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欧洲学者最早提出的概念。古希腊、罗马学者的《历史》《博物志》《地理志》等著作中，即记述了传说中通往“丝国”的贸易道路。13世纪末以来《马可波罗游记》的风靡，强烈激发了西方对神秘繁荣的东方世界的向往，逐渐促成了西方汉学的兴起和18世纪末以来“东方学”的热潮，开启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先河。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李希霍芬等西方人在中国大规模游历、探险和考察，“丝绸之路”的概念由此被正式提出和确认，并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从一开始，丝路研究就尤其重视考古工作，强调通过古迹的实地考察获取资料、复原历史。从1927年中瑞联合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相关学术活动开始，中国的丝绸之路考古事业逐渐起步，并在接下来的30余年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才形成体系。在中国丝绸之路考古诞生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学者，正是黄文弼先生。
▲ 黄文弼晚年肖像
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原本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但一直对金石、博物之学有浓厚的兴趣。
1927—1930年，他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会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并作为考古方面的代表，奔赴内蒙古、甘肃、新疆考察古迹，这是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沿线首次开展系统的科学考古工作。
1933—1934年，他又以教育部考察新疆文化专员身份，与斯文·赫定第二次赴新疆考察。
▲ 黄文弼手绘第一次西北考察的路线图
1927年4月，黄文弼加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始了为期三年半的第一次西北考察。图为黄文弼手绘的考察路线图。
1937—1947年，黄文弼在西北大学（包括其前身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并先后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建和张骞墓的考古发掘与修缮，主持了多项教学科研活动，并于1943年随“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沿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进行第三次丝绸之路沿线考察。
1947年，黄文弼返回北平，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1958年，他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第四次赴新疆考察。
30余年间，黄文弼在中国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四次考察，总行程38000余千米，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壮举，他被誉为“西北考古第一人”“新疆考古第一人”。他的学术经历与成就，对中国丝绸之路考古事业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 黄文弼拍摄的苏巴什遗址古塔
1928年黄文弼首次对其进行了调查发掘，1958年再次对苏巴什遗址的小城、佛窟及三座土坯塔进行了调查测绘。2014年，库车苏巴什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遗址点构成，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首先，黄文弼明确了丝路考古研究的基本定位——面向国家急需。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起，就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己任。黄文弼等最早从事丝绸之路考古的学者，更是饱含热忱的家国情怀，把国家和民族的需求作为首要的学术追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四伏，殖民主义和分裂势力猖獗。西方学者和探险家们，如俄国人克莱门茨、瑞典人斯文·赫定、匈牙利人斯坦因（后入英国籍）、德国人维德尔、法国人伯希和，以及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等，纷纷在中国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开展了一系列以考古为主题的考察活动（尽管不一定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他们在取得不俗收获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强调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沿线文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提出诸如“中国彩陶西来说”“中国对新疆只有军事政治之发展而没有文化之影响”等臆断和谬论，对中国的边疆安全非常不利，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一大困境。
中国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1926年，中国学术团体为捍卫国家权利，强烈抵制斯文·赫定的中国西北考察计划。后经过协商，才组成了中瑞联合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由徐炳昶（字旭生）和斯文·赫定共同担任团长，中外双方学者共同参与。
作为考古方面的代表黄文弼，在坚持科学态度的同时，也一直在考察研究中为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上正名。老弄苏木（敖伦苏木）古城的碑刻、黑柳图的汉代军营、居延堡的汉简、黑城的宋元瓷器、额济纳的汉代长城、哈密的明清烽燧、吐鲁番的文书和壁画、塔里木盆地的汉唐古城和刻石、罗布泊深处的汉代土垠遗址，一处处重要的新发现，无不彰显着古代中国对西北边疆有力的经略和治理。他在考察结束后，及时出版了《高昌陶集》等著作，论证了新疆彩陶的文化渊源，否定了中国彩陶西来说。并提出东西文化“两期推进说”，客观公正地评述了东西方文化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在新疆的主导地位，用实证资料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
▲《高昌陶集》
黄文弼《高昌陶集》于1933年由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是“三记两集”之一。该书通过新疆彩陶的断代，反驳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提出的“中国彩陶西来说”。
经过历次考察，黄文弼深感当时中国薄弱的边疆意识，导致帝国主义者趁机“挑拨我们民族感情，离间我们民族团结”，认为中国将来的国防问题，不在东南，而在西北，西北的国防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及文化问题，要保卫大西北首先就要注重西北文化，西北的文化发展应同于内陆。任教西大期间，他响应西北大学“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办学理念的号召，倡导并推动了全国最早的边政系之一的设立，将自己对丝路考古的认识贡献于边政教育，“以期造就一些专门人才，去服务边疆，去巩固边疆，去繁荣边疆”。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战略防御阶段，坚定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战的信念就成为国家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时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黄文弼参与了由该校考古委员会组织的城固张骞墓的调查、发掘与修缮。张骞历经十余年，九死一生，但仍然坚定信念，完成了“凿空西域”的壮举。张骞墓考古的目的，正是为提倡这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在发掘修缮工作结束后，西北联合大学还通过举办面向社会的展览，组织师生进行为英雄扫墓暨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典礼等活动，积极为全民抗战的热潮贡献学科力量。1946年，黄文弼还撰写了《班超》一书，表彰了班超数十年经营西域的功业，希望用班超“勇敢强毅之精神，灵敏活泼之手腕，简易宏博之襟怀”继续鼓舞中华民族反抗侵略和压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考古事业急缺专业人才。特别是地域广大的新疆地区，考古人才更是捉襟见肘。已经64岁高龄的黄文弼依旧急国家之所急，主动请缨，第四次赴新疆考察，还专门吸纳了新疆当地的基层文物考古从业人员，尤其是少数民族业务骨干，为新疆的考古事业培养和锻炼了第一批人才队伍，奠定了今日新疆考古的格局。
▍其次，黄文弼确定了丝绸之路国际联合考古的基本原则——维护主权和平等合作。
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国际联合研究是必要的手段，也是必然的趋势。然而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下，欧洲相较东方总是处于强力和优势地位，国际合作往往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黄文弼参与的两次中瑞合作西北考察，中方虽说名义上取得了与外方平等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学者遭受不公待遇乃至中国主权遭受肆意侵犯的状况时有发生。
第一次西北考察的经费，本是斯文·赫定以开通柏林至北京的航线为由，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筹集的。但如果这条航线开通，航空权显然不可能掌握在中国手中，反而为西方直接干预中国内陆事务提供了便利，其目的本身并不纯正。在考察过程中涉及任务的分配，斯文·赫定有时也怀有私心，黄文弼申请前往的区域，他要么不批，要么就让瑞方考古学家贝格曼去，把机会最大的区域留给外国人，只给中方学者安排发现机会少的区域。甚至外国学者有时不顾禁令，私自测绘地图、挖掘文物，无视中国的主权。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学者选择忍气吞声，甚至配合外国人的非法行动。但是黄文弼却时刻不能容忍，屡次与西方人较劲乃至发生冲突。在刚加入考查团时，他就指出自己的任务“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1928年考查团抵达迪化（乌鲁木齐）后，黄文弼与徐炳昶一起努力劝说新疆军阀，成功阻止了德国开通柏林—北京航线的计划，虽然失去了汉莎公司的资助，但维护了中国的权益。在考察过程中，对地点的不公平分配反而激发了黄文弼的斗志，他付出比旁人更多的努力，多次孤身深入未知区域考察，最终采集的古物数量甚至要超过贝格曼。对于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黄文弼更是予以坚决的斗争，在居延海时，他支持徐旭生团长制止了瑞典人那林违规测绘地图的行为。1934年第二次考察中，更是多次阻止、举报斯文·赫定在新疆非法盗掘文物的行为，导致两人发生正面冲突并就此交恶。即使如此，黄文弼宁愿自己遭受诋毁和不公正待遇，也要坚定不渝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通过抗争追求平等，维护国家主权。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黄文弼还曾被西北大学推荐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战时文物损失调查团”，准备赴日本追回被侵略者掠夺的中国文物，黄文弼为此做了积极准备，可惜未能成行。1960年2月，黄文弼又与尹达、夏鼐、徐炳昶、郭宝钧等人共同发表抗议文章《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劫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可以说在维护国家主权、追求公平方面，黄文弼一直屹立在战斗前沿。
▲ 1957年5月，黄文弼与中国科学院同事合影，左起分别为苏秉琦、徐炳昶、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
▍最后，黄文弼确定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基本领域和理论方法。
丝绸之路考古之所以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专门方向，因为有其特有的研究领域和理论方法，并不是说在古代丝绸之路所在区域做过考古工作就算丝绸之路考古了，而是要通过研究丝绸之路沿线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重建古代交通路网，探讨东西方不同文明间互动交流的内容、形式、深度与广度。从这一点来看，黄文弼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系统从事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学者，对该项研究有颇多的开创。
交通路网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一直是黄文弼关注的重点。他的《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考》《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河西古地新证》《古西王母国考》《大月氏故地及西徙》《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迁徙》《论匈奴族之起源》《前汉匈奴单于建庭考》《高昌疆域郡城考》《略述龟兹都城问题》《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历史上的河源问题》等论著，详细分析了两汉丝路沿线古城、古国、古人群的分布位置、关系和不同时期交通线路的细节复原及变迁历史；而《汉通西域后对西域之影响》《雅尔崖古冢中陶器之研究》《兽形足盆形象考释》《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绢画伏羲女娲神像图说》《汉文写本残纸简释》《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波斯古史及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等，则详细分析了丝路沿线不同文化因素及其来源，是最早专门研究丝路文化交流的系列著作。其中很多思路和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丝绸之路沿线古代文明具有复杂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要做好丝绸之路考古，就必须谙熟历史、民族、宗教、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众多人文、自然学科的相关知识。黄文弼本就具备深厚的历史文献功底，在长期的实践中又逐渐提高了田野考古业务素质。他所参与的历次考察，多有从事不同专业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参与；而他在考察时热心社会，关注民生，对民族、风俗、宗教等亦多有涉猎；还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将“文献史籍、考古新材料和实地考察三者结合起来”。由此黄文弼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多学科综合考古研究的学者之一就不足为奇了，从他的诸多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他对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成果的熟练掌握。特别是1943年举办的学术讲座《考古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他详尽陈述考古学与历史学、地理学、语言文字学、地质学、人类学的关系，并指出除此之外，化学、动植物学对考古学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这种理念在今天看来仍相当先进。
▲ 学术讲座：考古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
黄文弼《学术讲座：考古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刊于《读书通讯》第78期，1943年，第4—5页，从中可见黄文弼先生广博的治学眼光和不以学科畛域自限的学术格局。
黄文弼还将自己多学科的理念应用于教学。在西北大学设立的边政学科，必修课程即包括边政学概论、中国边疆史、中国边疆地理、边疆语文（分蒙藏回文）、人类学、民族学、语音学、考古学、边疆社会调查等，此外还有多门选修科目。至于边政系的课程实践，则包括骑马术、游泳术、摄影术、绘画术等。边政系学生们每年6月前后，都要安排前往西北甘、青、新等地实习，对考古、历史、民族、民俗、宗教等进行综合考察，“俾达学以致用之目的”。
今天，中国的丝绸之路考古事业不断发展，蒸蒸日上。面向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需求，丝绸之路考古采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在多个领域获得了显著突破，为恢复丝绸之路真实历史风貌、维护边疆安全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考古人的足迹不仅仅遍布国内，在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乃至欧洲的丝路沿线，都有中国考古的旗帜飘扬。中国学者始终以平等、开放、包容的理念，与各国学术机构和学者精诚合作，积极推广中国的考古理念和技术，同时尊重当地的国情、文物和历史，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赞许，传播了文化、传递了友谊、促进了丝路沿线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这不仅传承发扬了黄文弼等先驱者对丝绸之路考古事业的开辟之功，也是对他们最大的告慰。
注释（略）
本文摘编自《黄文弼与丝绸之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10）一书。
ISBN 978-7-03-063633-1
责任编辑：孙 莉
本书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文物照片以及档案资料，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开创者，被誉为“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先生的生平履历和主要成就。本书适合于从事文物考古、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关注的广大学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公众参考阅读。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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