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分布于陶寺村、东坡沟、沟西村、中梁村、宋村四个自然村，以陶寺村命名，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遗址处于太岳山脉余脉崇山（俗称塔儿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过渡的缓坡状黄土塬上。遗址1958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78年正式考古发掘，迄今已经43年，取得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完备”城址，有着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住区等明确的功能分区（图1）。其中宫殿区作为一处大型都邑类遗址最为核心的功能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区域，自2013年至2017年，历时5年的发掘逐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13万平方米宫城的存在，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十三五”期间，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被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该项目的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继续联合，于2018年开始持续对宫城内的最大夯土建筑基址ⅠFJT3（现更改为1号宫殿基址）进行发掘。
图1 陶寺遗址平面图及FJT3（一号宫殿基址）位置
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院继续联合组队，组织各类层次发掘人员，并结合两家单位科技中心、文保中心相关人员按既定发掘计划，开始本年度的发掘工作。田野发掘从2021年3月11日始，7月4日结束。发掘总面积1490平方米，较为全面的揭露了1号宫殿基址，取得重大收获。发掘基本弄清了1号宫殿基址的规模、四至、堆积、年代、布局结构，对性质有了初步的了解。
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ⅠFJT3（1号宫殿）位于陶寺遗址宫城内陆势略高的东南部。该大型建筑被破坏较为严重，建筑地面大多已不存在，多余其基础部分，西南角梯田断崖以下被破坏至生土，残余少量夯土基础。夯土基址平面大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84米，东西宽76.5米，面积近6500平方米（图2）。基址的四至比较明确，东南、东北与西北拐角规整清晰，西南拐角被破坏掉。基址南边线近中部的夯土向南延伸一段，南北长约5~6米，东西宽10米，疑似其南门址。目前，基址之上发现有明确的宫室建筑1座（编号D1）、疑似宫室建筑1座、房址3座等重要建筑，另有大量灰坑以及人头骨坑H235与水井H236等。
图2 1号宫殿基址
发掘弄清了宫室建筑D1的规模、布局结构、年代等问题。D1东西长约26.8米，南北宽20.3米，总面积540余平方米。之上发现有三排18个柱洞，柱网结构比较清晰（图3）。柱洞直径一般40厘米左右，柱坑多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在0.8~1.2米。柱洞底部多有柱础石，有些础石周边填有石块以加固柱子。夯土台基仅余其基础部分和残余柱坑柱洞，从柱网结构判断，南北二进深，东西面阔7间。该宫室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此外，D1西部发现一道夯筑较好的墙垣，整体呈“U”形，两端与D1西边缘相连接，墙宽0.9米左右，性质与功用不明，或许是D1西部的附属建筑。
图3 主殿D1平面图
D1以北也发现有较好的板块夯土，但被破坏严重。基础之上残留有3个柱础，已露出柱础石。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个疑似柱础之间的对应距离约12.5米，与D1南北两列柱洞的间距基本相等。该宫室建筑是否存在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确认。
宫室建筑D1以东近2米处发现一座大型房址，编号F37（图4）。F37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0.85米，南北宽长度9.65米，面积100余平方米。房址为地面建筑，带有围墙，墙宽0.65米~1米之间，挖有深约30厘米的基槽，墙体残高8~12厘米，黄花土，较纯净。南墙中间开门，门址朝南，门道宽约1.6米。房址地面为烧烤地面，较为坚硬，并非常见的白灰皮地面。房址建筑于1号宫殿夯土基址之上，位于大型宫室建筑D1之东，并与之同时，年代不晚于陶寺文化晚期，推测为陶寺文化中期始建，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其性质或功用特殊，可能为宫室建筑D1的附属建筑。
图4 F37平面图
在F37的东南发现一座小型房址，编号F39（图5）。平面为圆角近方形，长约7.2，宽7米，墙宽1~1.2米，面积50.4平方米。门址朝西，宽1.2~1.6米，带有浅坡道。室内为白灰皮地面，中间位置见有方形灶面。房址西北角留有7块牛肢骨。F39地面之上发现一件铜器残片，器形难以判断。F39与F37大体同时，F37室内面积小，墙却较厚；门向西，似乎有意朝向F37或D1。此外，室内发现集中摆放得牛腿骨。推测其性质或功用特殊，可能也是宫室建筑D1的附属建筑，类似储藏室。
图5 F39平面图
在F39以东新发现4个排列有序的柱洞，且与D1南排柱洞在同一条东西线上，周围未发现其他柱洞以及与建筑密切相关的遗迹。柱洞直径0.27至0.45米不等，柱坑直径0.6米至0.68米不等，底部均有柱础石。
在F39以南再次发现房址F40（图6）。F40平面同样为圆角近方形，东西长6.7米、南北宽6米，墙宽0.5~09米，面积40.2平方米。西墙有缺口，应为门址所在，宽1.75米，朝向西，与F39相同。该房址残存有墙体和部分屋内陆面，为常见的白灰皮地面，但更为重要的是白灰皮地面十分讲究，有精细的刻划与戳印装饰（图7），确证了以往宫殿区灰坑中见到的装饰白灰皮为宫殿房屋建筑所有的推测。此外，白灰皮地面之上较大面积的覆盖有一层较薄的白灰皮。推测可能属于该房子墙面，倾倒后压在地坪之上。F40建筑于1号宫殿夯土基址之上，年代不晚于陶寺文化晚期，或与F37、F39大体同时，推测为陶寺文化中期始建，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陶寺文化晚期彻底废弃。F40东墙与F39东墙大体在同一南北线上，这样F37、F39、F40很可能是主殿D1东部的一组建筑。F40性质或功用特殊不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7 F40白灰地面
此外，1号宫殿基址北部边缘中间部分，夯土基址之上存在明显的陶寺文化晚期的填垫土，地势倾斜，台基明显高出。经过解剖，怀疑此处是1号宫殿基址北边的出入口或门址所在。
1号宫殿基址之上及其周边还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存，如人头骨坑H235和水井H236等。H235集中埋葬10个人头骨以及个别颈椎骨（图8），人头骨上有明显的方形或圆形创伤孔，男性与女性均有，以青壮年为主。H235打破1号宫殿基址，与之不同时，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H236平面圆形，十分规整，钻探应为水井，未发掘至底，年代早于1号宫殿基址，为陶寺文化早期。
图8 人头骨坑H235
1号宫殿基址的发掘出土了陶器、骨器、玉器、铜器等小件120余件，其中一些器物比较精美或少见，十分重要。在F37以东1号宫殿基址表界面上出土一件铜璧形器，圆环形似玉璧，器体带有两周28个小长形镂空，内外均为14个，此类铜器，形制特殊，史前罕见（图9）。
图9 铜璧形器
F40屋内陆面以上堆积中发现有零枚鳄鱼骨板。以往陶寺鳄鱼骨板大多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多是随葬鼍鼓的遗留，房址堆积中发现鳄鱼骨板在陶寺遗址尚属首例（图10）。夯土基址东部夯土中出土2块作为颜料的赭石，通体朱红，一面已研磨成平面（图11）。在F39以外东北部夯土表界面上发现1件研磨棒，非常精美，圆杵状体，研磨面十分平整光滑，并残留有明显的红色颜料痕迹（图12）。在叠压1号宫殿基址的陶寺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1件玉笄，圆锥体，磨制精美，在肖家屋脊文化或后石家河文化中常见（图13）。
图10 鳄鱼骨板
图13 玉笄
此外，还发现4件陶楔形器和1件箭杆整直器。陶楔形器应为建筑材料一类遗物，具体用途不明（图14）。箭杆整直器以往发掘中也十分罕见（图15）。
图15 箭杆整直器
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1号宫殿基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初步弄清了其规模、四至、堆积、年代、布局结构，并对性质有了简单的了解，意义重大。第一，发掘确认了宫城内最大宫殿建筑的存在，面积达6500平方米，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第二，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第三，该建筑基址延续使用时间长，显示出特殊的功用，或为“殿堂”一类建筑。第四，建筑基址之上的主殿D1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总之，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未来计划作少量的补充发掘与适当解剖，以较为全面的推进该建筑基址的相关研究，尤其科技考古与建筑技术层次的研究。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临汾市陶寺遗址管理中心
项目负责人：高江涛
主要参加人：何努、田建文、赵宝贝
执笔：高江涛
图文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责编 | 静 静
初审 | 高振华
终审 | 郑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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