容。由此可以轻易地判断唐宋类书中一些今本所无的内容，绝非类书编纂馆臣所能杜撰，当属正史佚文。
第四，类书等所引正史中，尽管掺杂有其他文本，由于别本史传也已经大多亡佚，辨析其文本亦有史学史的硏究价値。
三
南北朝正史校勘中的佚文措置
关于他校之法，陈垣先生总结为：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把类书及与正史同时代文献援引正史的文字作为一种参校的材料，是古史校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刘毓松《通义堂集》卷五《校刻汉书凡例》：
类书中时代近古者，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之类，所引《汉书》皆唐以前旧本。《太平御览》虽时代较后，然其书多取材于北齐《修文殿御览》所引《汉书》，容有六朝旧本。所当取校，以溯宋本之源。
王瑞来曾据此引申出“注意寻找版本之外的版本进行校勘”的校勘原则，认为“一部古籍的文字，常常被其他古籍所援引，这些援引的文字，我们则可以看作是该古籍的一种版本”，“可以视为重要的校勘之资”。[53]
20世纪70年代，在中华书局标点本正史的整理过程中，唐长孺、王仲荦等学者充分关注和利用了唐宋类书中征引南北朝正史中的佚文史料，取得了丰硕的校勘成果。如《北齐书》卷三五《刘祎传》载：“五子：璇、𤣱、璞、瑗、瓒，并有志节，为世所称。”唐长孺、陈仲安在中华标点本出校勘记云：
《御览》卷三七九（一七五二页）引《北齐书》云：“刘祎五子，并有志行，为世所称。璇字祖玉，聪敏机悟，美姿仪，为其舅北海王昕所爱。顾座曰：'可谓珠玉在傍，觉我质秽’。”按册府卷八八三（一○四六二页）也有这一段，只是误以为刘祎，作“刘祎聪敏机悟”云云，下全同《御览》。此段文字为《北齐书·刘祎传》佚文无疑。原文当详刘璇始末，五子也必不止叙璇一人。”[54]
《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废太子恂传》：“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年四岁，太皇太后亲为立名恂，字符道，于是大赦。”中华标点本校勘记云：
《御览》卷一四八（七二三页）“常置左右”下作“诏曰：'昔涂山有育，美名列于夏典；任姒作配，昌发显于周书。故能辑熙丕緖，祚延八百。自元子诞育，于今四载，而名表未孚于四方，茂实未昭于朝掖，非所以宪章远猷，允光礼度者也。太皇太后亲发明旨，为之立名，依德协义，名恂，字元道。国祚永隆，储贰有寄，无穷之兆，于是而始。’乃大赦天下。”这是《魏书·元恂传》原文。此传自“年四岁”至“于是大赦”，乃北史据此段文字简括。[55]
除《太平御览》之外，唐长孺先生不仅留意类书中引用正史文本佚文，甚至在学人习见的《资治通鉴》中也发现了正史的佚文线索。如《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载高欢诏书：“朕既暗昧，不知佞人是谁，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中华点校本校勘记云：
《通鉴》卷一五六（四八四六页）无“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九字，而下有“倾高乾之死，岂独朕意，王忽对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轻”二十五字，不见本书和《北史》。按《通鉴》叙高欢这一段事多溢出《北史·神武纪》的话，如同卷（四八三六页）载魏主责高欢灭纥豆陵伊利语，同卷（四八四五页）“密诏高欢”语皆是。司马光未必能见到《北齐书》原文《神武纪》，较大可能是采取《三国典略》或《高氏小史》，但其源仍出于《北齐书》原文。像这一条二十五字，决非后人所能妄增，疑当是《北齐书·神武纪》所载诏书原文。[56]
王仲荦在整理《宋书》的过程中，也注意到《太平御览》中保存有《宋书》佚文，并利用这些文字对今本《宋书》做了少量辑补，如《宋书》卷三九《百官志》：“自太尉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皆有长史一人，将军又各置司马一人，太傅不置长史也。”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
据《艺文类聚》四六引《宋书》、《御览》二○六引《宋书》有'晋宣帝为魏太傅，诛曹爽后，置左右长史、掾、属、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领兵，非准例也’。疑是此下逸文。[57]
再如《宋书》卷四〇《百官志》：“庶子四人，职比散骑常侍、中书监令。晋制也。汉西京员五人，汉东京无员，职如三署中郎。古者诸侯世〔禄，卿大夫之子即为副倅，谓之国子，天子诸侯〕子有庶子之官，〔以掌教之〕，秦因其名也。秩四百石。”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
各本并脱'禄卿大夫至天子诸侯’，及“以掌教之”共二十二字，今据《艺文类聚》四九引、《御览》二四五引补。[58]
正在进行中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在充分吸收前辈学者校勘成果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推进，但已发行的几种新校本也暴露出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具体到率先推出的《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等几部南北朝正史，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唐宋类书中有所征引的诸多正史的散佚文本缺乏“版本依据”，或无法准确地定位到今本正史的恰当位置，而被忽略或舍弃，无法入校，致使诸多有价值的珍贵佚文无法被有效利用。整理者在校勘观念上对唐以前写本时代正史传抄中造成的文本缺失程度估计不足，在校勘实际流程中以版本校勘为主，并未把类书等古籍中征引的先宋正史文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版本进行辑录和通校，仍然采取了参校的历史传统，缺乏利用多种类书征引文本通校正史的“反查”过程。这就使一些溢出今本的脱文甚至大段的佚文没有着落。
以下仅就已先后出版的修订本南北朝诸史中的《魏书》《南齐书》《宋书》《梁书》各举一例，做具体说明：
其一，《魏书》卷七二《阳固传》：
军罢，太傅、清河王怿举固，除步兵校尉，领汝南王悦郎中令。寻加宁远将军。时悦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谏，并面陈往代诸王贤愚之分，以感动悦，悦甚敬惮之。怿大悦，以为举得其人。……及汝南王悦为太尉，选举多非其人，又轻肆挝挞，固以前为元卿，虽离国，犹上疏切谏。事在《悦传》。悦辟固为从事中郎，不就。[59]
按《魏书》阳固本传所云，阳固切谏的上疏应当在《悦传》，即《汝南王悦传》，但今本《魏书》卷二二《汝南王悦传》却只载“汝南王悦，好读佛经，览书史。为性不伦，俶傥难测”。[60]未提及阳固切谏之事。《太平御览》卷四五四《人事部九十五·谏诤四》所引《后魏书》却详载了阳固的此通奏疏：
汝南王悦，字宣礼，性不伦，俶傥难测。无故过杖京兆王愉子宝月，悦国前郎中令北平阳固上疏谏曰：“伏闻殿下乃以小怒过行威罚，诚严训有余，而慈惠不足。当今主上幼冲，宰辅用事，履冰践霜，兢业犹恐不济，况肆意非彝，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禄，其可得乎？昔龚遂去国，犹献直言；韦孟离朝，不忘本国。况臣忝荷朝，私猥充谬，举伏隶国，僚闻道有岁，敢不尽言。”悦览之，大怒。[61]
《册府元龟》卷七〇三《宫臣部六·规讽二》亦载此疏:
阳固为汝南王悦郎中令，悦年少，行多不法，亵近小人，固上疏切谏，并面陈往代诸王贤愚之分以感动悦，悦甚敬惮之。后为清河王怿从事中郎。悦性不伦，俶傥，难测，无故过杖京兆王伦子寳月,固虽离国,犹上疏谏曰:“伏闻殿下乃以小怒过行威罚，诚严训有余，而慈惠不足。当今主上幼冲，宰辅用事，履氷践霜，兢兢业业犹恐不济，况肆意非彛，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禄，其可得乎？昔龚遂去国，犹献直言；韦孟离朝，不忘本国。况臣忝属朝，私猥充谬，举伏隶国，僚闻道有岁，敢不尽言。’悦览之，大怒。”[62]
通过以上文本比勘，可知这是一条应校而失校的材料。根据《魏书》本传的记述，阳固奏疏当在《汝南王悦传》，但今本《魏书·汝南王悦传》已阙，后人取北史等补[63]，而《北史》文本经过删节，不载此疏，严可均《全后魏文》亦失收此文。在中华书局修订版《魏书》中，此处文意贯通，且无版本异文，因而未出校记。
其二，《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布帛部一·丝》引《宋书》：
诸葛阐上言：“夫岁时有利害之收，而蚕桑有经常之苦，机杼居不变之勤，而民用有奢俭之异。今南至有五丝命缕之服，仲夏北至，比肆连行，纠绳縻无用之工，玄黄侵衣章之费，饰彩虽贵，始无所入，尺绝寸分，终于捐弃。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费，愽矣。谨率愚管，谓宜禁革。”[64]
此段文字今本《宋书》不载，亦不见于南史。诸葛阐，当为诸葛阐之，据《宋书》卷五《文帝本纪》：“（元嘉四年三月）壬寅，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富阳令诸葛阐之之议也。”[65]《太平御览》所载即为诸葛阐之具体奏疏的内容，严可均《全宋文》失收。但《宋书》无诸葛阐之传，文本无所措置，因而《宋书》点校修订本并未出校。
其三，《南齐书》卷五二《文学陆厥传》：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66]
《太平御览》卷五八五《文部一·叙文》引《齐书》：
陆厥字韩卿，少有风槩，好属文。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啇，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67]
《太平御览》所见引《齐书》文字，亦见于《南史》卷四八《陆厥传》[68]，通常认为是《南史》所补[69]，是南朝文学史经常被征引的重要史料之一。但从前后句式结构判断，此节不似《南史》所补，而是今本《南齐书》所脱，似应出佚文校。
其四，《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海南》：
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万善庄严，一切恭敬，犹如天净无云，明耀满目，天子身心淸净，亦复如是。道俗济济，并蒙圣王光化，济度一切，永作舟航，臣闻之庆善。我等至诚敬礼常胜天子足下，稽首问讯。今奉薄献，愿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幷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眞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70]
《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四夷部八·盘盘国》引《梁书》：
盘盘国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王曰杨栗翨，栗翨父曰杨德武连，以上无得而纪。百姓多缘水而居，国无城，皆竖木为栅。王坐金龙床。每坐，诸大人皆两手交抱肩而跪。及其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就王乞财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滥，次曰昆仑帝也，次曰昆仑勃和，次曰昆仑勃帝索甘。且其言，昆仑、古龙声相近，故或有谓为古龙者。其在外城者曰那延，犹中夏剌史、县令。其矢多以石为旋，矟则以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读佛经，皆食肉而饮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饮食酒肉，读阿修罗王经，其国不甚重之。俗皆呼僧为比丘，呼道士为贪。
这段230余字的佚文，详尽介绍了盘盘国的方位、礼俗、宗教、官制及使用铁器的生产水平，为今本《梁书》所无。十分重视类书中正史佚文的王仲荦曾撰写过一篇专题论文《从〈梁书〉佚文考盘盘国的方位》，将类书所引正史佚文作为基础史料。王仲荦认为“这条《梁书》佚文，和《通典·边防典》的文字基本相同，疑《通典》即据《梁书》佚文。” [71]
以上诸例，新出修订版正史未予施校的原因是多方面，并不反映校刊者的工作态度和学术水平。几部已刊修订本正史的整理者不仅都有丰富的文献整理经验，而且多是从事相关历史研究的一线研究专家。相关史料问题很可能已经反应在未刊校刊记长篇中，只是囿于修订本的校勘义例，未能体现在校勘记中。
整体看来，修订版南北朝诸家正史在佚文处置方面所反应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校勘观念上，对唐以前写本时代正史传抄中造成的文本缺失程度估计不足；在校勘实际工作流程中，以版本校为主，并未把类书等古籍中征引的先宋正史文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版本进行辑录和通校，仍然采取了参校的历史传统。
其二，在校刊原则上过分强调了版本依据，对于今本正史的完整性和权威性过于信赖，对类书等征引正史文本的校刊原则不够统一，小有同异时，尚可引类书文本以为书证，当出现大段同异时，则出于对类书征引正史文本本能的不信任，主观认定类书标引不确，来源不明，不予施校。
对研究者来说，校史的重大发现，每每在既有版本之外，如陈垣、唐长孺利用《册府元龟》对《魏书》补充的缺页，成为校勘史上的一大典范。前辈学者利用类书材料发现正史佚文固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这些成果的取得，多依赖老一辈学人的博闻强识和慧眼偶得，并未形成规范的工作流程。当年的修订校勘工作，流程仍是参校而非通校，即版本比勘中出现问题再去查阅《御览》《册府》《通志》等，缺乏用后几种文本通校正史的“反查”过程。这就使一些溢出今本的脱文甚至大段的佚文没有着落，而这些珍贵的史料对于古史研究其实才是最迫切需要的。
事实上确实存在一些佚文文本无法落实到今本正史的问题，即按照现有的校勘流程无法容纳部分正史佚文。这一校勘难题，在许多成熟古籍的校勘工作中已经基本解决，如《世说新语》的整理。众所周知，唐人所传《世说新语》即有八卷、十卷本，在宋经过晏殊等人的删削，至南宋始定型。唐宋时期流行的众多抄本多有逸出今本的文字，散见于当时的类书、别集、笔记当中。南宋以后，《世说新语》定型并刊刻流传，其他钞本也随之消亡。因此，对于《世说新语》的辑佚，需要依据宋以前的文献征引。民初学者叶德辉、日本学者古田敬一等，都曾辑录过《世说新语》佚文，当代通行的多种整理本《世说新语》，大都以“附录”的形式，把《世说》佚文作为重要内容附于书后。
同样是古籍中的佚文措置，学界对于先秦汉魏诸子的整理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整理范式。仅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为例，大部分整理古籍中都设置“佚文”一节，以收录其他古籍中所引诸子相关佚文，如王利器《新语校注》附有《新语佚文》[72]；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附有《新书未收文赋及佚文》[73]；王利器《盐铁论校注》附有《佚文》一节[74]；向宗鲁《说苑校证》有《佚文辑补》一节[75]；吴则虞《白虎通疏证》附有刘师培《白虎通义佚文考》[76]；彭铎《潜夫论笺校正》附有《佚文》一节[77]；孙启治《政论校注》附《佚文》一节[78]；孙启治《昌言校注》附《佚文》一节[79]；孙启治《中论解诂》附《佚篇》一节[80]；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附《慎子逸文》一节[81]；钟哲《韩非子集解》附《佚文》一节[82]；傅亚庶《孔丛子校释》附《孔丛子佚文》一节[83]。借鉴这种整理方式，将今本正史无从措置的佚文单独辑出，作为附录刊于书后，当是一个可行整理方案。当然，这一方式的实施，需要以唐宋类书分类分目辑录和比勘等基础工作为前提，尽管工作量巨大，在古籍全面数字化的当下，并非不可能完成。
王瑞来在谈及古籍校勘原则时，曾经中肯地提出：
在我看来，整理古籍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扫除古籍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还原古籍的本来面目，给古籍留下一部定本。二是面向读者，为研究者提供基础资料。两者尽管并不矛盾，但碍于校勘惯例，一般都倾向于前者。窃以为古籍整理也当面向未来，因此尤应注重后者，除了汇注校笺之外，普通点校也应适当对惯例有所突破，为方便研究者着想，在不改动古籍原文的铁则前提之下，尽可能把校勘之际发现的相关资料不加割舍，简洁地记在校勘记中。如此施校，功德无量，善莫大焉。[84]
至于一些学者担忧的所谓“校书而书亡”的危险，在数字化时代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校勘中，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要留给读者，这是负责任的态度” 。[85]
正史校勘的目的，是便于研究者高效、充分地利用传世史料，在新的校勘环境下，应考虑适当突破一些传统的惯例，以辑佚和校勘相互配合，相互印证，庶几可以避免舍本逐末、网漏吞舟的疏误。古籍文本的数字化使海量唐宋类书等典籍与传世正史的互校成为可能，也基本消除了所谓“校书而书亡”的隐忧，搜求佚文，扩大史料视野，应当是正史校勘的重要努力方向之一。借鉴学界对汉魏子部文献的整理范式，广泛搜求佚文，以附录的形式广泛罗列佚文和相关疑似文本，当是一种可行的操作方式，且能够为史料极度匮乏的古代文史硏究提供一些新鲜的原料，嘉惠学林，善莫大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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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书》，中华书局，1973，第1904页。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仁宗天圣二年，中华书局，2004，第2358页。
[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4页。
[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97页。
[5]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814页。
[6]鲁明、胡珂：《北宋校刻南北朝七史事发微》，《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第279页。
[7]吴玉贵：《唐书研究》，刘迎秋主编《社科大讲堂·史学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8]《高似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第253页。
[9]《魏书》，中华书局，1974，第119页。
[10]《太平御览》，第3307页。
[11]《魏书》，第3065页。
[12]李正奋：《魏书源流考》，《国学季刊》3卷2期，1929年，第370页。
[13] 《周书》，中华书局，1971，第931-932页。
[14]晁说之：《嵩山文集》，《四部丛刊续编》，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旧抄本。
[15]唐长孺：《魏书出版说明》，《魏书》，第5页。
[16]陈连庆：《标点本〈北齐书〉校议》，《中国历史文献硏究集刊》，第3集，岳麓书社，1982。
[17]吴玉贵：《唐书辑校》，中华书局，2008。
[18]吴玉贵：《唐书辑校》。
[19]笔者对于《太平御览》所引诸家正史比勘的相关成果，详见《〈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9集，商务印书馆，2014年；《〈太平御览〉所引〈宋书〉考》，《文史》2016年第4辑；《〈太平御览〉所引〈隋书〉比勘》（待刊）；《〈太平御览〉所引〈北齐书〉佚文小辑》（待刊）。
[20]《宋书》，第1535页；《宋书》修订本，第1675页。
[21]《太平御览》，第1215页。
[22]《艺文类聚》，第119页。
[23]《宋书》，第1850页；《宋书》修订本，第2022页。
[24]《南史》，第589页。
[25]《太平御览》，第745页。
[26]《宋书》，第2278页；《宋书》修订本，第2502页。
[27]《南史》，第1860页。
[28]《太平御览》，第2300页。
[29]《太平御览》，第4085页。
[30]《北史》，第1217页。
[31]《隋书》，第41页；《隋书》修订本，第45页。
[32]《太平御览》，第2815页。
[33]《太平御览》，第3370页。
[34]《北史》，第661页。
[35]《太平御览》，第3773页。
[36]《北史》，第1963页。
[37]《太平御览》，第754页。
[38] 《太平寰宇记》卷五五《河北道四·相州》，中华书局，2007，第1134。
[39]《魏书》，中华书局，1974，第1218页。
[40]《太平御览》，第3351页。
[41]《太平御览》，第782页。
[42]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河北道·相州》，中华书局，1983，第451页；《太平寰宇记》卷五五《河北道四·相州》，第1134页。
[43]《太平御览》，第2914页。
[44]《魏书》，第2987页。
[45]《太平御览》，第3910页。
[46]《北齐书》，第680页。
[47]《太平御览》，第3202页。
[48]《宋书》，第1228页。
[49]《太平御览》，第1116页。
[50]《艺文类聚》，第829页。
[51]《太平御览》，第1217页。
[52]《太平御览》，第1185页。
[53]王瑞来：《概说版本校》，《古籍校勘方法论》，中华书局，2019，第9页。
[54]《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第473页。
[55]《魏书》，第594页。
[56]《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第15页。
[57]《宋书》，第1220页。
[58]《宋书》，第1254页。
[59]《魏书》，第1612页。
[60]《魏书》，第593页。
[61]《太平御览》，第2087页。
[62]《册府元龟》，第8487页。
[63]校勘记点校本：“《魏书》卷二十二 诸本目录此卷注阙。卷后当有宋人校语，传本脱去。殿本考证云：'魏收书阙，后人所补。'检传文也是以北史卷一九孝文五王传补，溢出字句，当出《高氏小史》。《北史》五王传也有残缺，如广平王怀传只存三十五字，汝南王悦传也多缺文，此传亦同。”（第594页）
[64]《太平御览》，第3616页。
[65]《宋书》，第76页。
[66]《南齐书》，第898页；《南齐书》修订本，第990页。
[67]《太平御览》，第2637页。
[68]《南史》，第1195页。
[69]高敏：《南北史考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229页。
[70]《梁书》，第793页。
[71]王仲荦：《（山昔）华山馆丛稿续编》，中华书局，2007，第501页。
[72]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2012。
[73]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
[74]桓宽撰集，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
[75]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
[76]班固撰集，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
[77]王符撰，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
[78]崔寔撰，孙启治校注《政论校注》，中华书局，2012。
[79]仲长统撰，孙启治校注《昌言校注》，中华书局，2012。
[80]徐干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中华书局，2014。
[81]慎到著，许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13。
[82]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
[83]傅亚庶：《孔丛子校释》，中华书局，2011。
[84]王瑞来：《他校亦记异》，《古籍校勘方法论》，第27页。
[85]王瑞来：《底本不误亦出校》，《古籍校勘方法论》，第13页。
原刊《唐宋历史评论》第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此据刊行本校样。感谢陈爽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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